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议案是指破产程序中需要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和表决的方案的统称，主要有债务人资产处置方案、破产财产变价和分配方案、和解协议、重整计划草案等。债权人会议议案在破产程序中起到“纽带”作用。高效推进破产程序的关键是高效制作债权人会议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61条规定，债权人会议是全体债权人参与破产程序、依法行使权利、表达共同意志、集体决策的自治组织，是破产程序中重大事项决策机关和议事活动。破产程序围绕一系列债权人会议议案推进，债权人会议议案能否为相关方接受并实施，个案中关系到破产程序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的实现，〔1〕整体上影响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中“办理破产”之“债权人参与”“破产程序的效率”等指标的得分，〔2〕影响“破产程序民主性与透明性”，〔3〕影响社会公众对破产法治的认同、信任和支持。〔4〕
普遍存在的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困局减损了债权人会议议案的质效。债权人会议议案“久拖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过”现象长期存在。例如，一些管理人在接管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后，长期未就债务人难以归集或难以处置的财产与有关方协商，加之债权人被动参与破产程序，法院未及时督促管理人履职，致使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一再拖延；一些管理人在债务人资产处置方案未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情况下先行处置债务人资产，导致债权人在债权人会议中对相关方案提出异议；一些案件债权人因事先不了解重整程序进展和重整计划草案，未投赞成票或弃票，导致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在第一次表决中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一些普通债权人不满重整投资人招募方式，未表决通过管理人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并自行提出新方案；一些“执转破”案件管理人因薪酬预期低等原因缺乏与相关方沟通动力，可能错失案件转自行和解、和解或重整程序的机会。这些现象揭示出阻碍高效制作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商谈因素。
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困局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国际问题”。道格拉斯·贝尔德（DouglasG.Baird）和托马斯·杰克逊（ThomasH.Jackson）提出，尽管谈判是非破产重组和破产实践的生命，学界对这些谈判应遵循的规则研究甚少。〔5〕萨莉·维勒（SallyWheeler）对英国1992年至1993年破产清算案件展开实证研究，批评债权人会议“工具化”“空洞化”现象，指出债权人在会议中被边缘化和沦为听众角色。〔6〕如何理性认识并有效发挥商谈在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的作用成为极其重要且亟待解决的破产法基础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综观现有研究，对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商谈性已达成初步共识，但因研究重心或着眼于论述重整程序中的谈判关系，〔7〕或聚焦于分析重整计划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主体、信息披露、强制批准规则适用，〔8〕就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商谈特征阐释较为碎片化，未形成关于破产程序中围绕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商谈行动的一般规律。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商谈论”能够为应对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商谈困境提供理论支撑和智识启示。本文尝试运用“商谈论”的思想精髓，致力于回答“如何理性认识商谈在破产程序之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的作用”这一“元问题”，并逐步澄清以下子问题：何以将“商谈论”引入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商谈视角下高质量债权人会议议案是如何形成的？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的商谈行动对推进破产法治有何意义？如何制度化保障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商谈过程？下文循此思路展开，首先概述“商谈论”的核心思想及其对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法理启示，其次从“时间”和“过程”两个方面分析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商谈机理，接着论述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式制作过程对推进破产法治的意义，最后提出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式制作过程的制度化路径，结语部分主张认真对待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商谈式制作过程。
二、“商谈论”核心思想及其对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法理启示
（一）“商谈论”的核心思想
哈贝马斯的“商谈论”从语用学视角出发，基于交往行动理论，〔9〕阐释内在于语言和语言使用中的法律事实性和有效性的紧张关系及其解决路径——以商谈原则和商谈程序为要义的程序主义法范式。立足本文研究重心，根据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著作脉络，“商谈论”的核心思想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商谈论”以主体间共识为导向，是以达成共识为价值取向的冲突协调模式，主张“理解性实践”。其一方面不同于纯利益导向、诉诸冲突方谈判实力和威胁潜力、以利益妥协为结果的“谈判性实践”，另一方面包容以程序公正为前提的谈判，要求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平等参加谈判、确保无强制的同意。换言之，“谈判作为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其可接受性主要在于程序的公正性。”〔10〕
第二，“商谈论”以私人自主为前提，重构权利和法律的商谈式生成逻辑。“商谈论”认为“只有社会成员能够同时视自己为立法者和法律的实施对象，并在商谈基础上一致接受该规范，法律才能同时具有事实性和有效性，从而使社会得到稳定的整合”。〔11〕循此，哈贝马斯主张，“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人权”与“人民主权”、“商谈原则”与“民主原则”、“非建制的商谈性意见”与“建制化的政治意志”、“交往自由”与“交往权力”等重要概念具有同源性，基于商谈原则的客观法在其中充当了“转换器”作用。
第三，“商谈论”以“基于理由的可接受性”为内核，视“理由”（“论据”）为“同意”（“可接受性”）的合理推力。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整合依靠信念支撑，信念依靠“理由”支持或调整；“理由”是说话者关于“真”之主张的论证意见，因其“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它们的有效性向度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而具有合理推动“同意”力量；“理由”是高度情境依赖的，限于具体时间和空间，具有不确定性和反思性，因此，“可接受性”总是受新信息和更好的理由修正。
第四，“商谈论”以商谈形式差异为法治国权力划分逻辑，强调“民主立法过程的优先性”，其次是法律的执行和适用问题，即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功能性分化。哈贝马斯根据商谈问题所属知识范畴差异，将“理由”分为实用性理由、伦理性理由和道德性理由，其分别构成实用性商谈、伦理性商谈和道德性商谈。立法活动为论证性商谈，可诉诸实用性、伦理性、道德性商谈形式；司法与行政活动属于运用性商谈，司法为协调整个法律系统的融贯性可诉诸上述三种商谈形式，而行政活动除行政立法外只能诉诸实用性理由以高效执法。
第五，“商谈论”以程序保障为进路，主张维护作为“可接受性”支撑的“理由”的生成条件，并在资产阶级形式法范式与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外提出程序主义法范式。〔12〕程序主义法范式重视保护民主过程即商谈过程的程序条件、约束行政权行使并将行政规范制作活动施加合法化的商谈程序、培育自主性的“公共领域”〔13〕等。
（二）“商谈论”对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法理启示
“商谈论”被广泛运用于阐释宪法人民主权原则与基本人权原则的关系、〔14〕法律的沟通性、〔15〕法治范式、〔16〕董事会的有效运行、〔17〕经济法功能定位、〔18〕商谈式司法〔19〕等议题。“商谈论”对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具有重要法理启示。
其一，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决议有效性的关键制约是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张力在对司法裁判的合法律性与合理性要求中进一步加剧。破产审判不同于其他民商事审判，除申请受理阶段的裁定外，主要是对债权人会议决议的确认、强裁或撤销，而破产程序遵循“债权人自治”原则，破产司法裁判的合理性难题便指向债权人会议决议的合理性，归根结底就要追问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
其二，债权人、债务人等利益相关方是债权人会议决议内容的共同承担者，只有当其同时是议案创制者，并在商谈基础上一致接受该议案，才能确保议案的表决通过和可执行性。这里的“创制者”不是授权意义上的议案制作责任主体，而是强调保障和激励各方积极参与、分工合作，在破产法框架下推进更具生产性、高效性的商谈，以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20〕这也是诸多清算程序转重整程序并获重整成功的原理。司法权、行政权等公共权力的功能在于监督、保障和服务债权人会议决策权的正当有效行使。有效的债权人会议决议的形成有两条路径：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议案或由人民法院在议案未表决通过情况下的司法裁定。这两条路径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的形成基础是多数共识，且表决通过率越高，越代表共识凝聚。哈贝马斯视共识为有效主张之正当性的必要条件。〔21〕债权人会议参与者的共识为管理人履职、司法裁定及相关方行为决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司法强裁路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异议者（多数未投同意票的债权人或出资人）的认同问题。一些案件中法院强制裁定议案后，债权人一度对法院和破产程序失去信任，激化矛盾和纠纷，〔22〕法院行使司法裁定权承受着巨大压力。破产程序中，司法强裁规则应作为“破解当事人谈判僵局的最后手段”，系“替代合意的‘拟制同意’”，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以“一系列最低期望收益规则产生引导当事人有效谈判并形成合理预期的静态功能”。〔23〕要让债权人会议决议扎根于各方的沟通和共识，而非个案法官的品德和专业能力。
其三，债权人会议议案相关方具有可沟通性，能够形成交往共识。债权人会议议案相关方虽然基于知识和经验差异对具体事项有不同意见，但从诸多清算、清算程序转和解或重整或自行和解、重整等案件可见，这些利益或意见冲突具有可调和性，关键在于尽早厘清各方在事实、利益、价值上的“前提性共识”〔24〕，推动各方商谈并形成“最终共识”。有学者结合近年来社会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出现的“破产联动的空前团结现象”提出，“风险社会”产生“新的共识之源”。〔25〕
其四，债权人会议议案的质量评价受制于具体情境，会因新的信息和更好的“理由”改变。自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基于债权人会议议案在破产程序中的“纽带”地位，高质量破产程序的关键指标是债权人会议议案的质量。有学者提出，“质量”评价来自人对某事某物客观属性所持有的包括肯定、否定、不置可否的主观态度，系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范畴。债权人会议议案相关方因主体信息能力和所持“理由”差异，对议案质量有不同判断，应当通过保障议案商谈过程促进各方提供和获取更多信息，补强信息和说理能力，从而集思广益，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提前消解异议风险。例如，部分案件中，债权人的经验性意见和建议为债务人资产处置、投资人招募等重要事项带来新的重要信息和处理思路。
其五，以商谈为内核的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具有描述性和规范性价值。描述性价值旨在寻找影响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商谈因素，理解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过程对推进破产法治的意义；规范性价值旨在实现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的平衡，回答相关主体在破产法框架下应当如何制作债权人会议议案、如何通过制度保障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的有效商谈等问题。
综上，“商谈论”视角下，高质量的债权人会议议案蕴含了以确保债权人会议决议和破产司法裁判合理性为起点、以交往共识为方向、以分权与合作为路径、以有效商谈为内核、以制度保障为支撑的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模式，是为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商谈式制作模式。
三、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会前有效商谈”机理
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涉及“时间”和“过程”两个重要维度。时间维度上，“会前商谈”为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提供最佳时机；过程维度上，“有效商谈”为债权人议案制作提供信任基础。〔26〕高质量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形成机理是“会前有效商谈”。
（一）时间维度：“会前商谈”为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提供最佳时机
“时间”在破产程序中具有重要法律意义。“高效性”是各国破产法立法者普遍接受且共同追求的根本目标之一。〔27〕《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将“及时、高效并公正地解决破产事务”确立为有效力和高效率的破产法的关键目标之一。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的“办理破产”指标、我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办理破产”指标，都将“时间”作为“成本”要素作重要考察，耗时越短，效率越高，成本越低，评价越好。《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等司法文件对“破产审判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专章规定“提升债权人会议召开和表决效率”。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相关主体通常具有非常强的时间观念和效率目标。时间维度上，债权人会议议案“会前商谈”进一步分为破产程序受理前的商谈和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的商谈。
1.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的商谈
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的商谈是“会前商谈”的一般表现。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工作分为会议召开前的商谈和会议现场的商谈，高质量的债权人会议议案通常是各方会前有效商谈的成果。〔28〕债权人会议现场很难成为论辩场所，其现实功能主要是调整议案个别事项和表决议案，达到巩固会前共识、产生法律约束力目的。这是因为：
第一，债权人会议议案专业性强、内容复杂，债权人会议时间有限，尤其在债权人人数众多、债权类型结构复杂的破产案件中，各方很难在债权人会议期间消化议案内容并快速形成共识；
第二，债务人资产往往无法完全满足相关方利益诉求，加之债权金额、债权清偿顺位、知识结构、信息储量、决策风格、语言表达、文化背景等差异，不同主体之间难免存在冲突，令其现场即时决策是不科学的，可能造成会议现场发生“情绪宣泄”“搭便车”“盲从”等现象；
第三，债权人代表机制缓解了债权人无法出席会议或债权人人数过多情况下的债权人出席会议问题，保障了议案表决所需要的人数和债权额要求，但债权人代表可能因授权限制或临时受托，无法对审议事项及时展开讨论和表达意见；
第四，债务人资产调查和价值评估、投资人引进、债务减免等疑难问题的解决，时常需要相关方在会前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商谈方式交换信息、研究商议，融合各方诉求，稳定交互期待；
第五，债权人会议议案所涉主体不仅有债权人、债务人，构成影响力的主体还包括管理人、法院、政府及潜在的侵权受害人、家庭成员、社区群体等其他利害关系人，〔29〕其背后存在一个复杂的利益格局，需要管理人等人员在场外沟通中顺藤摸瓜、抽丝剥茧才能得以识别。
2.破产程序受理前的商谈
破产程序受理前的商谈主要发生在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破产案件、疑难复杂破产案件、经过庭外债务重组程序的案件中。以重整程序为例，高质量的重整计划草案相当程度上是各方在重整程序受理前有效商谈的成果。《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的9个月期限，在如此短时间内制作一份既符合法律规定又能为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对一些案件人员具有难度。〔30〕但该规定对债权人、债务人、政府、法院等各方行为具有指引作用。部分债权人、债务人在发现债务人企业面临破产危机且可能具有重整价值后，在重整程序受理前即联同地方党政机关、法院以《企业破产法》规定为商谈基准，着手重整计划草案的摸底、商谈、制作工作，使各方对破产原因、债权债务结构和规模、债务人经营前景、战略投资人意向、债权调整和受偿方案等信息做到“心中有数”，有计划地稳步推进各项措施，提高重整计划草案的可接受度。〔31〕
当前盛行的预重整等庭外债务重组程序的特征之一即在重整程序受理前围绕预重整或重组方案展开商谈。庭外债务重组程序具有保留企业控制权、便利融资、维护企业声誉、维持合作关系、节约成本等优势，且要求更高甚至“一致同意”的接受度，如何确保各式各样庭外债务重组程序中各方平等普遍参与、知情善意决策、信息披露质量和可信度、对投票规则的普遍同意等有效商谈过程显得至关重要。〔32〕庭外债务重组程序转重整程序后，可能出现一些债权人对重组方案反悔现象，这本质上是债权人异议权行使问题，其有义务陈述具体异议事项和异议理由。有学者提出，管理人监督、司法审查的视野应从关注各方获益结果转向重视法律适用的信息依据，有必要设计合理高效的信息供给机制以补强管理人、法官的信息能力，应对庭外债务重组中可能存在的信息获取干扰行为。〔33〕
综上，作为一项程序节点的债权人会议的现实功能主要体现为一种正式表决机制，重心在“决”而非“议”，“议”的活动主要在场外。如果说“认同才能产生合作，合作进而产生效率”是商业组织的秘密，〔34〕那么，将商谈工作置于会前，将表决活动放在会中，是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高效召开的“秘密”。如此一来，便可回应债权人会议“形式化、过场化”质疑。对债权人会议这种破产法框架下的会议形式，贴切的认识应是“仪式化”，即债权人会议是一个表征债权人会议议案相关方会前商谈共识的权威平台，是各方权利商谈程序中的确信环节。通过该平台，相关方分散的意见得以聚合、巩固和公示。部分议案经人民法院依法裁定认可，形成具有集体约束力和交往可预期的信任机制。因此，需要强调的不是让债权人会议现场成为论辩之地，而是相关方围绕要解决的问题在会前有效商谈，让债权人会议回归作为呈现主体信息处理结果的平台，让参会者不觉得参加债权人会议“像走过场一样”，而是在走一个充满确信和期待的法律仪式。
（二）过程维度：“有效商谈”为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提供信任基础
“商谈论”强调保障有效商谈的过程，即保障有助于有效商谈的条件供给。这些有效性条件指向以“交往理性”为内核的“商谈原则”，包括规范上的正当性即平等参与商谈，内容上的真实性即主体间为所主张的“真实”提供充分的理由或论据，主观上的真诚性即诚实表达意愿或想法，以及语言陈述上的普遍可理解性，前三者分别关联社会世界、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第四项条件则关联公共领域的“背景知识”。〔35〕可进一步将这四项商谈有效性要件归纳为：平等、充分、真诚、普遍商谈。债权人会议议案相关方之间的“有效商谈”为议案的可接受性奠定了规范层面、信息层面、真意层面、智识层面的信任基础。
1.平等商谈为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奠定规范基础
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各方平等参与商谈，是过程规范的重要表现，也是达成有效共识的前提。虽然债权人之间有清偿顺位先后之分、清偿金额大小之分，破产程序中各权力主体之间有细致分工，债权人与债务人及其出资人等有关人员之间有债权债务纠葛甚至个人恩怨，但各方在沟通地位和话语表达上都是平等的。否则，将导致话语权失衡或“谈判权失衡”〔36〕，出现权利或权力滥用行为、欺诈和操纵等交往扭曲行为，阻碍信息流动、意见交换和共识形成，损害破产法律制度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实践中，法院、管理人以其独立性、中立性、专业性优势，引导各方相互尊重、平等商谈，对于使分散的主体凝成一团，从单独参与变成广泛合作，共同促成高质量的债权人会议议案具有重要意义。
2.充分商谈为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奠定信息基础
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各方充分交换的信息为形成高质量的债权人会议议案提供了“更好的理由”。根据信息在论证说理中的功能差异，可将这些信息分为事实性信息、规范性信息和推理性信息。事实性信息，主要指供法院审查裁定和管理人、债权人、投资人等人员决策所必要的客观事实；规范性信息，包括法律规范、伦理规范、道德规范等可供具体问题解决的规范依据；推理性信息，即连接客观事实与规范效力之间作为解释和说服活动的内容。这些信息交互出现，构成债权人会议议案中商业判断和具体措施的“理由”。尤其在管理人或债务人等有关人员因法律对某个问题的规定尚不明确而需要采取变通或创新做法情况下，更要注重向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说理”，向法院及时报告相关方就具体方案的沟通情况和商谈结果。例如，管理人在制作债务人资产处置方案时，负有向债权人、法院等主体说明采取相关处置措施的具体考虑、判断依据、不同处置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等义务，以提高各方对方案的接受度。充分的会计信息沟通对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和管理人与相关方的信任关系建立具有重要价值。〔37〕
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可接受度具有不确定性，易受时间、地域、获取和使用主体的差异性影响。不同参与者之间平等、及时、充分、专业化的商谈，有利于提高信息质量，为各方普遍接受债权人会议议案找到更有力的理由。尤其在重整程序中，“信息是市场之氧”，“重整市场化依赖信息溢价”，〔38〕需要尽可能提高信息质量，维护各方“意思表示完整性、正当性”，〔39〕以提高重整计划草案质量。例如，在上海祥发危险品船务储运有限公司重整案中，管理人在法院指导下，积极引导债权人深度参与重整程序，保障实现债权人对债务人资产负债及经营信息等方面知情权，为疫情之下、外部招募投资人失败后，部分债权人提出债转股意向奠定基础，最终促成各方表决通过重整方案。〔40〕
3.真诚商谈为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奠定真意基础
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各方诚实表达想法，有助于化解不满情绪、推动问题解决、提高程序效率。哈贝马斯区分了“真实的表达”和“真诚的表达”，“真诚的表达可能不真实，真实的表达可能不真诚”，即说话者所主张内容的真实性不代表其内心真实想法，有效的沟通同时要求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41〕该现象在破产程序中时有出现。例如，有学者发现，重整实践中，部分债权人表面上是不满债权清偿比例，实际上还在于对债务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违规转移财产行为未获依法追究、公司法关于刺破公司面纱等债权人保护制度未得有效实施、债务人企业借重整程序逃避股东责任等现象的不满和担忧。〔42〕
欲使各方诚实表达真意并非易事，尤其在“自利服务偏见”〔43〕影响下，需要各方反复商谈，保障债权人会议议案的真意基础。一方面，及时查明并依法追究虚假陈述等违反诚信义务行为，及时甄别破产程序中的关系型合同是否系各方“公平、合理、有效谈判过程的产物”，〔44〕及时发现和裁定债权人之间的掠夺侵害行为，〔45〕及时保障受欺诈、胁迫等异议的救济。另一方面，“认真对待情绪”，〔46〕不畏异议，〔47〕积极共情，〔48〕对个体心中公平观念“去偏”，消解债权人、债务人等人员的恐慌、焦虑等情绪对决策的消极影响，在商谈中发挥情感机制的正向作用，“形成共同解决问题的情感认同”，〔49〕促成真诚充分沟通和互信互助互利共赢。
4.普遍商谈为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奠定智识基础
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是极为专业的法律活动，需要各方普遍参与合作并能普遍理解各方语言所指。这种理解不仅要求语言陈述上接近“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通情达理”，还要求对专业性内容具备基本知悉和运用能力。例如，债权人、债务人、政府、金融机构、其他中介机构需要理解管理人、法院对破产法的释明，管理人、法院等需要理解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环境测评报告、金融工具等多学科知识。这需要共同享有的“背景知识”作基础，系破产审判、破产执业、破产行政的专门化和专业化问题，也是市场经济、商事审判、破产法文化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例如，法国建立了由专门的商人法官依照独特的商事规则裁判纠纷的“商人自治裁判制度”，其适用范围包括破产案件，为各方有效商谈、普遍接受和信任破产程序中的债权债务清理、企业困境预防和拯救方案奠定了共享的知识和经验基础。〔50〕
四、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式制作过程对推进破产法治的意义
至此，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过程对推进破产法治有何意义。前文交往行动理论介绍中述及，哈贝马斯提出“系统”要服务“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包括文化传统、社会整合、个人社会化三个成分。具体到法治领域，哈贝马斯主张，法律既是知识系统，也是行动系统，除发挥维持社会秩序功能外，还要服务于“生活世界”中文化传统和人格的再生产，即“法律建制、主体间分享的法律传统、解释和遵守法律规则的能力”通过法律行动这个媒介得到再生产。〔51〕“商谈论”视角下，可以进一步道明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过程对促进个体对破产法的“知行合一”、维护破产情境下的社会秩序、塑造破产法文化的法治意义。
（一）促进个体对破产法的“知行合一”
尊重个体权利，保障个体平等、充分、真诚、普遍参与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商谈过程，能够促进个体对破产法的理解、遵守、运用、反思和建言。正如有立法工作者提出，“让每一个债权人了解破产制度。”〔52〕生活世界早已揭示，“心领神会”是最高效率。目前，我国诸多破产案件中的债权人、债务人及具体权力机构责任人员对破产法尚不了解，更难谈及自主灵活运用和解释破产法。债权人会议议案的表决通过是各方在破产程序中的一致目标，议案筹划是各方行动开端，议案制作过程为各方有效商谈创造了机会和平台。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活动表现为一张错综密集的多方商谈行动网。在达致高质量的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商谈行动网中，每个人都可能经历循环往复的对话，不断被更新的信息和更好的理由说服，自主判断和决策，从而增进对破产法立法意图及具体制度的认知，〔53〕对破产法中权利、义务、权力、责任规则的遵守，对破产法中具体制度的选择适用及反思，对破产法立法公开征求意见程序的支持、参与和建言，〔54〕进而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满足内在智识增进和人格发展需要。〔55〕
（二）维护破产情境下的社会秩序
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涉及诸多权力的行使。规范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过程中的权力运作，能够维护破产情境下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退出秩序，实现《企业破产法》第一条明示的“规范企业破产程序”“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立法宗旨。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的权力有多种表现形态，可以按照权力的行使主体、权力的功能指向等标准分类。其中，以权力的功能差异划分，可将其分为债权人会议的决策权、管理人或自行管理债务人的执行权和法院、政府等多元化主体的监督权。根据“商谈论”中的权力来源逻辑，上述权力的产生应是源于现代复杂社会中，多数不特定“债权人”“债务人”等私人为增进个人利益而理性让渡并划分出的权利界限，经由立法程序转化为交往权力，以维护交易安全、交易便捷和交易中的信任关系，最终保障个人收益。〔56〕这种现代化的法治保障效果在个案破产程序中，通过由债权人会议决策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管理具体议案，管理人或自行管理债务人高效落实前述议案的制作标准和议案中的具体事宜，法院、政府等多元化主体监督保障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正当程序、权利救济并提供及时高效的配套服务得以实现，进而维护企业破产情境下所需要的权利保障、契约自由、责任明确、信息透明、程序高效、公共服务等秩序。
（三）塑造破产法文化
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商谈过程会强化各方对破产程序的经验认知。个案经验认知流入公共领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地影响着破产法文化的塑造和共同的背景知识生成。个案经验认知通常以两种方式流入公共领域。
其一，直接流入方式，如个案中管理人、法官的释法宣传，个人在个案中对破产法的所知所感及其传播，个案办理经验总结交流，典型案例报道，媒体对个案的跟踪报道。
其二，间接流入方式，即个案疑难问题的商谈解决促成司法意见或司法解释或司法政策、行政规范、部门联合文件的出台，个案暴露出的破产法律制度缺陷、个案形成并为普遍推广的经验做法经由专家论证、部门研讨、公开征求意见等立法规划、立法计划和立法草案征求意见、审议表决程序上升为法律规定，这些新制定或完善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又通过个案适用和普法宣传继续流入公共领域。循环往复，不断塑造一国破产法文化，成为共同的背景知识。
五、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式制作过程的制度保障
“商谈论”主张制度化保障商谈过程，有必要继续思考如何在建制上保障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商谈过程。2023年9月，《企业破产法》修改已被纳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应当以商谈理念为基底完善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制度。
（一）明确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的商谈原则
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贯穿破产程序始终，应在破产法基本原则条款和具体章节中设置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商谈原则。一方面，现行《企业破产法》缺乏基本原则条款，致使破产法立法缺少灵魂、易使破产法实施迷失方向、导致破产法理论研究缺乏必要基础。〔57〕破产法修订过程中，有必要在总则部分增加指导破产法实施的基本原则条款，将破产程序有关方平等商谈、积极参与、充分沟通、诚实信用、分工合作原则纳入其中，指引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商谈式制作过程。这既是对破产程序相关方有效商谈实践经验的巩固提炼，又能为实践中府院协调、跨区域协调审理等合作模式提供法律依据，有助于引导债权人、债务人、管理人、法院、政府等各方在破产程序中有效商谈，保障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的实现及各方意见可接受性、共识可执行性，彰显我国破产法治的共商共治特色。
另一方面，在破产法关于债务人财产管理和处分方案、重整计划草案、和解协议草案、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以及未来可能设置的预重整方案等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具体条款中，明确有关议案制作过程中、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前应经利害关系人的平等、充分、真诚、普遍沟通协商，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责任主体应当充分听取债权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其他相关方建议，对议案制作过程负有说明和报告义务。
（二）细化不同破产程序目标以高效凝聚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的商谈共识
破产程序的目标定位为主体间商谈行动明确出发点和落脚点。〔58〕破产程序是破产法框架下一系列具体程序的统称，〔59〕各具体程序既有共同目标，也有特定目标，清晰的目标条款能够为破产法学习、宣传、理解、遵守和运用提供便利，有助于快速凝聚不同破产程序下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商谈的前提性共识，降低协调成本，提高商谈效率。有学者提出，“以立法目的条款作为社会成员对话交流的制度平台，将有助于实现法价值的客观化、实证化。”〔60〕
理想模式下，除需要在破产法第一条中概括性界定破产程序的基本价值和共同目标外，还应在具体程序环节细化相应程序的目标表达，进而设计具体行为规则，实现破产程序立法目标的整体性、层次性、易理解性和可操作性，增进主体间商谈目标的一致性及其实施的高效性。《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第一部分提出了有效力和高效率的破产法的9项关键目标，建议兼顾破产法的各项目的和关键目标。〔61〕初步考察域外立法实践，除明确破产程序的一般目的外，日本《促进调整特定债务等的特定调解相关法律》第一条明确了特定调解程序的目的，《日本民事再生法》第一条明确了民事再生程序的目的；〔62〕《美国破产法典》第1501条明确了跨境破产程序的目的。〔63〕韩长印、赵万一等学者论述了破产程序的总体性目标，〔64〕破产程序目标的体系化和精细化构造问题仍有待专门深入研究，为立法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和路径参考，为各类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中的商谈提供目标指引，积极塑造破产程序内外的和谐社会关系。
（三）调适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的商谈实体性规范
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的实体性规范涉及非破产法实体规范和破产法实体规范，〔65〕在商谈过程中发挥客观标准作用，能够帮助个体对心中“公平”观念“去偏”，激励参与者开展原则性谈判。“原则谈判法”强调参与者摆脱立场纷争、回到利益沟通、寻求多种有益的解决办法并从中商议出最佳方案，以提高商谈效率，减少各方做出承诺和解除承诺的次数，使“现实中的人”能够融合“实质性利益”和“关系利益”，其作用发挥有赖于不断健全法律制度。〔66〕商谈实体性规范内容纷繁复杂且具有开放性，有学者论述了庭外重组协议或预重整方案在重整程序中的效力延伸、重整程序中优先权顺位调整的条件、重整投资人的权利保护、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公平公正标准及其效力、环境债权等潜在债权的清偿顺位、破产程序中的数据保护与处理等问题。〔67〕商谈实体性规范的完善，不仅能为债权人会议议案相关方商谈提供客观统一标准，对全国统一大市场下构建“投资友好型”破产法、为创新创业者提供稳定预期、修复市场信用和规制信用经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具有重要意义。〔68〕
（四）优化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的商谈程序性规范
高质量的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制作过程需要民主化、透明化、规范化、高效化的正当程序保障。〔69〕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展开。时间方面，需要完善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的期限规则，包括期限的缩短条件和期限的延长要件，前者涉及含简易重整程序在内的简易破产程序建构，〔70〕后者涉及现行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规则优化。针对后者，有必要结合实践进一步论证《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关于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规则的适应性问题，明确该期限的强制性或任意性属性即是否属于不可突破的最长期限，以及如何应对管理人或债务人受不确定因素影响，未在上述期限内提交重整计划草案但债务人企业仍具有重整价值的情况，以解决实践中部分法院为确保重整计划草案质量、实质性推进重整程序、增进重整价值而以口头同意或以复函、通知书、决定书、裁定书等书面形式准许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在9个月外再延展行为的合法律性与合理性问题。明晰、具体、灵活的期限规则，有助于稳定各方对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期限的预期，着眼于债权人会议议案的质效提升。空间方面，首先，理顺主体间的角色分工。肯定债权人、债务人、职工、股东、新投资人等多元化主体在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的共商共决地位。基于授权形式逻辑明确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主体的责任地位，尤其要淡化和转变将重整计划草案制作和提交行为性质视为专属优先权或谈判优势地位的观念，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主体应当加强与各方的沟通，通过多种途径识别和增进债务人财产价值，引导相关方展开协商，努力达成共识。实现破产行政专门机构职责法定化，肯定行政机构的监督和协调作用，规范行政权介入边界。〔71〕健全公司重整中出资人委员会职责职权，充分保护出资人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72〕
其次，优化主体间商谈的信息交往程序，将狭义的单向传递的信息披露内涵向沟通和交往维度延展。〔73〕明确信息披露义务主体范围、披露对象、披露标准、披露的具体程序及违反义务的不利后果。按照主体间信息需要差异细化信息披露方式，包括线下的书面披露，通过破产信息平台、微信工作群等在线方式传递债权人会议议案信息，以工作周报、月报、专报及听证会等专门会议、临时会议形式进一步了解议案制作的具体考量、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建议、释明和告知相关法律规定、化解情绪与冲突、商讨相关问题解决方案。〔74〕尤其在破产程序数字化趋势下，应当充分保障非现场债权人会议参与者的程序参与权，提高信息沟通的准确度、接收度和接受度。另有学者提出，投票规则的严格程度会影响重整计划的质量和效率，债权人友好型破产法往往设置严格的投票规则，激励更详实的债务人财产信息披露、更高质量的重整计划草案，为债权人提供更充分的保护。〔75〕
六、结语：认真对待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式制作过程
债权人会议是破产程序中重大事项决策机关和议事活动，破产程序围绕一系列债权人会议议案推进，高效推进破产程序的关键是高效制作债权人会议议案。参与者之间的商谈行动是影响个案债权人会议议案质效和债权人会议制度运行实效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引入“商谈论”，反思破产法研究和实践中司空见惯、知易行难的“沟通”“商谈”概念，从学理层面进一步认识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商谈性，呈现高质量债权人会议议案的“会前平等、充分、真诚、普遍商谈”形成机理，揭示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式制作过程从促进个体对破产法的“知行合一”、维护破产情境下的社会秩序、塑造破产法文化三个方面对破产法治的再生产作用。在此基础上，以商谈理念为基底建构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制度，在破产法总则中设置商谈基本原则条款以指引主体行动方式、在具体章节清晰表达不同程序的具体目的以高效凝聚商谈共识、调适和优化商谈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体系化保障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式制作过程。
有效商谈是高效制作债权人会议议案的必要条件，是破产法治系统良性运作的关键力量，也是破产法治参与者的一种美好生活方式。“商谈论”关注“生活世界”“主体间性”“交往关系”“共识形成过程”“共同价值创造”，〔76〕其“理想的沟通情境”构思因“理想化”受到质疑，将该理论引入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难免会遇到类似质疑，但如哈贝马斯在访谈录中回答，“倘若放弃一切努力，将世界看做一片黑暗，将改善目前状况的一切尝试统统称为幻想，那么，今天的状况将成为‘铁的现实’而延续下去，这个世界也许就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77〕本文主张认真对待债权人会议议案商谈式制作过程，所作努力的意义还在于交流一种将“有效商谈”知识迁移运用至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之于破产程序中的个体，这一切本质上都是生活，沟通是生活的常态，主体间理想的沟通情境值得期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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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赵万一主编：《破产法理论前沿研究》，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165-166页。
〔2〕参见韩长印：《世界银行“办理破产”指标与我国的应对思路——以“破产框架力度指数”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7期，第10-11页；张钦昱：《我国破产法的系统性反思与重构——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之“办理破产”指标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6期，第108-109页。SeeWorldBankGroup,“BusinessReady:MethodologyHandbook”,https://www.worldbank.org/en/businessready,Lastvisitdate:4December,2023.
〔3〕杰伊·劳伦斯·韦斯特布鲁克、查尔斯·布斯、克里斯托弗·保勒斯、哈里·拉贾克：《商事破产：全球视野下的比较分析》，王之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
〔4〕参见陈洪杰：《司法的象征生产与认同想象》，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第192-205页。
〔5〕SeeDouglasG.BairdandThomasH.Jackson,“BargainingAftertheFallandtheContoursoftheAbsolutePriorityRule”,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Vol.55,No.3(Summer1988),p.741.
〔6〕SeeSallyWheeler,“EmptyRhetoricandEmptyPromises:TheCreditors’Meeting”,JournalofLawandSociety,Vol.21,No.3(September1994),p.350-351.〔7〕SeeDouglasG.BairdandRandalC.Picker,“ASimpleNoncooperativeBargainingModelofCorporateReorganizations”,JournalofLegalStudies,Vol.20,No.2(June1991),pp.311-350;Johnston,J.Bradley,“TheBankruptcyBargain”,AmericanBankruptcyLawJournal,Vol.65,No.2(Winter1991),pp.213-310;LynnM.LoPucki,“ATeamProductionTheoryofBankruptcyReorganization”,VanderbiltLawReview,Vol.57,No.3(April2004),pp.741-780;王佐发：《公司重整制度的契约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佐发：《上市公司重整中债权人与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JonathanC.Lipson,“BargainingBankrupt:ARelationalTheoryofContractinBankruptcy”,HarvardBusinessLawReview,Vol.6,No.2(Summer2016),pp.239-296;AnthonyJ.Casey,“Chapter11’sRenegotiationFrameworkandthePurposeofCorporateBankruptcy”,ColumbiaLawReview,Vol.120,No.7(November2020),pp.1709-1770.
〔8〕参见张钦昱：《重整计划制定权归属的多元论》，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123-132页；池伟宏：《论重整计划的制定》，载《交大法学》2017年第3期，第122-136页；高丝敏：《论破产重整中信息披露制度的建构》，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02-112页；杨忠孝：《信息披露与重整程序信任机制建设》，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92-101页；高丝敏：《重整计划强裁规则的误读与重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第231-252页；Gao,S,“Cramdown,ReorganizationBargainingandInefficientMarkets:TheCasesoftheUnitedStatesandChina”,InternationalInsolvencyReview,Vol.30(2021),pp.5-21；丁燕：《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9〕交往行动理论主张以达成理解或共识为取向的语言使用，将语言理解视为行动协调机制，语言经由交往理性发挥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持作用；语言之所以有协调行动功能，是因为当听话者认可或接受说话者的一项主张，将产生同未来互动有关的义务。共识的形成需要主体间的交往行动，这要求主体间具备“交往理性”、主体具备相应的沟通资质、主体间的普遍商谈，由此，促进“生活世界”三个成分即文化传统、社会整合、个人社会化的再生产。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1-23页；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85页；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0页。有学者将其译为“交往行为理论”“沟通行动理论”“沟通理性”等。还有学者论及，商谈是“关于沟通的沟通，是对于沟通行动之中没有达成共识的一种反思性沟通”“是沟通行动的反思的继续，是达至共识完成沟通的方式”，既要求利益相关者的普遍参与，又要求遵循普遍的道德规范（沟通伦理），共识的形成需要主体间的普遍商谈。参见陆洲：《论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范式及其中国意义》，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考虑到本文研究重心，除特别说明外，不对沟通、对话、商谈等具有“对话”共性词汇作严格区分。〔10〕高鸿钧等：《商谈法哲学与民主法治国——〈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阅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11〕吕世伦主编：《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第二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6页。
〔12〕参见陆洲：《论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范式及其中国意义》，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3〕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描述为“一个关于意见的交往网络”，“公共领域的特征毋宁是在于一种交往结构……既不是日常交往的功能，也不是日常交往的内容，而是在交往行动中产生的社会空间”，“公共领域”可以通过交往行动（掌握自然语言就足够）得到再生产。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445页。
〔14〕参见李龙、李小萍：《论宪法中人民主权与基本人权原则的沟通——以哈贝马斯的宪法有效性理论为视角》，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29-38页。
〔15〕参见马克·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16〕参见陆洲、陈晓庆：《中国法治的范式研究：沟通主义法范式及其实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张斌峰、黄现清：《交往理性视域下的法治话语互动》，载《法学论坛》2016年第1期，第64-70页。
〔17〕参见牛子晗：《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独立董事制度》，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22-28页。
〔18〕参见肖伟志：《论经济法的系统间整合功能——基于哈贝马斯法哲学思想的一种理解》，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6期，第66-75页。
〔19〕参见段厚省：《远程异步审判的程序正当性考察》，载《政法论丛》2022年第3期，第51-64页；陈文曲：《现代诉讼的本质：全面理性的规范沟通》，载《政法论丛》2020年第2期，第127-138页；廖丽环：《正当程序理念下的执行转破产机制：基于法理视角的反思》，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3期，第122-142页；马靖云：《律师商谈沟通与司法商谈机制的构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闫斌：《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第63-69页
〔20〕Johnston,J.Bradley,“TheBankruptcyBargain”,AmericanBankruptcyLawJournal,Vol.65,No.2(Winter1991),p.308.
〔21〕莱斯利·A.豪：《哈贝马斯》，陈志刚译，曹卫东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2页。哈贝马斯主张“真理共识论”，“在现代社会，人们通过理性讨论而达成的共识就是真理，真理并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而是相对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语境的……真理不是存在于孤独的个人心中，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对话达成的共识之中……真理共识论决定了交往理性追求的并非逻辑的普遍性而是实践的有效性。”王振东：《韦伯：社会法学理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188页。〔22〕王佐发：《上市公司重整中债权人与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第188页。
〔23〕高丝敏：《重整计划强裁规则的误读与重释》，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第231-252页。
〔24〕郭晓燕：《论司法判决的可接受性——基于听众理论的分析》，载《南大法学》2021年第2期，第131页。
〔25〕范志勇：《风险社会的破产法回应》，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82页。
〔26〕需要说明的是，受本文论述目标需要，“时间”维度是从“过程”维度中抽出的“节点”要素，以作为重要分析对象。“过程”维度是兼具“时间点”“时间线”“空间面”的立体和动态概念，两个维度并不割裂。文中的“过程”概念含有时间要素。
〔27〕参见杰伊·劳伦斯·韦斯特布鲁克、查尔斯·布斯、克里斯托弗·保勒斯、哈里·拉贾克：《商事破产：全球视野下的比较分析》，第1-2页。
〔28〕参见赵万一主编：《破产法理论前沿研究》，第165-172页。
〔29〕参见张世君：《公司重整的法律构造——基于利益平衡的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30〕胡利玲：《困境企业拯救的法律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31〕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关于妥善审理破产案件、维护经济社会稳定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苏高法审委〔2009〕2号）第三部分“审理企业重整案件应当把握的基本问题”之“（八）重整计划草案的提交”表明，“人民法院应当督促债务人在提出重整申请的同时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或者督促管理人或者债务人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提出重整计划草案，以提高重整计划草案的可接受度，提高重整效率，降低重整成本。”
〔32〕参见杰伊·劳伦斯·韦斯特布鲁克、查尔斯·布斯、克里斯托弗·保勒斯、哈里·拉贾克：《商事破产：全球视野下的比较分析》，第135-148页。
〔33〕SeeDouglasG.Baird,“Bankruptcy’sQuietRevolution”,AmericanBankruptcyLawJournal,Vol.91,No.4(Fall2017),p.593.
〔34〕蒋大兴：《重思公司共同决议行为之功能》，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6期，第152页。
〔35〕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第409-410页。〔36〕Gao,SandWang,Q,“TheU.S.ReorganizationRegimeintheChineseMirror:LegalTransplantationandObstructedEfficiency”,AmericanBankruptcyLawJournal,Vol.91,No.1(Winter2017),p.161.
〔37〕SeeYvonneJoyce,“BuildingTrustinCrisisManagement:AStudyofInsolvencyPractitionersandtheRoleofAccountingInformationandProcesses”,ContemporaryAccountingResearch,Vol.37,No.3(Fall2020),p.1622.
〔38〕SeeLipson,J.C.andDiVirgilio,C.M,“ControllingtheMarketforInformationinReorganization”,AmericanBankruptcyInstituteLawReview,Vol.18,No.2(Winter2010),p.695.
〔39〕参见杨忠孝：《信息披露与重整程序信任机制建设》，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97页。
〔40〕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实施破产法律制度优化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2021年4月28日。
〔41〕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第392页。
〔42〕参见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9-480页。
〔43〕通常认为，谈判僵局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但有研究发现，即便向谈判方充分披露信息，其仍会受角色背后“自利服务偏见”影响决策行为。参见琳达·巴布科克、乔治·罗温斯廷：《解释谈判僵局：自利服务偏见的作用》，载凯斯·R.桑斯坦：《行为法律经济学》，涂永前、成凡、康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441页。
〔44〕SeeLipson,J.C,“BargainingBankrupt:ARelationalTheoryofContractinBankruptcy”,HarvardBusinessLawReview,Vol.6,No.2(Summer2016),p.246.〔45〕SeeDouglasG.Baird,“ThreeFacesofCreditor-on-CreditorAggression”,AmericanBankruptcyLawJournal,Vol.97,No.2(Summer2023),pp.252-253.〔46〕熊浩：《认真对待情绪：论纠纷化解的感性向度》，载《政治与法律》2023年第5期，第131-144页。
〔47〕管理人履职中，异议总是难免的，可能面临其他参与者的不理解、不信任、不满意，甚至遇到债权人关于“更换管理人”的“威胁”。冲突不总是关乎实质利益、破坏性，也可能是情绪性、建设性的，管理人面对异议，需要准确识别异议根源和类型、做好相关问题的论证说明和履职意向表达。如有的案件中，一些债权人在债权人会议上提出更换管理人请求，认为“管理人未尽勤勉义务、不能胜任职务、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管理人不仅举证证明自身不存在上述情形，还基于债权人异议事由，力求与相关人员进一步沟通，表示将积极改进工作，争取处理好本案相关事宜。法院处在债权人的“主持公道”诉求与管理人的“执业保障”期待之间，不仅要严格适用“利害关系”标准，更要以经验智慧修复管理人与债权人的沟通桥梁，弥合二者的信任裂缝；债权人应当理性运用“异议权”“更换管理人”等法律利器，如此才能共同推进破产程序价值实现。
〔48〕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中需要主体间的“共情意识”。以管理人履职为例，有的破产清算案件中，管理人对债务人创始人怀旧情结的疏导彰显出人文关怀，从中可见管理人、法院的真诚共情之于个体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深刻价值。一些案件管理人以“致债权人信”形式，字里行间、积极叙事，保障债权人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获得债权人信任和支持。其结构主要表现为：阐释破产程序宗旨和价值、债权人会议法律地位及职权，介绍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原由、资产负债情况，说明债务人财产管理过程、遇到的困难、如何克服困难、取得的成果、期间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思虑和各方努力（包括债务人的意愿、态度和行动），报告管理人下一步工作计划及下一次债权人会议主要审议事项、难点事项，表达请求债权人互相理解以尽快受偿的愿望及对债权人支持管理人工作的感谢。这些信件体现对债权人自治原则的尊重。
〔49〕杨忠孝：《信息披露与重整程序信任机制建设》，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94页。
〔50〕王艳：《法国商事诉讼程序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156-162页。
〔51〕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96-98页。
〔52〕叶建平：《开好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15个细节》，载陈夏红、闻芳谊主编：《破产执业者及行业自治》，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15页。
〔53〕除破产程序下的权利、义务、权力、责任配置外，破产法立法对非破产程序下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亦具有行为指引和教育意义。马俊驹论及，“制定《企业破产法》的真正意图在于：正视社会主义竞争中的企业破产现象，运用必要的法律手段预防破产，尽量减少破产，并通过对少数企业的破产宣告，激励和唤起多数企业的振兴。”马俊驹：《关于国营企业破产的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载《马俊驹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卷，第1479-1480页。
〔54〕正如有学者提出，破产法的未来，需要具有包容性的破产共同体致力于趋向共识的合作。SeeKarenM.Gebbia,“TheKeepersoftheCode:EvolutionoftheBankruptcyCommunity”,AmericanBankruptcyLawJournal,Vol.91,No.2(Spring2017),p.292.
〔55〕虽然企业债权人、金融机构、政府、法院等单位具有组织性质，但具体行动中都是以自然人出现。正如吴越所言，“法律塑造的公司人格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在法律、社会伦理与自我认识层次上的集中反映。”吴越：《公司人格本质与社会责任的三种维度》，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6期，第58页。因此，有必要认识到，债权人会议议案制作过程使参与者融入对破产法律制度的真实感受和思考，其价值除了通过商谈实现利益平衡、优化资源配置，还包括满足个人内在发展需要。
〔56〕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33页。
〔57〕参见齐明：《论破产法中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3期，第159-160页。
〔58〕参见韩长印：《企业破产立法目标的争论及其评价》，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第86-87页。
〔59〕破产程序具有程序的综合性特征，按破产对象差异可分为个人破产、企业破产、金融机构破产、跨境破产等程序，按破产情境差异可分为破产清算、重整、和解等程序，按具体事务差异可分为破产申请和受理、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重整计划草案制作、债务人财产变价和处置、调解、破产衍生诉讼等程序。
〔60〕刘风景：《立法目的条款之法理基础及表述技术》，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第57页。
〔61〕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第一部分），第9-15页，载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官网，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insolvency，2024年1月3日访问。
〔62〕参见山本和彦：《日本倒产处理法入门》，金春等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6、251页。
〔63〕《美国破产法典》第1501条明确规定跨境破产程序的适用目的是，引入《跨国界破产示范法》，为处理跨境破产案件提供有效的机制并实现以下目标：美国法院、联邦托管人、托管人、监督人、债务人以及经管债务人和参与跨境破产案件的境外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等主体间的合作；提高贸易和投资事项的法律确定性；公平高效地处理跨境破产案件从而保护所有债权人以及包含债务人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保护并最大化债务人资产的价值；促进拯救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从而保护投资并保障就业。〔64〕参见韩长印：《企业破产立法目标的争论及其评价》，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第82-89页；赵万一：《我国市场要素型破产法的立法目标及其制度构造》，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29-42页。
〔65〕参见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第76页；范志勇：《破产法尊重私法实体权利原则的证成与适用——以破产法对担保物权的调适为例》，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5期，第67-83页。
〔66〕“原则谈判法”的四个基本思想是，“把人与问题恰当地分开”“重利益而不是重立场”“努力寻求多种有益的解决办法”“坚持客观的标准”。参见张强：《商务谈判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8页
〔67〕参见张艳丽、陈俊清：《预重整：法庭外重组与法庭内重整的衔接》，载《河北法学》2021年第2期，第56页；贺丹：《破产重整优先规则：实践突破与规则重构》，载《政法论丛》2022年第2期，第158页；丁燕：《论合同法维度下重整投资人权益的保护》，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7期，第96-101页；齐明：《我国上市公司重整中出资人权益强制调整的误区与出路》，载《法学》2017年第7期，第173页；龚家慧：《破产制度绿色化规则的构建》，载《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100-110页；李传轩：《绿色破产法理念下环境债权的优先受偿及其顺位重构》，载《法学论坛》2023年第5期，第99-109页；程威：《破产程序中数据权益之保护——以信义义务为视角》，载《财经法学》2022年第4期，第115-131页；陈夏红：《破产程序中的数据保护与处理》，载《法律适用》2023年第12期，第83-92页。〔68〕参见李曙光：《论我国〈企业破产法〉修法的理念、原则与修改重点》，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6期，第32-33页。
〔69〕参见廖丽环：《正当程序理念下的执行转破产机制：基于法理视角的反思》，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3期，第129-138页。
〔70〕赵万一将预重整制度视为简易重整程序，“其功能在于将庭外重组与司法重整相结合，提高正式重整程序的效率和重整计划实现的可能性”。参见赵万一：《我国市场要素型破产法的立法目标及其制度构造》，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38页；王欣新：《破产法修改中的新制度建设》，载《法治研究》2022年第4期，第7-12页；刘颖：《论我国破产法上简易程序的构建》，载《法学评论》2022年第3期，第146-147页；杜若薇：《世行新指标下我国小微企业破产重整应对》，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第178页。
〔71〕参见张世君：《破产行政化的理论阐释、功能反思与制度应对》，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2期，第130-131页
〔72〕参见杨鹿君：《公司法到破产法：重整程序下的股东权利行使》，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17-118页；张钦昱：《公司重整中出资人权益的保护——以出资人委员会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1期，第88-101页。
〔73〕参见赵万一主编：《破产法理论前沿研究》，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167页；王福祥：《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做好破产事务的管理人》，载陈夏红、许胜锋主编：《破产法信札》，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74〕参见范水兰：《我国破产重整计划表决信息披露制度的检视与完善》，载《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5期，第109-114页；王欣新：《实质合并破产中听证与复议的规制研究》，载《法律适用》2022年第8期，第10页。
〔75〕SeeNicolaeStef,“VotingRulesinBankruptcyLaw”,ReviewofLawandEconomics,Vol.13,No.1(March2017),p.2-5.
〔76〕哈贝马斯的“商谈论”试图在全球性现代社会危机中探明和维护“贮藏在法律结构之中、急需持续更新的社会团结”，在他看来，“在今天，社会团结的力量只能以交往的自决实践的形式而得到再生”。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第6、546页
来源：巴中市破产管理人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