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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立:跨境破产案件的司法应对

作者: 时间:2018-08-07 阅读次数:198 次 来自:《人民司法?应用》2018年第22期

 

跨境破产案件的司法应对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审判员 宋建立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我国企业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一些重大的跨境破产案件不可避免地波及我国债权人和位于我国境内的财产,而且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已经对我国破产程序给予了承认和协助,因此,无论基于经济发展现实需要还是破产司法合作需求,都有必要借鉴国际上最新的破产立法成果和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境破产司法制度,以应对日益丰富和复杂的实践问题。我国跨境破产司法制度的完善仍将遵循国际社会公认的破产程序、制度与原则,适当引入外国主要破产程序概念和主要利益中心制度。应平衡好跨境破产司法协作与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细化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的原则性规定,在不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构建积极、友好、开放、透明的跨境破产法治环境,进一步促进和服务跨国经贸交往与合作。


全球经济周期性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的背景下,跨境破产已成为跨国经济活动中的新常态,跨境破产案件日趋增多,寻求跨境破产司法合作不可避免。如果一概拒绝外国破产程序,不考虑破产的域外效力,显然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也会阻碍国际间的经贸合作。跨境破产司法合作的目的主要是更好地保障各方当事人的正当权利,避免跨境破产程序间的重合与冲突,提供及时有效的司法补救措施并尽可能使破产财产达到价值最大化。如何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往来,并在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和跨境破产司法合作中寻求平衡,是各国破产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我国跨境破产司法合作的必要性

跨境破产的国际司法合作主要指的是不同国家司法机关针对同一债务人的数个破产程序之间的协调。在跨境破产案件中,同一个债务人面临数个国家的破产程序时,必然会需要本国程序与外国程序的协调,或者数个寻求本国承认的外国程序之间的协调,因此,司法机关在协调数个程序之间的冲突时,应当建立相应的国际司法合作规则,以妥善、有序地处理相关冲突。

韩国韩进海运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韩进海运)是集装箱运力排名世界第七的海运公司。2016年8月31日,韩进海运向韩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同年9月2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决定对韩进海运启动重整程序。重整程序属于破产保护的范畴,破产保护旨在为制定破产重整计划争取时间,就债务偿还期限、方式以及可能减损某些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作出安排,迅速获得外国法院的破产保护是韩进海运破产重整成败的关键。在经历了半年多的重整努力后,2017年2月17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正式裁定韩进海运破产,至此,正式宣告了世界航运史上最大的破产案件。韩进海运的破产危机在全球范围触发大量法律纠纷及诉讼风险,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韩进海运向43个国家申请承认其在韩国的破产程序,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针对韩进海运的韩国破产程序进行承认,并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救济。在韩进海运跨境破产案中,虽然韩进海运在我国构建了完善的服务网络且存在大量在华财产,但韩进海运的破产管理人并未向我国法院提交破产保护申请,其中不乏缺少对我国跨境破产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误解以及程序成本等方面的担忧。事实上,国内一些航运公司明确反对承认韩国破产程序,均认为如果承认韩国破产程序,将损害我国国家利益,助长韩进海运的不负责行为。而美国联邦破产法院在浙江尖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对我国浙江海宁法院的破产裁定快速予以承认,并高效协助将债务人海外财产纳入我国国内破产管理程序中,对于破产重整程序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也系美国法院首次承认我国破产程序的案件。两个案例所反映出的司法理念和价值取向,值得我国跨境破产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反思。

在跨境破产问题上,我国立法采取修正的普遍主义原则,既突破了地域性原则的限制,又克服了纯粹普遍性原则的不足。如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本法开始的破产程序,对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财产发生效力。”该条规定了我国破产程序具有域外效力。第二款规定:“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案件的判决、裁定,涉及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财产,申请或者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裁定承认和执行。”该款是对国外破产裁定在我国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条件作出规定,因此,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的规定是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进行跨境破产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虽对跨境破产进行了原则性的制度设计,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跨境破产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规则已落后于跨境破产实践的现实需求,即在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不涉及破产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情况下,是否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实质是一个单边问题,是否给予外国破产程序以礼让,根本取决于我国的司法态度。从短期效果看,不考虑破产的域外效力,一概拒绝外国破产程序,有利于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的实现,但也会造成今后我国破产程序被他国一概拒绝的僵局。从长期效果看,未来我国境内企业参与境外的破产案将大幅增加。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也就是说,将有越来越多的破产程序可能寻求境外法院承认,以便于我国企业追收债务人的境外资产。确立跨界破产合作制度有利于保护我国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财产权益,也有利于我国债务人整合全球经济资源完成重整、获得新生,因此,权衡利弊,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司法机关之间就跨境破产事宜的协调,构建积极、友好、开放的跨境破产法制环境,有助于促进与服务跨国经济的交往与合作。

二、跨境破产立法与实践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境破产法律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7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跨境破产示范法是国际社会在跨境破产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目的不在于统一各国的实体破产法,而是在尊重各国程序法差异的基础上,鼓励各法域之间在跨境破产领域相互合作与协助。自跨境破产示范法通过以来,已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比利时、南非等4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纳了这一国际立法。示范法内容涉及跨境破产案件的管辖权、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平行破产的协调、外国破产债权人的待遇等重要问题,为各国在跨境破产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法律框架,已成为许多国家进行本国跨境破产立法与改革的范本。

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跨境破产问题愈加重视,一些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世界银行、欧盟、亚洲开放银行以及国际破产协会、国际律师协会、欧洲破产协会、美国法学会、美国律师协会、国际妇女破产和重整联合会、亚洲及太平洋法律协会以及国际律师联盟等非政府组织均有与跨境破产有关的研究项目,并陆续公布了一些相应的研究成果。比如,2014年欧盟公布了跨境破产法院间合作的原则,2015年修订了欧盟破产程序条例;美国法学会继2000年公布适用跨国案件法院间交流的指引后,又于2012年联合国际破产学会公布了跨境破产国际合作的全球原则等。又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继跨境破产示范法后,对于相关议题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第5工作组(破产法)于2018年5月7日至11日在纽约召开,会议审议了“跨国界承认与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示范法草案”“跨国界承认与执行与判决有关的判决:示范法颁布指南草案”“便利企业集团的跨国界破产:立法条文草案”“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破产”等法律文件。这些与跨境破产相关的法律文件,在构建跨境破产国际合作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开始深入研究跨境破产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跨国企业集团破产、金融机构破产、企业集团公司董事义务等特殊和敏感的领域,这些法律文件的出台势必对各国破产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也在不断地适时修订本国与跨境破产相关的法律制度,如日本于2001年颁布了关于外国破产处理程序的承认与援助法,美国也于2005年在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的基础上对跨境破产进行了专章规定,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对跨境破产制度进行了修订。

三、我国跨境破产案件司法应对的建议

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以及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跨境破产案件也将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内容。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的采纳国,但不容质疑仍将按照国际社会公认的破产程序、制度与原则的要求,坚持普遍主义的原则,平衡跨境破产国际合作与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细化与完善跨境破产司法实践的具体规则与制度,在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加强与各国家和地区法院就跨境破产事宜的协调,构建积极、友好、开放的跨境破产法制环境,将保护各国债权人合法利益与推进跨境破产国际合作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和服务跨国经济交往与合作。

构建我国跨境破产司法合作制度应当注意考虑以下问题:

(一)我国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承认的标准和条件上,外国破产裁决与一般外国民商事判决是有差异的。我国企业破产法与民事诉讼法相比较,企业破产法中规定的外国破产程序承认条件要严格一些,即除符合我国法律中规定的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条件外,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还须审查该程序在其本国法下的域外效力,特别是涉及我国债权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是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重要考量因素。客观地讲,将保护本国债权人合法权益作为承认条件,一定程度体现了地域主义特征。虽然跨境破产示范法中也有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的规定,但并未作出具体规定,而是由各国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保护的程度。因此,将保护本国债权人合法权益限定在何种范围和程度,换句话说,既保护了本国债权人利益,又有利于跨境破产的国际合作,是跨境破产司法实践的难题。根据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大多数国家对本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重点放在了程序性权利方面,在国外破产程序中受偿份额的差异不应成为阻碍本国法院承认的考量因素。基于此,我国法院在考虑是否对国外破产程序予以承认时,为体现保护我国债权人的利益,应注意考虑以下因素:一是我国债权人实际参与国外破产程序的基本情况;二是国外破产程序对外国债权人给予何种待遇;三是国外破产程序与我国破产程序的差异性;四是我国债权人参与到国外破产程序中的实际待遇,这涉及我国债权人通过何种途径参与,担保债权、特定债权在外国法下的法律地位及偿付可能,适当的通知形式及文书材料采用的语言版本;五是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执行,不得损害我国境内职工债权、税收债权等优先权的清偿利益,等等。

(二)互惠关系的确认

过去的司法实践认为,互惠关系即事实互惠,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是审查申请人所在国法院是否存在承认与执行我国法院判决的先例。如果存在这样的先例,则认为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正是因为对互惠原则的严格解释,我国法院很少以互惠为由主动承认与执行他国法院的判决。

推定互惠是发展趋势,推定互惠的适用表现出积极进行国际合作的友好态度,将促进在跨境破产领域的司法合作,亦符合我国目前在司法协助方面的立场和发展方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软化处理互惠要求,考虑国际司法合作交流意向、对方国家承诺给予我国司法互惠等情况,由我国法院先行施惠,积极促成互惠关系。2017年6月8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会议发表了《南宁声明》,指出:“在本国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与会各国法院将善意解释国内法,减少不必要的平行诉讼,考虑适当促进各国民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尚未缔结有关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国际条约的国家,在承认与执行对方国家民商事判决的司法程序中,如对方国家的法院不存在以互惠为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本国民商事判决的先例,在本国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即可推定与对方国家之间存在互惠关系。”该声明向世界宣称,我国法院与东盟各国法院在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就互惠原则的适用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在本国法院可以依据其国内法的规定,推定互惠原则的适用。今后跨境破产互惠原则的适用,也应体现《南宁声明》中有关互惠原则适用的精神。但是,相对于其他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破产是司法协助比较谨慎的领域,推定互惠的适用条件也应较为严格,即在预期判断上,可以对相应国外跨境破产立法和判例进行考察。一般来说,对于在跨境破产域外效力问题上采取普遍主义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国家,如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的国家,或者有承认我国破产程序先例的国家,或者与我国存在司法合作意向的国家,可以先行给予互惠。

(三)适当引入外国主要破产程序概念和主要利益中心制度

外国主要破产程序的概念源自跨境破产示范法,该法第17条“对承认外国程序的决定”中规定了外国主要破产程序,即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的所在国发生的破产程序。我国破产法规定公司住所地法院对破产案件享有管辖权,并赋予我国破产裁定对债务人域外财产的效力。但是,出于司法主权和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的考虑,在既无条约义务又无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情况下,仅凭互惠原则很难为我国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提供可预见的指引。引入主要利益中心制度(Center of Main Interests ,以下简称COMI),便于我国与他国在跨境破产领域的合作,有助于我国债权人在域外获得公平救济。主要利益中心是判断破产主要程序的必要条件,对于确定破产案件的管辖权具有重要意义。欧盟跨境破产规则(第2015/848号)第3条规定,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成员国法院,享有启动破产主要程序的管辖权。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为债务人实施日常管理且为第三方确认的地方。相较于欧盟跨境破产规则(第2015/848号)中COMI的认定标准,美国破产法院对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的认定更为灵活,在考虑债务人注册地的因素之外,还另外考虑其他因素,如债务人总部所在地、债务人实际控制人所在地、债务人主要财产所在地、主要债权人所在地,等等。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我国主要利益中心地的判断标准不宜过于宽泛,以债务人注册登记地和债务人主要资产所在地即可。在判定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的时间标准上,以外国代表申请我国法院承认时为宜。

(四)平行破产程序的协调

在跨境破产案件中,往往存在着债务人财产分布多个国家,且债务人在多个国家面临诉讼的情况,因此,平行诉讼程序的出现不可避免。平行程序在实践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我国破产程序与外国破产程序的协调问题。一般而言,在本国破产程序与外国破产程序之间,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不影响本国破产程序的启动是国际惯例。当然,如果已经对外国破产程序予以承认,本国破产程序也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从有利于合作的角度而言,当本国破产程序启动之后,本国破产程序不应该成为国外程序在本国获得救济的障碍。但是,本国破产程序与外国破产程序相比实际上也应当具有优先地位,即在本国与外国破产程序需要协调时,跨境破产的国际司法合作应当遵循以下规则:第一,给予外国破产程序的任何救济必须与本国破产程序相一致;第二,已经给予外国破产程序的临时和酌情救济,在本国破产程序启动后必须被重新评估,以决定修改或终止与否,从而实现与本国破产程序保持一致;第三,在外国破产程序是一项主要程序的情况下,如果自动救济与本国破产程序相矛盾,则自动救济应加以修改或终止;第四,如果本国破产程序启动在先,外国破产程序获得承认在后,则外国主要破产程序的自动救济效力并不当然发生。就外国破产程序之间的协调而言,主要破产程序优先于非主要破产程序,而对于均属非主要破产程序的,应当以获得承认的时间先后来确定优先顺位,但同时司法机关享有根据需要适当予以调整的自由裁量权。

二是外国破产程序之间的协调。当多个外国破产程序代表均以同一破产债务人向我国法院提出承认申请时,若其中一个程序为外国主要破产程序时,应以该外国主要破产程序为核心,对其他外国非主要破产程序的救济不得妨碍对该外国主要程序的救济;若数个外国代表以同一破产债务人向我国法院请求承认,而均不属于外国主要破产程序时,我国法院应审查多个外国非主要破产程序的救济形式,必要时予以调整,以确保数个外国非主要破产程序之间的协调。

(五)以适用我国法律为原则,适用外国法为例外

在跨境破产案件的处理上,依照国际惯例,对于破产中的程序性事项,一般是由法院地法支配和调整,即适用法院地法。而直接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体问题,可以依照冲突规则适用外国法,这也是调和各国利益的需要。欧盟跨境破产规则(第2015/848号)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为,所有破产程序均应适用这些程序启动时所处的成员国法,又称为程序所在国法原则。该规则第7(2)条还特别列举了13类需要适用程序所在国法的情形。此外,该规则还就部分特定事项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适用相关财产所处地成员国法,破产程序启动国法律则不予适用。

借鉴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在处理跨境破产案件的法律适用方面,适用法院地法的情形一般包括:破产程序的认定、破产财产的范围、破产程序开始后对债务人财产的处置、债务人及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债权申报、债权核实及确认、公益债权的处置、债权人个人诉讼行为的效力、破产财产分配规则、破产程序启动的条件以及程序终结的效力、破产费用的清偿等。例外情形一般包括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权益、抵销、所有权保留、涉及不动产的合同、雇佣合同等。例外情形的法律适用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外国法进行查明,尤其是对外国主要程序所在国法律的查明。

(六)公共政策的适用

如果说承认与执行外国破产裁定的审查基本上是形式审查的话,那么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破产裁定的审查就属于实质内容上的审查,否则,无法判断是否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损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但对于什么情况下是属于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损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实践表明,在不同国家间的判决承认执行过程中,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法律文化、历史背景乃至不同的实体规则,都是外国裁决难以获得承认与执行的重要因素,因此,该款规定也被称为跨境破产规则中的公共政策例外条款,是跨境破产国际合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规则,对一国主权安全起着安全阀作用,已被多数国家跨境破产立法所采纳。但国际社会对公共政策例外条款的适用均持谨慎态度,考虑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需要,司法实践对该条款趋于狭义解释,将公共政策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即国家最基本的原则方面。我国法院在处理跨境破产案件公共政策问题的适用上,也应限定在承认与执行外国破产裁判文书将严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总之,破产法律制度完善与否,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信用程度和市场退出机制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我国经济现实需要和司法合作需求、大国司法形象树立等因素考虑,借鉴跨境破产示范法等相关国际立法以及各国破产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有益经验,建立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境破产司法合作制度刻不容缓。


原文出处:《人民司法?应用》2018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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