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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重整制度研究与探索实践分析

作者: 时间:2019-06-11 阅读次数:457 次 来自:中国清算网

预重整制度研究与探索实践分析

沈光耀

摘要:预重整是介于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之间一种企业解困模式,既有利于克服庭外重组谈判中的“钳制”障碍,又降低了司法重整中的制度成本,具有混合制度优势。预重整制度来源于美国司法实践,在英美日等国广泛运用,近年来在我国重组实践中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面临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重点对预重整制度和比较优势进行研究分析,对相关实务难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解决建议。

关键字:预重整;比较优势;制度构建

一、预重整制度概述

(一)预重整制度定义

公司预重整,按照联合国《破产法立法指南》的界定,其是使受到影响的公司债权人在重整程序启动之前自愿重组谈判中谈判商定的计划发生效力而启动的程序。具体地讲,是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申请前,具有债务危机企业和各方债权人自主进行谈判磋商,就预重整方案先期达成一致意见并获多数表决通过,当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后,提请法院赋予重整方案司法强制力,进而解决债务危机的一种企业拯救机制。整个程序就像预先包裹好一个重整程序,只需提请法院审批实施,因此美国prepackaged bankruptcy制度也被台湾学者形象的翻译成“预先包裹式重整”。

(二)预重整与庭外重组、破产重整的联系

庭外重组、破产重整都是通过资产重组等方式挽救有营运价值的困境企业的方式。破产重整是指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可能或已经具备破产原因但有营运价值和再生希望的企业,经相关当事人申请,在法院的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依法对债务人进行业务上的重组和债务调整清偿的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庭外重组主要是指困境企业与债权人在庭外自愿协商达成债务重组的合意,属于意思自治范畴。庭外重组相较于破产重整,有利于重组各方充分协商,减轻繁琐的法庭程序和诉讼费用,但庭外重组属于私力救济,缺少公权力保护,难以规避个别债权人为获得比其他人更高的私人利益而否定决议带来的“钳制问题”,反复协商导致降低重组效率而成本增加。

有鉴于此,在庭外重组与破产重整之间出现了预重整制度。重整制度是将法庭外的重组程序衔接到司法程序,使庭外重组与破产重整有机结合,其本质是将破产重整的调查、谈判、达成合意的关键程序转移至庭前。预重整程序离开了破产重整程序只能是庭外重组,预重整的制度价值离不开破产重整程序的法律保障。

(三)预重整主要实践模式

预重整按照程序启动的顺序主要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法庭外预重整。由债权人、债务人、股东等利害关系人自行谈判形成预重整方案,再由法院受理重整,审查批准预重整方案的效力。这是较为典型的狭义预重整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在法院受理破产清算之后,宣告债务人破产之前,由清算程序转重整程序。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诸如房地产企业等重组各方谈判困难,难以形成预重整方案的企业类型。法院先以破产清算立案,在清算程序中,经预重整证实重整可行,则可以转破产重整程序,能够大大提高重整的成功率。第三种模式是法庭重整前置程序的预重整模式。将预重整作为法庭内重整程序的前置程序,即人民法院收到重整申请后,先作为立案审查的破预字号案件,对经听证作出判断认为有重整价值和希望的企业,先指定管理人开展工作,但不同时裁定受理重整。这种模式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前工作提前到预重整阶段,既可以发挥司法权威,保证重整的效力,也可以有效解决重整程序时间不能满足部分需要层报决策要求等问题。

二、预重整的域外借鉴

(一)美国预重整制度

美国是狭义预重整制度的发源地,其预重整制度主要为法庭内重整程序提前开展的一种准备工作,最终是通过法庭内重整程序来完成重整。美国预重整制度包括两种模式。第一种是pre-packaged chapter 11,即申请法庭内重整程序之前已制定重整计划且经债权人表决通过(各组债权人表决同意人数过半,债权额三分之二以上),进入法庭内程序后债权人原作出的表决仍然有效,省略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程序的模式。第二种是pre-arranged chapter 11,即在预重整阶段,主要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订主要债权人赞成重整计划核心内容的事前契约,根据该契约的约束力,进入法庭内重整程序后该债权人不得投反对票,但是不省略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程序的模式。

美国《联邦破产法》规定了有关信息披露和征集投票程序规则,这也是其预重整制度的核心规则,因此,美国预重整效力一般围绕着债权人表决必须是在合理的信息公开为前提下进行的,产生纠纷的原因也多于信息披露有关,因此实践中第二种模式应用更为广泛。信息披露也应当是我们在解决预重整期间相关决议的效力及与重整程序转换方面应重点研究关注考虑的问题。

(二)英国预重整制度

英国预重整制度也包括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1986年制定的公司自愿整理制度,即无论公司是否陷入破产境地,公司的董事都可以请求专业的破产执业者担任被任命人,然后由董事向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提出达成清偿公司债务的和解协议或公司事务安排方案的建议书并提交法院。第二种模式是2002年制定的管理程序,即公司陷入破产境地时,可以向法院申请管理令进入管理程序,也可以采取在法庭外任命管理人并将任命通知副本提交法院的方式来启动管理程序。管理人可以罢免公司原先的董事和管理层,可以处置或处分抵押财产,制定管理方案建议书提交债权人会议通过后,报法院批准。

英美预重整的共同特点是企业在出现债务清偿障碍时即可自行进行整体债务清理;债务清理并不要求债务人企业与单个债权人逐一进行合同式协商,而是可以通过同类债权多数决的方式事先形成重整计划;如果预重整中在相关事项上未违反法律规定,预重整阶段的成果进入法院后将受到法院确认和保障;经预重整后,企业在法院内进行正式重整的时间都很短。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的自愿整理程序甚至并不要求进行预重整的企业必须达到破产条件,即使企业尚未符合破产条件,其也可以运用该程序下的预重整进行债务整理。

(三)日本预重整制度

日本的预重整制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00年之前,采用的是传统的法庭外债务重组。传统的法庭外债务重组最大的问题是,整个过程一般由部分主债权人主导进行,难以避免不适当的财产处分及偏颇清偿行为。第二阶段是2001年9月,制定了《法庭外债务重组指引》。确立了原则上供应商债权人的权利行使不受影响,以及许可主要债权人与债务人可以联名向金融机构债权人发出暂时停止权利行使的通知等机制。该指引虽不具有强制力,但是由金融机构及产业界与专家们共同拟定的君子协定,实践中效力得到了一定的遵守。但该制度由于仍由主要债权人起关键作用,中立性难以完全保证。第三个阶段是2007年,制定了事业再生ADR。与《法庭外债务重组指引》的最大区别是,该制度是由司法部和经济产业省公认的专家团体的专家主导整个程序,由其制定重整计划方案并使之生效。事业再生ADR程序的基本流程是:1.债务人向事业再生实务家协会提出事业再生ADR的申请;2.该协会经审查后认为有重整希望的才受理,进而启动该程序,其后以专家的名义向各金融机构债权人发出要求停止行使债权行为的通知,同时帮助债务人制定重整计划草案;3.两周后召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务人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说明,就暂时停止期间与债权人之间达成协议进行说明,并正式选任和确定主导程序的专家;4.召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专家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说明;5.在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上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全体通过即重整成功,有人反对就要重新申请民事再生程序或公司更生程序等法庭内重整程序。该程序由专家主导以确保中立性、公正性,程序的流程规则化,是介于法庭内和法庭外之间的重组程序。

由于事业再生ADR制度要求全部债权人同意重整计划,有人反对就要重新申请庭内重整程序,导致程序资源的浪费和成功率的减低。故日本有意推动立法改革,将事业再生ADR制度与庭内重整制度进行有效衔接,具体做法是引入多数决机制,与美国预重整相类似,真正实现预重整对庭外重组和程序内重整的有机结合。

三、预重整在我国的发展

预重整制度在我国尚缺乏专门的立法规范,《企业破产法》也仅有关于破产重整的规定,目前预重整在我国仍处于摸索阶段。虽然如此,但由于预重整制度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运用得当能够整合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的优势,因此,我国无论在政策引导层面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对预重整制度的构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制度引导

2013 年,浙江省高院出台《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简易审若干问题的纪要》,建立了破产案件预登记制度,对预重整的适用情形、期限、效力及与重整程序的衔接等做出了规定。其中《纪要》第7条中规定,法院经过合理评估后,可以对符合适用集中管辖措施化解和处置企业债务危机、是否构成破产原因存在不确定性需进一步论证、商业银行已启动信贷风险会商帮扶机制、已提出破产重整申请但已知重要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经法院释明申请人同意法院进行企业破产申请预登记等情形的企业适用破产申请预登记。第9条规定,债权人在预登记期间对债务清偿方案所做的不可翻悔的承诺,在债务人进入企业破产和解或重整程序后,相关承诺对承诺方仍然具有拘束力。

2015 年,深圳市中院出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立案规程》,允许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由债权人和债务人自行协商达成重整方案,体现了对预重整制度的积极态度。

2018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2条规定:“在企业进入重整程序之前,可以先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通过庭外商业谈判,拟定重组方案。重整程序启动后,可以重组方案为依据拟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人民法院依法审查批准。”,充分肯定了庭外重组的模式,并就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衔接进行了规定。虽然该规定仍属于较为原则性的规定,但已是最高院层面对预重整制度的一种认可。

2018年12月13日,温州市召开企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府院联席会议,就推进预重整工作相关问题进行协调。一是预重整应坚持市场化和当事人自治原则。二是人民法院根据政府文件由立案部门立“引调”案号交破产审判业务庭;破产审判业务庭负责预重整阶段的法律指导和监督。三是重整计划草案由债务人或管理人制定,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预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票效力可以带入重整程序。

2019年4月18日深圳中院发布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这是全国首个专门针对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规程。对包括预重整机制等方面作出规定,有助于预重整制度操作规程化。

(二)司法实践

各地近年来积极探索实践预重整模式,取了显著的成果和宝贵的经验。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浙江经验和深圳经验,发挥了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程序的双重优势,有效降低重组成本、节约重组时间,更加尊重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意思自治,提高了重组的成功率,实现了企业重组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司法效益。

运用预重整制度的典型性案例主要包括: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中国二重)重整案、深圳市福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北京理工中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浙江三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和解案、杭州怡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厦门市琪顺运输有限公司重整案等。

四、预重整制度的比较优势

(一)成本与效率优势

首先,预重整能够有效节约时间,提高重整效率。预重整将重整程序中关键步骤前置,在破产重整程序启动前,已完成尽职调查,信息披露,起草预重整方案并与主要债权人协商达成合意,并表决通过预重整方案。在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因为前期预重整制作的方案已经得到大多是债权人的支持,法院在裁定批准和实际执行重整计划草案时时间也会大大缩短,大大降低直接转入破产重整程序给企业带来的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了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效率和破产重整的成功率。另外,预重整一定程度上可防止纯粹庭外重组中的钳制问题。所谓钳制问题,是指如果采取一致行动对集体有利,但是个人为获取多于其他成员的利益,以不合作方式威胁其他成员让渡利益换取其通过一致行动,是一种谈判中的钳制策略。预重整借助破产重整程序的法律保障优势,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钳制者对重整计划的无理阻碍,防止庭外重组陷入谈判循环,提高了企业重组的效率。

其次,预重整可以降低费用成本。重整产生的直接费用是来自批产重整程序产生的各项高昂管理费用,在冗长的重整周期内,开支与日俱增。然而,与直接费用相比,重整程序产生的间接费用更是惊人。根据研究表明,因未及时开展预重整导致的客户流失、职员辞职、供应商拒绝合作等间接成本更是巨大。预重整期间不对外扩大公开,且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重整,迅速完成公司生产自救,极大地降低企业的间接成本损失。

(二)便于尽早地开展企业拯救

预重整对企业尽早拯救具有积极意义。首先,进入破产重整的企业一般是经营状况恶化到一定程度无力自我更生的企业,只能依靠破产重整程序寻求一线生机。但因为企业已经“病入膏肓”,在重整程序中重生难度较大。事实上,企业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及其未来趋势如何,企业及其管理者往往更了解。在企业一出现财务状况危机且将继续恶化的合理预期下,如果企业自身能够及时进行预重整,有利于及时对症下药、遏制危机,防止债务和经营风险进一步扩大。其次,公司预重整中,公司管理层的地位一般不受影响,也可以参与预重整方案制定,因此管理层开展预重整的积极性会高于直接进行重整,便于掌握企业情况,制定并通过更为切实可行的预重整方案。最后,企业重整的核心价值是营运价值,如何保留企业有效产能、挽救公司营业,是公司能否重整成功的关键。而实践中,很多公司直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各方基于对企业的营运价值及信誉的担忧,难以对企业作出合理估值,无法发挥市场机制对营运价值的作用。相反,在预重整中,企业是否最终进入破产重整上留有余地,各方可以在更平和、客观的心态和环境下对公司估值和把脉,有利于作出保护企业营运价值的方案。

(三)提升重整程序的质量

实践中,不少进入破产重整的企业的主要目标,是防止重整失败转入破产清算,破产重整成了一次“只能赢、不能输”的战役。如即使企业没有营运价值,也要保住企业这个壳以持续享有特殊资质或上市资格;即便重整计划草案未经表决通过,有关当事人也要“说服”法院强制批准。因此有的公司重整质量并不高。

在预重整中,公司既没有转清算的程序压力,但实际又存在破产的可能性,各方有足够的动力和时间开展多轮协商,形成良性谈判格局,尤其是通过预重整制度可以充分发挥金融债权人的积极作用,通过金融债权人等主要债权人的积极参与协商企业是否继续经营、债务危机如何化解、融资等关键问题,最终碰撞出最佳的预重整方案。债务人与主要债权人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再进行的破产重整程序的结果也更具确定性。

如在中国二重案例中,进入破产重整前金融机构就成立了债权人委员会,经过多轮磋商和对企业全面了解,主要债权人与中国二重达成了受偿方案,并就公司既有业务合同的履行、运营资金的来源等进行了统一安排,进入法院后法院依法批准了金融债权受偿方案,同时就非金融债权的清偿、商业银行主动持股、股东股份让渡等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处理。整个程序在法院仅70天,既解决了资产210亿元、负债230亿元、投资者5万余户的巨型企业债务危机,又整合企业有效产能,高质量地实现了重整目标。

五、预重整制度主要问题分析

预重整的制度优势明显,但如缺少司法环境的良性引导和法律制度的精密安排,往往会遇到各种难题,影响预重整目标的实现。当前制约预重整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关于预重整期间选任引导主体的问题

预重整程序衔接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程序,但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预重整阶段的引导主体,引导主体能否被指定为破产重整阶段的管理人,均是实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选任引导主体的问题,笔者认为,考虑到引导主体的职责和作用,在选任时应重点考虑专业性和公信力因素。首先引导者应具备管理人资格,且有相关破产重整的工作业绩,这是胜任的基本保证。其次选任引导人的主体一定程度上能够确立引导人的公信力,相比债务人和个别债权人引入,政府、法院或者政府、法院、主要债权人代表、甚至债务人代表根据选任程序表决选任的引导主体更具有公信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预重整程序在前期更适合秘密重组,在一定时期内不适合对内容进行扩大公开,前期由政府选任引导人具备一定的公信力,更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关于引导主体能否被指定位破产重整阶段管理人的问题,实践中有观点认为破产重整程序开始前,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为启动程序而预先提供法律、财务等服务(引导主体相关工作)的,与破产重整存在利害关系,不应在此后启动的破产重整程序中担任管理人。这种观点违背立法本意,提供引导服务等重整预先服务,不属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提供相对固定的中介服务”或“担任债务人、债权人的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的服务,而是与管理人的工作职责具有同一性和延续性,可以相互兼容。同时,引导主体担任管理人更符合市场的客观需要和破产法的发展趋势,更有利于预重整程序的顺利开展。

(二)关于预重整信息的披露问题

预重整的核心是通过协商谈判,使相关各方就公司经营调整、债务清偿、资产处置、股权重置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并通过分组表决的形式通过预重整方案。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预重整参与人对预重整公司的真实情况、重组路径等重要信息在知情的基础上进行参与协商。如果信息披露不充分,会导致预重整各方难以形成有效一致意见,甚至相互猜忌,对预重整失去信心,使预重整机制由求同机制沦为对抗机制,难以取得成功。而另一方面,预重整在特定时期内具有秘密重组的特点,相关信息和路径推演在未经论证可行之前不宜大范围公开,故准确选择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间和方式,是预重整程序必须考虑的问题。

实践中,如何获取公司全面可靠的可披露信息,是预重整引导人的重要职责,也是制定切实可行预重整方案的重要基础。获取信息的过程也是综合运用法律尽职调查、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手段对公司进行全面梳理分析的过程。通过法律尽职调查对预重整企业的公司股权架构、治理结构、经营资质、技术产品、市场规模、资产负债(含或有负债)、税费承担、用工情况、法律纠纷等方面进行调查,准确呈现企业完整信息,分析问题症结、排查法律风险,为预重整提供基础信息支撑和决策依据。通过财务审计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测试企业健康程度,进而查找企业财务问题和资产线索,辅助设计重整方向。通过资产评估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为投资人提供出价依据,同时便于测算偿债能力分析,为债权人提供公允的心理偿债预期,提高决策效率。

(三)关于预重整期间形成决议的效力问题

预重整期间形成的决议尤其是对预重整的表决效力在进入重整程序后保持继续有效,是预重整程序具有确定性的最重要体现。如果不明确预重整期间形成的决议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继续有效,意味着进入重整程序后,仍需要由全体债权人包括表决同意预重整方案的债权人对重整计划草案重新进行投票,不但浪费成本,更导致前期工作已经完成的成果充满了不确定性。预重整的制度优势包含低成本和高效率,主要体现在启动破产重整程序前主要债权人及债务人已就预重整方案协商达成合意,并表决通过。对预重整期间形成的决议在破产程序中继续有效,也是预防个别债权人在破产重整程序启动后出尔反尔,钳制重整计划通过。如果预重整制度允许债权人任意撤销或变更对预重整方案表决同意的承诺,不但违反禁止反言原则,不利于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心理预期,甚至会损害其他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参照外国预重整经验也都是将预重整期间形成的决议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继续确认有效。即使像美国同时并存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无需表决和重新表决两种模式,重新投票模式中也要求债权人受预重整期间达成契约的约束,不得投反对票,也符合保护预重整期间形成协议效力的原则。2018年3月6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2条也规定企业进入重整程序前各方通过庭外商业谈判拟定的重组方案,在重整程序启动后,可以重组方案为依据拟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也认可了预重整期间形成决议的既定效力。

(四)关于预重整期间融资的引入及效力问题

预重整期间融资主要指在在企业预重整阶段注入一定的资金流动性,挽救企业的营业,保护企业的产能和营运价值。对大部分经营困难企业来说,预重整期间能否及时获取一定的经营资金,往往是直接决定企业能否起死回生的关键。

预重整期间融资对预重整企业至关重要,可以从投资人、债权人、甚至政府等多种渠道引入,但如果预重整期间的融资得不到有效保护,会导致资金提供方因担心损失不愿意注入,企业重整也无法实现。笔者认为,保护预重整期间融资提供方的资金安全具有积极的意义,应赋予融资资金一定的优先效力。结合日本立法和我国司法实践,赋予该融资共益债务的优先级是比较合理的。首先作为共益债务在破产重整程序的清偿顺位并未超过担保物权,一般不会产生权利冲突。其次担保物权在破产重整程序中行使受到限制,担保物权人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按个人意志变现清偿,而融资作为共益债务可以随时清偿,在实现利益的效率方面具有优势。最后,融资作为共益债务具有一定的法理基础,因预重整期间提供融资资金时,企业已经发生破产原因,可以参照《企业破产法》第18条规定,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对融资合同认定为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由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按照共益债务处理。

(五)关于金融债权人对待预重整态度的问题

金融债权一般占预重整企业债权总额份额较大,且一般都具有物和人的担保,对重整方案是否通过起决定性作用。尤其是金融债权可能会涉及企业担保圈的难题,是地方政府和担保圈企业最重视的债权类型。在预重整和破产重整中,与金融债权人协商谈判一般比较困难,因为金融债权人除关注自身清偿比例外,还受制于其内部管理机制,责任问题排在首要位置。有的时候金融债权人明知重整方案很合理,也对其有利,但就是不表决,实际上就不同意,导致有的重整方案悬而未决。即使银监会已出台相关文件就组建金融债权人委员会、重组方案表决机制及一致行动等事项进行了规定,实践中仍存在有的金融机构不履行监管要求或监管机构监督不力的情形发生,导致企业重组进展困难。金融债权人对待预重整和重整的态度不积极,甚至成为企业重组谈判过程中的钳制因素,是制约预重整发展的主要难题。

笔者认为,金融机构也是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金融风险防范和企业更生再造也应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在能够保障金融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也应对自身的体制进行适当调整,积极参与并促进有利于各方的预重整方案通过。

(六)关于预重整制度理念创新的问题

我国企业破产立法起步较晚,相关配套政策和制度建设不到位,不能满足企业破产重组市场的客观要求,制约了破产实践的发展。破产重组司法环境先天不足,导致企业破产重组、预重整等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司法实践中,一线从业者也容易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形成刻板印象,人为地设置思维禁区,阻碍重整制度的实施,也制约了预重整制度的创新发展。

比如认为我国现行破产法的理念是债权人利益绝对至上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是企业重组必须遵循的准则但过分强调债权人利益绝对至上,忽视或者居次考虑企业更生发展、债权人利益衡平保护、投资人权益保护等重整重要环节,不利于预重整的成功,也不利于实现化解矛盾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又比如坚持认为预重整必须全体债权人参与并表决,不考虑预重整程序在一定时期具有秘密的特点,过度扩大知情范围反而增加预重整的难度和失败的风险。预重整的方案经过能够表决决定方案通过的主要债权人协商同意即可产生既定的效果,无需过度追求全体一致性。再比如重整制度虽然规定了债权申报制度,但对未申报债权仍可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主张权利,一定程度上给重整投资人带来了巨大的投资不可预见风险,抑制了重整投资意向。诸如此类的逻辑和法律规定虽然规范了重整行为,保护了主体权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重整制度的发展。为推动创新和发展,应发挥法律人独有的智慧,在现有制度的情况下,尝试结合项目实际特点和综合运用多种商业辅助手段,多尝试一些路径选择和设计,通过跬步的积累推进目标的完成。预重整制度更是如此,在进入重整程序之前,庭外的协商谈判更有利于各方集思广益,打破桎梏,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六、预重整制度完善建议

(一)明确引导人机制和信息披露要求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引导人确立机制,确立引导人资格、职责和选任主体,确保引导人的专业能力和公信力,保障引导人的履职。完善预重整信息披露制度,明确信息披露的时间、内容和方式,界定信息披露是否充分、全面、正确的判断标准。规定披露义务人及其对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不履行披露义务、进行虚假披露等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完善预重整的法律政策支持

立法完善预重整法律制度,明确并完善预重整操作法律规程,使预重整程序运作规范化、流程化、规则化,促进预重整制度发展和运用。政府及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支持预重整的政策法规,对符合条件的预重整项目提供常规化财税、行政审批等优惠减免政策,利用政府引导基金加强与社会基金的合作,拓展运用资本手段解决企业预重整的空间

(三)建立预重整与破产重整程序的有效衔接机制

为推动预重整与破产重整程序的有效衔接,建议借鉴美国破产法,明确“禁止反言”原则,固化预重整程序谈判成果,避免资源重复投入。具体而言,一是允许债委会及相关中介机构延续至司法重整阶段,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促进庭内外程序的有序高效衔接;二是在司法重整程序中确认赋予新融资优先受偿权的庭外重组安排,明确其共益债务地位;三是如经审核,预重整方案符合信息披露及程序合法性的有关规定,法院即应确认申请重整前对方案表决的效力,给当事人庭前谈判以可信赖的预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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