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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新:破产法与宪法在中国的对话

作者:王欣新 时间:2020-09-15 阅读次数:76 次 来自:中国破产法论坛公众号

破产法与宪法在中国的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王欣新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莅临破产法与宪法对话的长沙会议!

策划破产法与宪法在同一平台上对话的想法,是很长时间之前我和阳光就与大元会长商定的了。讲到两法间的对话,首先要大致明白破产法与宪法的关系。我不太懂宪法,说的不对的地方正好给宪法学者们提供个批判的话题。

一个国家破产法的完善程度是衡量其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这已是大家的共识。有的人认为,破产法是转型经济国家改革的“宪法”,是经济改革的母法,破产法是小宪法,是经济宪法,赋予破产法非常之高的地位,让一些从事破事的破人们难免闭着眼睛暗自窃喜。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实践中,破产法真的具有如此的地位吗?破产法的立法与效力层次在宪法之下,说破产法比宪法小这是肯定的,但说它是小宪法,或许有的国家确实是如此重视破产法,但这肯定还不是当下的中国,无论是从过去还是现实看,即使是不远的将来也仍会是如此,否则我们的破人破事也就不会做得这么艰难。美国1787年把破产法的制定直接规定在宪法中,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规定国会有18项权力,其中第4项权力为“国会有权制定合众国全国的统一的国籍条例和统一的在破产方面的法律”。当然这与美国实现的联邦制体制与立法体系有关,不过将破产法规定为中央或联邦立法也确实体现出对破产法的重视程度。但在中国说这话,那还只是希望和愿景。我们不是不希望破产法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小宪法,但是也要认清现实情况,才能够脚踏实地的前行。我想,仅仅是要实现健全完善破产法制的愿景,就需要我们破产法界与宪法界的各位同仁长期的艰苦努力。

不过从中国现实看,破产法与宪法确实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宪法只有在其他法律都不管用的情况下才会被适用;破产法目前的状况也差不多,但凡能用其他法律、其他方法解决的问题,当事人可能都不会选择适用破产法。只不过区别在于,宪法的高高在上,是因为本来宪法的内容就是需要通过其他法律来保障实现的,等到真的需要宪法直接出马解决实际问题时,恐怕就表明其他法律存在严重的问题了。而破产法在一些地方一定程度上被束之高阁,则主要是因为国民们大多还缺少对破产法的正确认识与适用觉悟,是因为破产法在某些误解或曲解下被其他一些法律、制度、操作惯例所架空,是整个社会的市场化、法治化基本概念与市场主体退出制度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其次,宪法涉及的社会面是非常广泛的,而破产法在中国同样如此,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是社会涉及面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尤其是当破产法适用于个人之后。这种社会影响的广泛性,源于破产法在中国适用环境下所具有的强外部性,在其他国家也有外部性问题,但没有这么强。在中国,一个企业的破产,除了要解决债务清偿、财产分配、企业挽救等破产法上的诸多问题外,还会产生一系列需要解决的与破产相关的社会衍生问题,如职工的救济安置、重整企业信用修复、涉破产的税费缴纳、工商注销登记、破产档案管理与社会维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破产程序进行的过程中予以解决。由于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协调工作,需要去请求政府积极履行本应由其履行的相关职责。若个人破产法制定实施,则涉及的社会影响面就更大了,连处理继承、婚姻问题都需要考虑到破产法的规定,而个人破产中的自由财产与免责制度等,更是直接涉及到宪法对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即使不考虑破产法对经济的重大影响,仅从社会影响把它称为小宪法也有一定道理,只不过这种广泛的社会影响与问题的存在,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带给从事破产工作的破人们的,更多的是工作难度与范围的增加和责任与风险的加重。而解决这所有的问题,是离不开宪法的基本原则支撑,如法治原则、权力监督和制约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在破产法的立法与实施中贯彻实施,在企业、公民破产法上权利的保障和破产法治健全方面的指引和支持。所以这么看起来,破产法与宪法还是应当有不少共同语言的。

宪法不是一个标签,只要贴上就可以当做驰名商品叫卖。宪法是要指导其他法律的制定、修改、实施,包括破产法。破产法市场化、法治化的立法与实施,是要建立在整体社会的市场化、法治化的基础之上的。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就是要解决在立法与实施中与中央及各级政府及其他权力机构的融合、自洽、协调的关系,要保障与破产法立法和实施相关的法律制度不断的改革与完善。要做到市场化实施,而不是如1986年旧破产法的政策性破产的行政化实施,要做到法治化实施,而不是政府领导说了算的人治化实施。这就要求,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尊重破产法律的实施效力和法院对破产案件的独立审判权,不错误的干预破产审判工作;另一方面,对那些由于实施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完善而引发的政府本负有解决职责的破产案件审理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和衍生社会问题,各级政府要积极、主动的予以解决,并推动通过修改、健全立法从制度层面予以解决。尤其是要考虑到,破产立法要符合宪法原则,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健康权等。而目前破产法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对人身损害赔偿债权未予以优先的清偿地位,这是不符合宪法原则的,所以,在《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对此问题做有修正规定。

破产法的立法要完善、合理、明确,实施执法的统一,使人们在市场交易中能够有稳定、可靠的预期。而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破产案件也是较为突出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7月27日出台《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加强类案检索,统一法律适用。当然这要建立在拟用于统一法律适用的类案案例裁判正确的基础上,为此有必要对相关案例进行社会面更广的专家研讨,而不能仅停留在法官同一团体内部讨论。

此外,我们要正确的分析破产法与宪法的关系。有的人认为,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破产法实施中的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对破产案件审理的干预等,如果在破产法的立法宗旨中增加“根据宪法制定”的规定,就可以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很多立法在立法宗旨中规定有根据宪法制定,但也有很多立法在立法宗旨中没有规定根据宪法制定,如保险法、仲裁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担保法等。我个人认为,鉴于破产法广泛、深入的社会影响,在立法中是应当增加“根据宪法制定”的文字。但我相信大家并不会认为破产法实施中的各种问题仅靠增加“根据宪法制定”就不会发生,就能够得到解决。破产法的立法宗旨中是否需要增加“根据宪法制定”的规定是可以探讨的,但破产实践中遇到的那些难题却是要认真的根据宪法原则、按照破产法的规则与原理予以解决。对宪法与破产法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化的曲解。有的人认为,《企业破产法》第15条第1款第(四)项“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违背《宪法》第37条规定的人身自由;《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债务人企业停止营业、管理人接管企业等规定也似乎与《宪法》第13条规定的公民财产权不符。对这些不顾及破产法基本原理的观点不在此具体评价了,我想参加会议的从事破产实务的人员都会有正确的认识。

最后,祝本次就市场经济、困境拯救、权利谱系的破产法与宪法的对话的长沙会议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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