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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司法》| 董事破产申请强制义务及其责任

作者:pochanqinguanfabu公众号 时间:2021-07-20 阅读次数:3376 次 来自:pochanqinguanfabu公众号

本文作者:

马来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郑伟华,北京破产法庭庭长;

王玲芳,北京破产法庭法官。

本文来源:《人民司法》2021年第19期

董事破产申请强制义务及其责任

【内容提要】在公司濒临破产时,为使债权人及公司利益相关者受益,董事作为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负有破产申请义务。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和我国现行法上所规定的清算义务均来源于公司法上董事信义义务的延伸,破产申请义务的主体、行为义务和责任承担均可在清算义务体系性解释下予以构建。当公司开展拯救等破产前程序时,可以相应延迟破产申请义务。董事不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则不仅需要对债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还要对继续经营期间的交易方承担赔偿责任。在考察董事是否存在过错时,应将一般性同样职位的董事职责和特定履职情况下的董事职责作为确定过错的依据。

一、当前我国破产启动程序的实践运行情况分析

(一)当前破产启动程序面临的困境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和清算责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破产清算申请。该法第二条规定了破产原因,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债务人企业才能启动破产程序(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述破产均为破产清算)。实践中,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时,由于对债务人的财产状况、经营状况了解有限,难以把握启动破产程序的有利时机,亦无法实质推动清算程序的进行,债权清偿率普遍较低。此外,我国立法中规定的债务人申请破产需要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才能形成法人的意思表示,实践中,不少公司因为长期停止经营、股东失联、章证照丢失,导致无法形成债务人的法人意思表示,成为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显著障碍之一。而美国、德国等国,法人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时,申请主体是董事会、监事会的成员,并不需要法人的意思表示,便利债务人提起破产清算申请。此外,债务人提起破产申请则意味着管理层丧失对企业的管理控制,客观上管理层缺乏自愿申请破产的动力,因此,进一步完善细化债务人破产申请制度,特别是构建公司董事破产申请义务,是尽早启动破产程序的重要环节。

以北京破产法庭2018年、2019年破产清算案件为例,其中债权人申请的占比82%,从停止经营到申请破产清算3年以上的占比为63.6%;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64%的债务人企业账册章证照不全或没有,72.7%案件的债权清偿率为0。自2019年11月1日集中管辖全市破产案件后至2020年6月30日,法庭所受理的破产清算案件中,债权人申请比例为63.4%,进入破产后无企业资料的占比为61%;债务人申请比例为36.6%,其中无企业资料的占比5.6%。可见,债权人申请的破产清算明显高于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多数企业已经停止经营多年,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后难以进行实质性的清算,债权人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二)构建我国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必要性

首先,及时启动破产程序有助于债务人财产价值的最大化。一家正常经营的企业,从陷入经营困境到利润为零,再到濒临破产,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螺旋式下降过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正式干预企业死亡曲线上的任何一个点,促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重要性都越来越凸显。[1]当企业进入开始破产程序的临界期,事实上已陷入难以自救的困境,处于破产清算或破产重整的边缘。破产开始原因制度的设计,应当着眼于尽早开始破产程序,在企业危机初露端倪时便着手干涉,以避免企业财产在左右腾挪的挣扎中遭受更大的损失。[2]企业在不能清偿债务且资不抵债以后,何时申请破产进入破产程序是决定债权人最终受偿比例的关键环节。世界银行在给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中提到,及时启动破产程序是确保破产制度效果的重要决定因素。良好的破产制度作为一种过滤器,为陷入困境但又有拯救价值企业的恢复提供法律框架,以及迅速清算无拯救希望的企业来提高一国或地区的经济效率。

其次,当前合同法、公司法、破产法、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都难以救济债务人延迟破产申请所产生的损害。在合同法框架下,债权人若以债务人明知自身破产仍进行交易具有欺诈起诉,举证难度较大,裁判规则亦缺乏有效积累。在侵权责任法的框架下,侵害作为相对权的债权的行为,运用侵权责任法进行保护则存在理论上和逻辑上的障碍。[3]在公司法的框架下,可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当董事等经营者执行公司职务时,如果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目前对于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债权人救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要保障债权人利益,确保董事在企业濒临破产时继续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则有必要在立法上完善董事破产申请的法定义务规则。

再次,从当前的研究和各国立法例来看,构建企业董事破产申请义务是一项较为成熟的制度。这一制度能够拓宽破产程序的启动途径,尽早启动破产程序,减少破产财产价值贬损,维持破产财产的价值,提高债权人的清偿率。董事、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所处行业更为了解,对市场机会的把握更为精准,赋予其申请破产的义务,有助于准确把握清算时机。此外,董事对公司的实际掌控能力强,有利于管理人尽快、全面地接管公司,加快资产处置和变现,缩短破产审理时间,有效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董事承担破产申请义务的理论基础

(一)董事负有使所有利益有关方受益的职责

当一家公司濒临破产时,管理层和股东就会越来越有动机去从事风险过大的经营项目,从而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面临不当减少的境地,侵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了减少这些诱因,大部分国家或地区都明确董事承担破产申请的法律义务,这也是董事激励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4]公司企业主义理论认为,在公司接近破产之际,公司债权人对企业享有利害关系,董事须对债权人承担特定义务和责任;[5]债权人与股东换位理论认为,在公司临界破产时,公司经营者的信义义务由公司股东延伸至债权人。[6]通过对上述理论的梳理,在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主要职责从以公司的最佳利益转变为以债权人的最佳利益行事。董事在公司法上所承担的信义义务向临界破产领域延伸。2006年英国公司法第172条第3款规定,董事促成公司成功的信托义务由制定法的规则加以明确,当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必须考虑并为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行事。

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公司董事的职责对象不仅仅是股东和债权人,还包括其他利益相关方。任何公司都很难说仅仅承载了债权人和公司所有者的利益,它同时也(事实上)承载着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7]具体而言,中小股东、公司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社会、政府、环境等都可能在破产程序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其利益在破产过程中都应当被给以关注和保护。[8]如果说破产法本身可以承载这些价值和目的,那么尽早进入破产程序的制度目的亦是如此。当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不仅要向债权人负责,还要使所有利益相关方都从其行为中受益,不应因其行为使其权益受到贬损。在欧盟成员国中,大多数情况下,这一义务(董事应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受益的义务)并没有具体写入公司法中,而是在判例中发展起来的。[9]荷兰破产法第2:129/239(4)条规定,在执行任务时,公司的董事应符合公司的利益和与其有关的业务。

(二)破产申请义务来源于董事的经营管理控制权

在企业濒临破产时,破产法只能提供启动条件的判断,哪些主体负有启动破产的义务,则仍需要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寻找依据。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体系下,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董事会作为法人的执行机构,负责公司具体事项的实施,是意思表达机关和执行机关。各国的立法中有明确董事、实际控制人、股东等主体作为破产申请义务主体的,几乎都有对董事申请义务的规定。例如英国不当交易制度规制包括董事及实际控制人影子董事;澳大利亚仅规定董事承担破产申请义务;德国破产法第 15 条第1款第1句规定,法人代表机关的每个成员,均有权申请破产,强调代表机关的成员均可以代表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

公司法上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应当由公司董事等管理人员负责组织成立清算组并启动清算程序。因为清算义务是信义义务在公司解散和清算阶段的体现,信义义务来源于对公司的控制权(力),[10]清算义务亦来源于对公司经营和财产的控制,因此应当由公司董事负责组织成立清算组并启动清算程序。[11]在公司清算程序开始之前,即便进入濒临破产状态,公司董事会依然承担公司经营和管理、召集股东会会议等职责。临近破产时,为降低董事不当行为的风险,此时董事一般负有下列职责:召开股东会议的义务;申请破产的义务;谨慎行事的义务(受到不当交易的规制)。[12]因此,在濒临破产时,公司的治理结构中董事仍控制着公司的经营和财产。如果启动解散清算的义务来源于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权,那么启动破产程序的义务也来源于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权,从而负担起公司经营管理机关应尽的义务。

三、构建我国董事破产申请义务需要考量的几个问题

(一)在公司清算义务体系化解释中寻求妥当的规则

公司法解决的是正常经营公司的组织、冲突,而破产法解决的是公司陷入债务危机时的财产清算或重生。前述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亦属于公司法上董事忠实勤勉义务在濒临破产领域的延伸,董事不仅有义务对符合解散条件的公司组织清算,而且还负有对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申请破产清算,两者所基于的理论并没有本质不同。

民法典第六十八条规定,法人解散和被宣告破产时,依法完成清算、注销登记的,法人终止。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可以说是法人清算的两种类型。解散清算是在符合解散情形下的清算,以及法定条件下司法权介入的强制清算;破产清算则是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司法完全介入的特殊清算程序。虽然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属于不同的清算类型,但是在清算申请主体、行为义务和责任承担上却有诸多相同的理论基础。破产法与公司法密切相关:破产法是处理公司危机的指针,而理解公司法则是透析诸破产制度的关键。[13]因此,虽然在制度目的上破产法需要解决公司缺乏清偿能力下的清算问题,明确保护债权人的相关利益,但是在构造论证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时,仍需要在民法典清算义务、公司法关于解散清算的规定中寻找破产申请的妥当规则,在考察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的公约数基础上,借鉴吸收解散清算义务制度的相关规则。

(二)衔接好破产前程序与破产启动程序

破产申请并非越早越好,即便公司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但只要有持续盈利能力就可以引入各种破产前程序进行拯救,因此在设定董事破产申请义务时,需要衔接好破产制度与破产前程序。破产前程序是当前颇受关注的一种避免企业破产的拯救制度,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后为避免破产,在正式的破产程序开始前,在法院或者官方机构监督下实施的一项有约束力的解决企业债务危机的准集体清偿的计划方案。破产前程序是一种挽救措施,例如欧盟EU2019/1023指令中的预防性重组框架、[14]预重整制度等,有效的破产前程序,以帮助可行的债务人重组从而避免破产。近年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已调整破产法的重点,针对有希望的困境企业尽早采取重组等各项拯救计划,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继续经营。例如,西班牙通过延长公司申请破产的法定时限,保护债务重组谈判的公司董事。因此,保护债务重组谈判,甚至不对非参与债权人继续开展业务活动所需的资产采取强制执行行动(自动中止),这与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保护类似。[15]

要衔接好破产申请义务与破产前程序,至少要明确两个规则:一是董事基于合同或司法介入等方式开展重组、调解等拯救企业的计划方案,可以成为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免责事由,或者借鉴西班牙的规定,延长公司董事申请破产的法定时限;二是当破产前程序已明显无法奏效,破产已不可避免时,董事仍承担破产申请义务。

(三)制定法与判例结合方能明确义务的标准类型

在企业濒临破产阶段,董事等经营者承担着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受益的职责,但是各种利益之间总是充满矛盾冲突,需要制定法和判例来共同界定行为义务和过错类型。例如董事为避免自身责任,可能会过早地申请破产,或者过早地关闭企业,或者辞职、不当处分财产等,而不是力图通过继续经营摆脱财务困境,这些都将进一步加剧公司所面临的困难,因此,起草得当的条文可阻止过分仓促地关闭企业。继续经营是尽量减少债权人损失的最适当方式,在可能平衡所有利益关系人的权利和合法期望时应鼓励董事继续运营,同时应区分行为过错的情况与那些涉及运气不佳或其他外部因素的情况。

在构建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的侵权责任时,董事对企业的资债情况、拯救前景、适当申请时机的判断都难以一刀切,需要根据个案情况予以考量。申请破产的义务构成和责任承担方式将影响董事、实际控制人的行事动机。在构建其义务与法律责任时,需要考虑到三个维度:第一,比较轻的标准是欺诈或者明知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而故意为之,才对债权人承担责任;更为苛刻的标准是,对因过失而使资不抵债的公司财务状况更加恶化的人课以责任。第二,强度可因施加责任的触发点不同而有差异:在考虑责任之前公司的财务困境越深,责任标准对董事动机的影响越疏远。第三,如果直接对债权人个人负有责任,则该责任有可能加速落实;而如果只对公司负有责任,则该责任的落实力度会降低。[16]

在构建我国董事破产申请义务时,不仅需要立法上明确规定董事承担破产申请义务这一刚性规则,同时也需要通过在司法裁判个案中建立董事延迟申请破产责任的认定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说,债权人保护是需要一整套制度协作完成的任务。这一制度在构成上既包括事先性的、具体清晰的行为规则,也包括事后性的、模糊衡平化的标准。公司破产时有关偿债顺序、偿债比例、偿债程序的规范,在性质上仍然属于规则,而追究股东、经理人责任的规范,则更多是标准。[17]

四、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具体制度构建

(一)董事是破产申请义务的主体

基于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职责及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权,公司的董事能够掌握公司经营的真实情况,更有能力识别公司是否处于破产边界,应承担公司破产申请义务。但是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和其他人是否有义务提起破产申请?为寻求清算义务的体系性解释,从解散清算来看,实际控制人并非清算义务人,但是需要对其造成的无法清算等情形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3款)。此外,在审判实践中,关于实际控制人的判断基准、审查判断证据的路径及方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股权关系结构图的证明力、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是这类案件审理中的难点。[18]况且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如需要通过举证、抗辩等诉讼程序才能明确的话,那么单纯通过破产审查程序则难以完成,反而增加了破产清算申请审查的难度,延缓破产进程。因此,笔者认为实际控制人不应当成为破产申请人,如果其不当影响或者阻碍董事履行破产申请义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可。

针对股东或者控股股东是否应当承担破产申请义务,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在解散清算中明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应承担解散清算的义务。但也有观点认为,基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致性、发展的趋同性以及清算义务的来源及具体内容,没有必要区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并认为股东不应成为清算义务人,如股东阻碍清算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可。[19]在破产申请的司法审查中,股东常以企业破产法第七条清算责任人的身份提起破产,笔者发现这类股东提起的破产申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通常都发生在公司法人机关和执行机构已无法正常运行时。此时公司停止经营,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等无法联系,公司处于僵尸状态。德国破产法第15a条第3款规定,若有限责任公司的代表机关丧失,则每位股东,若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机关丧失,则每位监事会成员,应负担上述申请义务,除非其不了解有关丧失清偿能力或资不抵债的状态。因此,笔者认为,当法人机关、执行机构不能正常运行时,应当允许股东在知道公司资不抵债及相关机构不能正常运行时,有义务提出破产清算申请。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均负有破产申请义务,只是这种义务需要符合特定的条件,且需要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的破产原因时才承担。

(二)提起破产申请的条件、时间及行为义务

破产申请的条件应符合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规定的破产原因,即债务人需符合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的规定,对公司董事来说,当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应当申请破产。具体包括:(1)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显示其全部资产不足以偿付全部负债的;(2)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3)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无法清偿债务;(4)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5)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无法清偿债务;(6)其他导致无力偿债的情形。总体来说,在企业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并且接下来仍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董事应当在特定时间内去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具体来说,董事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破产文件作为董事履行破产申请义务的要求。

董事应当在公司出现破产原因后的法定时间内申请破产。各国法律规定的董事必须提交破产申请的时间差别很大,德国为3周内,法国为45天内,奥地利60天内,西班牙为两个月以内。有学者认为,我国应以出现破产事由之日起 30 日内作为申请期限,因为以具体的天数作为计算期限的单位是我国立法的通行做法,30 日也可以让董事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进一步审查并作出恢复的努力,也不至于因期限过长贻误申请破产的时机。[20]笔者亦认同这一看法。

(三)延迟申请破产需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1.责任性质为侵权责任

  如果在立法上明确董事申请破产的强制义务,则违反义务就必然存在民事赔偿责任。从解散清算的民事责任来看,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1款规定,有关主体如果违反相应的行为义务,则需要对债权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该条赔偿责任的性质,大部分认为是侵权赔偿责任,被侵害的客体是债权。[21]笔者认为,在明确董事申请破产的强制义务基础上,如果董事没有在出现破产原因的30日内提起破产清算申请,则应当对此不作为所导致的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种侵权责任实际并不需要引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将保护的债权客体解释到权益当中去,而是参考德国民法典第832第2款违反保护他人法律需要承担的侵权责任,将违反此规定纳入与该条具有功能性相似的侵权类型,即董事违反的侵权保护客体是规制性规范。义务人只要实际违反保护债权人的规制性规范,符合被侵犯的民事权益、因果关系、损害等具体要件,即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但请求权基础仍应归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22]

2.两种责任类型:管理人请求赔偿和债权人请求赔偿

  董事在符合破产原因时应当在法定时间内申请破产,这是基于对公司的债权人及相关利益人的保护。在解散清算中,由债权人起诉清算义务人赔偿,但由于破产程序是集体清偿程序,因此应当由公司作为原告向责任董事起诉赔偿,管理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在获得赔偿后对全体债权人进行集体清偿。这一责任类型解决的是破产清算时已经存在的债权人的损失赔偿问题,也是德国法上在董事高管等延迟申请破产时,对旧债权人的赔偿规则。需要提出的是,董事之间对赔偿责任对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内则可以按过错比例划分责任范围。连带赔偿责任则基于侵权责任的共同侵权或者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需承担连带责任,内部责任分担亦适用连带责任的分摊与追偿相关的法律规定。

董事未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将会产生两方面的损害:一种是前述对公司已有财产的减损,造成公司债权人集体清偿的财产减少,需要对已有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是由于没有及时申请破产而继续经营,即德国法上对新债权人的赔偿规则。后一种情况下,董事需要赔偿新债权人的全部损失,即不应发生的交易所产生的全部损害。英国破产法上所采取的以欺诈交易、不当交易来规制董事不及时申请破产的行为时,赔偿请求主体是发生交易的债权人,通过诉讼等方式来请求责任董事赔偿损失。

3.董事过错的认定标准

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其赔偿责任认定的难点在于,如何认定董事所作出的继续经营及进行交易的决策存在过错?实践中,公司破产原因中关于资产、负债的评估方法、时间点、企业债权实现等因素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便法官在司法审查时也常陷入两难的境地。即便是不同的企业规模也存在判断的差异,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破产原因的发现难易度并不相同,小型企业债务人往往不会定期聘用会计,以及欠缺其他专业人员协助,导致可能未能发现其企业已经处于严重的财务危机之中。因此,董事或者实际控制人何时应当申请破产,是需要根据债务人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的判断。[23]在个案中考量董事破产申请是否迟延,应当以企业当时的情况为基准,考察当时董事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具体到公司法上,可以与之关系密切的商业判断规则来判断董事的决策是否适当。在濒临破产时,董事所开展的交易仍需要用此规则加以判断。一个支付不能公司的董事所作出的商业决策,与能够偿还债务公司的董事所作出的商业决定一样,被给予了同等程度的尊重。[24]商业判断规则明确只要公司的管理者以合理注意和善意的方式开展业务,经营者就可以免责。具体的适用条件有三:一是知情;二是主观上认为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三是不为个人私利。[25]进言之,商业判断规则也要依赖董事自己必须通过获得、研究和依赖一般人在类似情形下认为有说服力的信息对有待决定的事项有所了解,并且就这些事项而言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此外,考虑到商业经营的复杂性和企业维持原则,也要给予董事一定的决策空间,允许董事通过专业的咨询或者审查,判断是否存在重整成功的可能并作出努力,从而避免破产。[26]

英国破产法第214条中,为了评估董事是否进行了不当交易,采用了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董事应知道或确定的事实,以及他应得出的结论和应采取的措施,是由勤勉尽职的人知道或确定或达到或采取的,具体包括:a.该董事具有与该公司执行相同职能的董事所具有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客观标准);以及b.具体到某位董事所具有的一般知识、技能和经验(主观标准)。美国示范公司法8.03条所规定的董事注意义务,是普通谨慎之人处于同样职位,在相同情境下所能尽到的注意,违反则构成过失。这些标准既考量到一般标准,也具体到个别董事所应当具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但是英国评价董事过失的客观标准建立在2006年公司法修改中将大量涉及公司董事的义务进行重述明确,形成了客观的评价规则。如果没有这样一套客观明确的规则,对董事是否存在过错仍是一个依赖客观证据的主观评价。笔者想强调的是,将来在我国制定法上可以明确一般的判断过失的规则,将一般性的同样职位的董事职责和特定履职情况下的董事职责作为确定过错的依据,但是具体的标准则应当依赖丰富的司法实践不断加以明确。

注释:

[1]Irit Mevorach· Adrian Walters: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re-insolvency Proceeding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Europea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2]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版2015年第1版,第96页。

[3]李清池:“公司清算义务人民事责任辨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号”,载《北大法律评论》2014第15卷第1辑。

[4]张学文:“公司破产边缘不当激励的法律规制”,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

[5] 张民安:“公司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五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6]Steven L. Schwarcz,Rethinking A Corporation’s Obligations to Creditors, 17 Cardozo L.Ren. 647, 666-668 (1995-1996).

[7]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版2015年版,第34页。

[8]韩长印:“公司破产立法目标的争论及其评价”,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

[9]The European Law Institute:《Rescue of Business in Insolvency Law》2017,p165.

[10]李建伟:“公司清算义务人基本问题研究”,载《北方法学》2010年第2期;李清池:“公司清算义务人民事责任辨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号”,载《北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11]梁上上:“有限公司股东清算义务人地位质疑”,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王长华:“论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的界定——以我国〈民法总则〉第70条的适用为分析视角”,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8期。

[12]The European Law Institute:《Rescue of Business in Insolvency Law》2017,p163.

[13]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版2015年版,第21页。

[14]Directive EU2019/102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15]Juana Pulgar Ezquerra: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The European Recommendation and the Spanish Model,Reimagining Rescue, Rebecca Parry and Paul J. Omar and Contributors 2016, published by INSOL-Europe, p132.

[16][美]莱纳·克拉克曼、亨利·汉斯曼等著:《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罗培新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17]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版2015年版,第26页。

[18]周伦军:“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案件若干问题研究”,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1期。

[19]陈星星:“公司清算义务的内容、主体范围及责任性质研究——以《九民纪要》的规定为切入点”,载2020年7月17日观得法律公众号。

[20]胡晓静:“公司破产时董事对债权人责任的构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

[21]高永周:“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理逻辑——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号案”,载《中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2]朱虎:“规制性规范与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界定”,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1期。

[23]张学文:“公司破产边缘不当激励的法律规制”,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

[24]Allied Signal, 805A.2d 221 at 229; Equity-Linked;705 A.2d at 1041.

[25]朱锦清:《公司法学(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26]高永周:“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理逻辑——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号案”,载《中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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