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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破产中环境债权的认定及其清偿顺位分析

【摘要】破产法最重要的价值目标是保障债权公平受偿,但是破产法追求的“公平”并不是形式公平,所有债权不分轻重缓急按照相同比例受偿,而是实质公平,即根据债权的不同性质、形成的原因等排列清偿的先后顺序,平等对待相同性质的债权。在破产案件中企业的环境责任以及环境债权清偿问题日渐凸显,在确定环境债权优先清偿顺位的标准时,要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宗旨进行系统分析。本文第一部分先提出我国企业破产法需要落实企业的环境责任,并指出现行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未规定环境债权的清偿顺位;第二部分根据环境侵权的成立、权利人提出的要求可否用货币衡量以及环境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发生时间来认定环境债权,并且分析环境债权包含的种类;第三部分将前述环境债权种类与现行企业破产法已经确定的破产债权种类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确定环境债权的清偿顺位。

【关键词】环境债权;清偿顺位;企业破产法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企业在破产程序中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该问题也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中“办理破产”指标的重要内容,涉及破产程序中企业的环境义务以及良好环境监管做法。[1]环境法将人类生存环境作为其保护对象,将人们在利用环境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作为其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2]破产法是规定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法院强制对其全部财产清算分配、公平清偿债权人,或者达成和解协议,或进行企业重整,避免债务人破产的法律规范。[3]两部法律各司其职,但是当企业不仅面临破产问题,还存在环境污染问题或承担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时,两部法律之间就会出现交集。环境法以公共利益和人民福祉为要旨,通常会给予环保部门的污染整治费用及受害人的索赔请求以优先受偿的法律地位。[4]但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往往已经资不抵债,而环境生态修复或者环境损害赔偿的数额是较大的,这将会“掏空”企业的剩余资产,对其他债权人不利,也与破产法的公平受偿原则相冲突,这就需要我们平衡各方利益,找到其中相对恰当的平衡点。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作出的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坚持服务大局,切实发挥环境资源司法保护职能作用”。[5]“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不能仅限于在环境资源法庭、生态环境保护法庭、行政法庭等,破产法庭也需要在破产案件审理程序中尽到环境资源司法保护职能。但是我国现行破产法对环境债权以及破产管理人在处理债务人环境问题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这与企业破产法制定时的背景相关。我国现行破产法制定于2006年,当时环境污染问题虽已显现,但是环境法治理念却比较薄弱,企业承担的环境法律责任也相对较轻。此外,破产法的本质属性是市场经济,其立法目的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秩序,故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是破产法最主要的立法目标。时过境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文明建设被放在更高站位上,美丽中国建设也迈出重大步伐,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了各行各业,也应该融入到企业破产法中。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到破产案件办理的全过程,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延伸至破产案件的审理中,实现破产审判和环境治理有机融合,一体协同推进。

早在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第十七条就明确要求健全法律法规,全面清理现行法律法规中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内容,加强法律法规间的衔接。由此,整个法律体系都开启了一场“绿色革命”。《民法典》顺应时代要求在总则中规定绿色原则,在物权编、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中均制定了具体的绿色规则。破产法是否也可以借鉴此做法,在总则部分“职工权益保护”原则之后规定“绿色原则”,并在之后各章中都对绿色原则进行贯彻。比如,在《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管理人的职责中加入管理人的环境责任。最新修订的《公司法》也参与到了“绿色革命”中,首次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写进公司法[6],企业破产法与公司法是一种相互配套的关系,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内容是破产法规定的公司破产制度的基础,故企业在破产时也应尽到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企业开发资源、扩大生产,其作为“理性经济人”一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不合理经营行为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比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对职工和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同时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些企业因为各种原因进入破产程序,在此之前已经资不抵债,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其是否还需要承担环境治理的义务。比如,生态环境修复、危险废物处置、废旧放射源收储等。我国处理已经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就是“谁污染,谁治理”,环境污染者也即破产企业应当承担起治理污染的职责。但是,由此产生的生态修复费用在破产程序中又属于何种性质。此外,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赔偿费用,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的清偿顺位又该如何安排。

对任何法益的保护都不能凭空产生,赋予环境债权优先受偿性也是如此,环境债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需要赋予其优先受偿的地位。首先,环境债权的债权人与破产企业(污染企业)之间地位明显不平等。一方通常是大中型企业,而另一方通常是自然人,双方的维权能力就存在天壤之别,且环境污染人身遭受损害的债权人会遭受来自身体和金钱的双重打击。杜万华大法官在《对当前〈破产法〉修改的几点建议》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破产法是一种“法律保护性”措施,体现我国破产保护法律的人文关怀。[7]因此,企业破产法如将环境债权的清偿顺位予以明确,赋予部分环境债权优先清偿性,也是破产法具有人文关怀的一种表现。其次,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当存在多家污染企业时会出现侵权主体难以确定的问题。因果关系复杂还使受害人难以提供污染企业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据,环境债权的认定存在困难。最后,多数环境债权属于非合意之债,受害人根本无法预知自己在何时何地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害,其是被迫进入到环境侵权的债权债务关系之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对破产债权的具体种类作出了规定,虽然没有提到环境债权,但是笔者认为环境债权属于该条文第一款第十一项的内容,[8]故环境债权属于破产债权。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大部分都是由企业造成的,但是现企业行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对环境债权作出任何特殊保护,而是作为普通债权予以清偿。因此,当企业因环境污染问题背负沉重的债务或生态修复费用时,有些污染企业会主动申请破产来逃避其本应承担的环境责任。目前对环境债权的清偿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环境侵权债权人的需求,也不符合国家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基调,当企业破产无力偿还环境债权,生态环境损害的治理和修复费用就会不当的转嫁给地方财政。因此,我们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立足我国国情,探寻企业在破产程序中环境债权的认定及清偿顺位,是打破“企业污染,政府买单,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有力措施之一。

二、环境债权的认定及种类

(一)环境债权的认定

破产债权成立的原因是在破产程序启动前发生的,在破产程序启动后,经债权人依法申报,并经管理人审查,债权人会议和法院确认后,可在债务人破产财产中获得清偿的可强制执行的财产请求权。[9]从域外法上,各国在认定破产债权的性质和范围方面各有不同。比如,美国规定凡是与破产人有关的债权均属于破产债权;而日本认为只有对破产人发生的无担保物担保的债权才属于破产债权。[10]我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破产债权种类,但环境债权并不是破产法中的法定债权,立法上也缺乏环境债权的认定标准。笔者认为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项要求,才能认定为环境债权。

1.环境侵权的成立

首先,《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条[11]规定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污染企业如果不能证明其污染行为与被害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推动该因果关系成立,污染企业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要求原告应当提供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据。[12]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环境债权人处于弱势地位,要求环境债权人提供关联性的证据大大增加了其债权实现的难度。且实践中,仍会有法官要求受害人提供因果关系存在的初步证据。曾经有学者对环境污染受害人完全不需要提供任何因果关系或关联性证据的环境侵权纠纷案件进行统计,1993年至2015年期间,该类判决只占1.9%。[13]此外,企业环境污染通常影响范围较广,受害者人数较多,环境债权确认诉讼作为企业破产审判的衍生程序,不宜审理时间过长,否则会严重影响企业破产程序的总体进程。因此,笔者认为在环境债权确认诉讼中的因果关系认定方面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环境法的规定,即“提供表面证据”规则。[14]只要受害人提供破产企业实施了环境污染行为的表面证据,法院就可以认定破产企业的污染行为与被害人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破产企业要想有效抗辩则需要提出充分的反证。这样不仅可以弱化环境债权人的证明责任,还可以加快环境债权确认诉讼审理的效率,加快企业破产程序中债权审核的进程。

其次,我国环境损害司法评估鉴定机构良莠不齐,时常会有“同伤不同残”的情况发生[15],环境债权人难以获得公平、合理的清偿。而法官通常又不具有环境污染侵权认定的专业性,对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依赖性较高。因此,需要增强法官的鉴定审查意识,再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损害情况、诉讼能力等进行自由裁量,来推动环境债权的确认。

2.可否用货币衡量

美国法院通过司法实践,对环境债权的认定标准形成了原则性共识,即权利人要求的补偿应当能被货币衡量。[16]具体而言,破产企业实施了环境侵权或者违约行为,相对方请求企业承担赔偿责任,该请求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可以认定为环境债权;或者是相关国家机关或组织要求企业在合理期限内修复被其污染环境,企业未置可否,该机关或组织自行或委托他人修复,由此产生的费用也可以认定为环境债权;但是如果相对方要求企业停止侵害,该请求无法用货币衡量,故无法认定为环境债权,如环保部门对破产企业发布的排污行为禁止令或清污行为履行令。这也符合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所的规定“破产财产的分配应当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的规定。

3.环境债权的发生时间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17]规定了确定破产债权的时间点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因此,债权发生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前,在破产程序中经过债权人申报债权,管理人和债权人会议审查以及最终经法院确认之后,可以认定为破产债权。债权发生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则属于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

具体到环境债权,第一,如果环境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的发生,是在破产申请受理之前,相对方债权人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请求权则属于环境债权。比如,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我们可知,环境污染企业在相关国家机关或组织所要求的合理期限内未修复环境的,该机关或组织可以自行进行修复,或者委托他人修复,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环境污染企业承担。在该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该机关或组织对先前环境修复产生的费用则属于破产债权。第二,如果相关环境类债权是破产申请受理之后形成的或者环境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是发生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的,则应属于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因为,破产企业为了保存企业的运营价值,提高债权人的清偿比例,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通常会申请继续经营,尤其是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故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环境债权属于企业在继续运营中可预见的成本,将该债权纳入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也符合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例如在杭州富康球拍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件中,富康公司残存大量的危险废物,管理人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危险废物进行处置,并经债权人会议同意,将由此产生的费用列为破产费用,且法院也裁定认可该做法。生态环境治理所产生的费用是管理人在全面管理破产企业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18],将该费用认定为破产费用合理且合法。该案还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此外,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企业因环境问题对他人造成损害,该债务也应当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19]规定的“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故属于共益债务。

有一种情形是,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发生在法院受理企业破产申请之前,但是却在受理后才转化为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金钱给付义务,该债权应当列为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2023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发布的第214号指导性案例就与此观点相呼应。上海某港公司存在重大环境污染,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转为重整程序),环保等部门要求其限期整改,否则将吊销其营运许可资质。债务人财产并不足以支付相关费用,管理人委托第三方进行施工整改并先行垫付,待重整资金到位后按共益债务予以清偿。本案在环境治理费用性质认定方面及清偿安排方面探索出了一条灵活高效的路径,使得第三方机构可以放心地对该公司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整改,从而提升企业整体的经营状况,吸引优质的重整投资人。

(二)环境债权的种类

破产企业清偿环境债权的前提是对社会或者个人造成环境损害,即破产企业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行为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由此造成他人民事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20]因此,在破产法语境下,环境债权是指破产企业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或者环境合同违约行为,导致他人民事权益或者社会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破产企业因而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给付一定金钱的请求权。

环境侵权一般由“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两个方面构成,并且环境侵权的对象既可以自然人的身体健康、生命,也可以是自然人的财产或企业的财产。因此,环境债权并不能单一而论,其包括不同性质和种类的债权,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科学地界定和有所区别地对待。比如,根据环境损害侵害对象的性质,将环境债权大体上分为环境公益债权和环境私益债权;根据环境债权的形成是否以合意为基础,即债权人是否与破产企业之间达成合意,是否能预见破产企业存在环境污染的风险,可以将环境债权分为自愿性债权——环境合同债权,以及非自愿性债权——环境侵权债权。[21]可见,不同类型的环境债权其形成的基础不同、客体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先对环境债权的种类进行具体分析,随后再进行清偿顺位的分析。

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债权

生态环境损害的定义在生态环境部等十四个部委局联合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中已经明确。[22]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修复之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债是有实质区别的,需要制定不同的清偿方案进行清偿。其认为前者是破产企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以此来承担环境责任;后者是生态环境无法修复时,破产企业承担的金钱赔偿责任。[23]笔者认为,无需将二者分开讨论。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24],以及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25]中都将生态环境修复之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债包含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内。此外,该债权属于公益债权、非合意性债权。

2.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

环境污染人身损害债权是指债务人由于环境侵权行为导致他人生命、身体或者健康受到损害,受害人享有的请求债务人赔偿经济损失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赔偿的范围通常包括医疗费用、护理费用、交通费用、误工费用、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用,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债权属于私益债权、非合意性债权。

3.环境污染财产损害赔偿债权

环境污染财产损害赔偿债权是指债务人因环境污染行为导致他人财产受到损害,受害人所享有的请求侵权人赔偿经济损失的权利。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由于环境污染直接导致的受害人财产价值减少或灭失。间接损失是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受害人生产、经营等活动受到影响,从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如因污染导致企业停工停产。该类债权与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类似,都属于私益债权、非合意性债权,只是针对的客体不同。

4.环境合同违约债权

环境合同违约债权主要是指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环境服务相关合同,如环境治理服务、环境保护技术服务合同等,由于债务人(通常是接受环境服务方)未能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其义务,导致债权人遭受损失,要求债务人给付一定金钱的请求权。探究环境合同违约债权本身,其就是企业破产程序中普通债权中的一项合同类别,故将其置于普通债权之中清偿即可,无需单列。

5.环境侵权民事惩罚性赔偿债权

该债权是指在环境侵权纠纷中,债务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并造成严重后果,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所形成的债权。《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26]明确规定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侵权的惩罚性赔偿条款。该种赔偿的目的不仅在于弥补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更在于通过惩罚性赔偿制裁不法的恶意侵权人。

6.环境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债权

环境行政罚款债权是指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依照环境保护法规,对有一般环境违法的个人或组织作出的行政制裁措施。环境刑事罚金债权是指在环境犯罪中,法院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犯罪单位或个人判处罚金刑,由此形成的债权。这类债权属于公法债权,与环境侵权民事惩罚性赔偿债权在性质和功能上存在差异。

三、环境债权的清偿顺位

破产优先权是一种特定债权人依照企业破产程序较普通债权人就债务人全部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27]企业破产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债权公平受偿,故赋予部分债权优先性需要法律予以明确规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且日渐多样化、复杂化,债权的种类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趋势,其中部分债权关乎老百姓的人身、生存利益,对我国目前企业破产法所规定的清偿顺位结构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最高人民法院为了维护给类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缓和冲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赋予了建设工程款债权、消费性购房债权以及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优先受偿的地位。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一百一十、一百一十三,以及《全国法院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八条明确了债权清偿顺位结构,即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破产费用>共益债权>职工债权>社保费用与税款>普通债权>惩罚性债权;对于法律未明确规定清偿顺位的债权,可以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债权>财产性债权,私法债权>公法债权,补偿性债权>惩罚性债权来合理确定清偿顺位。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环境债权列入破产优先权的范畴,且大部分国家在破产程序中将环境债权作为普通债权清偿,受偿比例相对较小,使得大部分环境侵权受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有违公平正义、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会无形中鼓励某些企业通过申请破产来逃避环境法律责任。因此,我们需要给予环境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以优先受偿权,来保护人格权利和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等,并积极引导企业主动保护生态环境。

笔者首先将环境债权与担保债权进行顺位分析,再根据上文已经分析的破产程序中环境债权之类型,将环境债权中的部分债权同现有规定中与之具有相似性的债权进行比较,来确定其清偿顺位。

(一)环境债权与担保债权

1.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地位

担保物权属于物权,环境债权属于债权。我国《民法典》明确了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企业破产法中也同样适用,担保债权人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人受偿是整个商法制度中最基础的规则之一。虽然在学术界对这一规则的正当性存在广泛的争论,尤其是担保债权人完全优先于非意定的无担保债权人(在本文中主要指环境侵权债权人)的时候,但是至今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改变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肯定担保债权优先受偿的地位一方面有利于鼓励市场交易、促进经济增长、加速货币流通,给投资者或者融资方吃下一颗“定心丸”;并且担保债权人通常是银行,银行的利益如果遭受到损害就会不可避免地转嫁到中小储户的身上,对社会的损害不亚于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坚持担保债权的优先性还有利于督促担保企业及时履行合同义务、按期清偿债务。因此,担保债权受偿的优先性不宜被轻易打破。

虽然德国和美国破产法都规定了暂时中止制度,我国《企业破产法》也有该规定,第七十五条第一款明确在重整期间担保债权暂停行使,但是这并不影响担保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享有个别受偿的优先权。作出此限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财产被变卖处置,从而影响重整成功。此外,“暂停行使”是针对权利行使的时间,而不是针对变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因此,该条文并不足以撼动担保债权优先受偿的地位。

2.二者具有不同的清偿程序属性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担保债权人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第九十六条规定担保债权人自法院裁定和解之日起就可以主张将担保物变现,行使优先受偿权;《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五条[28]也规定了担保债权人具有优先受偿权。根据上述规定,我们可知担保债权因其具有优先受偿性,且担保财产的范围和价值都是特定的,与其他债权不存在清偿利益冲突(即使是对同一物享有担保债权,也可以通过《民法典》关于数个抵押权清偿顺序等规定予以解决),故其权利的实现原则上属于个别清偿债权,而不受集体清偿程序的限制。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并没有给予环境债权优先权利与顺位,环境债权需要通过集体清偿方式得以受偿,用以清偿环境债权的财产是债务人的非特定财产。因此,担保债权人与环境债权人在债权范围、清偿财产的范围上是不存在利益冲突的,用通俗的话来说,二者处于两个赛道,无法作出先后的比较。

(二)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与职工债权

日本制定了公害健康受害补偿制度,对遭受大气污染、水污染或者放射性污染等受害人,对其生命健康的损害可以领取补偿金。[29]该制度可以使被害人获得及时的救助,不必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司法程序中。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无法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社会化制度。因此,受害人需要参与污染企业的破产程序,从该企业的剩余财产中获得人身损害赔偿。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与职工债权都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具有相似之处,故笔者将二者进行清偿顺位分析。

1.二者应置于同一清偿顺位

有学者认为,需要将环境债权与职工债权置于同一清偿顺位。[30]笔者对此观点部分支持,即环境侵权中的人身损害赔偿债权应与职工债权相同清偿顺序,并且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八条明确人身损害债权优于财产性债权,且因债务人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参照职工债权的顺序清偿。有学者对此提出反驳,通过会议纪要的方式对企业破产法的司法适用作出规定,在立法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此外,将二者并列对职工不利,其中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值得商榷。[31]但是笔者认为,人权的地位高于债权,在法律上给予生存性债权更多的保护,对人身损害赔偿赋予其一定的优先性,不仅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彰显法律的人文关怀,还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要求。

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应劣后于职工债权受偿,因为两者虽同为弱势群体,但破产企业的职工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工资是其家庭生活主要的经济来源,而环境污染人身遭受损害的受害人其家庭收入并不依赖于破产企业的损害赔偿,与职工相比具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32]笔者不以为然,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和职工债权都属于非合意之债,都包含最重要的人身利益,债权能否得到实现都将直接影响债权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况且,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人的肉体、精神、经济等都会遭受打击,其所受损害的程度要深于职工债权人,遭受侵害的时间也会长于职工债权人。因此,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的清偿顺序不应高于或低于职工职权,应置于同一顺位。

2.应遵循填补性规则

《俄罗斯联邦无支付能力(破产)法》以及《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都将人身损害赔偿之债列为第一顺位,认定赔偿范围包括精神损害。[33]但是在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都普遍认为,在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中不能将全部费用都与职工债权置于同等顺位,而应当遵循填补性规则,赋予该债权中恢复被害人本身身体损害的费用和利益损失以优先权,即以恢复债权人的生命健康权为目的而发生的费用,而债权人的精神抚慰金和其他惩罚性赔偿则不具有优先权。[34]赋予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优先性主要是为了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整体秩序,故在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中我们也应遵守该规则,将环境污染导致的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和对破产企业的惩罚性赔偿排除在优先受偿的范围内。

(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债权与税款债权

2022年生态环境部等十四个部委局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了不适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情形。[35]由该条文可见,“生态环境损害”强调的是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而非个体损害,是对公共权益的损害。[36]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同样体现公共权益的债权是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款债权”。有学者就认为,二者都作为公共利益侵权之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债权应当参照社保和税款债权的清偿顺位。但是对于其中具有紧急性和严重危害性的部分债权,如紧急清理污染的费用债权、防止损害继续扩大的费用债权,应放在破产费用中优先清偿,以便于保护公众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37]也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债权属于公法债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三十一条[38]的清偿顺序认定逻辑,贯彻了私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因此,生态损害赔偿债权应当劣后于普通债权。[39]

笔者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债权的债权数额往往巨大,如果将其置于与社保费用和税款债权同等顺位清偿,普通债权的清偿率将会极低甚至为零,普通债权人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如果将其置于普通债权之后清偿,普通债权的清偿率本身普遍较低[40],那么在其之后受偿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债权几乎无法有效实现。因此,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债权不能作出“一刀切”的清偿顺位安排,而需要根据企业负债的实际情况,安排不同清偿幅度范围。具体而言,如果企业资产负债率较低,则可以将生态损害赔偿债权的三分之二与社保费用和税款债权同等顺位清偿,剩余部分与普通债权同等清偿;如果企业负债率较高,为了保障普通债权人的利益,将生态损害赔偿债权的三分之一与社保费用和税款债权同等顺位清偿。破产程序中的债权清偿往往“僧多粥少”,各方之间利益冲突,只能在相互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四)环境侵权民事惩罚性赔偿债权、环境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债权与劣后债权

在破产清偿顺位上劣后债权排序在普通债权之后,只有在普通债权完全获得清偿后仍有财产剩余时,劣后债权才有机会受偿。在实践当中,被列为劣后债权的主要有破产程序开始后因不履行合同而产生的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股东的分红或利润分配以及尚未执行的罚金、罚款等。[41]环境侵权民事惩罚性赔偿债权、环境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债权本质是对债务人的法律惩罚,故应当被置于劣后债权中。如果赋予它们普通债权的清偿顺位,势必会降低其他普通债权人的清偿率,那么本来对债务人的法律惩罚却转嫁给了普通债权人,这有违破产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

(五)环境污染财产损害赔偿债权

环境债权中的其他债权都可以与现有的债权类型找到相似之处,从而参照该相似债权的顺位予以清偿。但环境污染财产损害赔偿债权既不同于普通债权具有合意的基础,也不同于税款债权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更不同于职工债权具有重要的人身利益。因此,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债权需要单独列明。

1.环境侵权类债权应在普通债权之前受偿

依契约发生者,为意定之债;依法律发生者,为法定之债。[42]环境合同或者引起普通债权发生的其他合同都是以双方当事人自愿为基础,风险与利益同在,债权人从交易往来中受益,对于违约等情形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预见性。而环境侵权类债权的形成并不是基于双方的合意,且债权人对风险发生是不可预见的。非自愿性环境侵权类债权和自愿性环境合同违约债权之间不可同日而语,二者对于风险的预知、预防、承受能力也有很大不同,需要区别对待安排不同的清偿顺位,否则违反了法律的价值,丧失正义的基础。也即,环境污染财产损害赔偿债权应当置于普通债权和环境合同违约债权之前受偿。

2.环境污染财产损害债权应在税款债权之前受偿

税款债权的债权人是国家,有广泛的渠道获取企业的财务状况信息,企业不缴或者少缴税款时,税务机关有多种保障措施,比如强制执行、代位征收等,情况严重时还会处以刑罚,有国家强制力对税收予以保障。环境污染财产损害债权的债权人是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渠道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且救济途径非常有限,与税务机关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抗风险能力也更弱。因此,我们需要对二者区别对待。

在域外法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取消税收债权的优先受偿顺位,将其置于普通债权同等顺位,如德国、英国等,可见税收债权的受偿地位正在不断被弱化,这是一个国际趋势。[43]其次,《全国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破产债权清偿原则和顺序,要求私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因此,环境污染财产损害赔偿债权作为私法债权应当优先于作为公法债权的税款债权受偿。

3.环境污染财产损害赔偿债权应劣后于职工债权和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

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和环境污染财产损害赔偿债权共同构成企业破产程序环境债权中的私益债权,对于二者的清偿顺位也需予以明确。前者会影响自然人的身体权、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但后者通常不会影响受害人正常的生存。在《全国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已明确要求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因此,将环境污染财产损害赔偿债权应置于职工债权和环境污染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之后受偿,不仅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稳定,还符合现行规定。

综上,笔者认为环境债权具体的清偿顺位如下表所示:

结语

近几年来关于企业破产程序中的环境债权如何实现、能否优先受偿的问题逐年凸显,而我国目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司法解释对该问题予以明确。环境债权既涉及到私益,也关乎公益,更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窗口,故对环境债权的研究有其存在的价值基础。本文仅对环境债权的认定,以及在对现行破产债权清偿顺序理解的基础上对每类环境债权的清偿顺位进行了分析研究。但是该研究只是学术研究,要想真正保护环境债权人的权益还需要立法机关“出手”,做到有法可依,在后续《企业破产法》的修订中应当对环境债权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及注释

[1]参见罗培新:《世界银行新旧营商环境评估规则方法比较——兼论优化营商环境道与术》,载《东方法学》2023年第4期,第100-112页。

[2]参见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第四版,第12页。

[3]参见王欣新:《破产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四版,第8页。

[4]参见张钦昱:《企业破产中环境债权之保护》,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第143-153页。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15722.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5-22。

[6]《公司法(2023修订)》第20条第1款:“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

[7]《杜万华:关于破产法修改的有关问题》,载中国法学创新网http://www.fxcxw.org.cn/dyna/content.php?id=26822,最后访问时间2024-5-29。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5条第1款第11项:“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前因侵权、违约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而产生的赔偿责任。”

[9]参见王欣新:《破产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四版,第196页。

[10]参见王欣新:《破产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四版,第196页。

[11]《民法典》第1230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原告起诉请求被告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责任的,应当提供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据。”

[13]参见王倩:《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阐释》,载《法学》2017年第4期,第85-98页。

[14]参加肖爱、李昌杰:《论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11-115页。

[15]参加王旭、陈军:《2018中国的法庭科学/私法鉴定标准建设与步伐》,载《中国司法鉴定》2019年第2期,第68-73页。

[16]参见张钦昱:《企业破产中环境债权之保护》,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第143-153页。

[17]《企业破产法》(2006年通过)第107条第2款:“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称为破产债权。”

[18]《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2006年通过)第41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费用,为破产费用:(一)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二)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三)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19]《企业破产法》(2006年通过)第42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费用,为破产费用:(一)因管理人或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费用;(二)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费用;(三)因管理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四)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五)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六)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20]参见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第四版,第275页。

[21]参见李传轩:《绿色破产法理念下环境债权的优先受偿及其顺位重构》,载《法学论坛》2023年9月第5期,第99-109页。

[22]参见生态环境部等十四个部委局联合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环法规〔2022〕31号)第四条:“本规定所称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23]参见李诚:《企业破产中环境债权实现的法律制度构建研究》,山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03-01。

[2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清除污染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查、鉴定评估等合理费用。各地区可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进展情况和需要,提出细化赔偿范围的建议。鼓励各地区开展环境健康损害赔偿探索性研究与实践。”

[25]《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5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一)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四)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五)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26]《民法典》第1232条:“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27]参见张钦昱:《企业破产中环境债权之保护》,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第143-153页。

[28]《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5条:“担保权人权利的行使与限制。在破产清算和破产和解程序中,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可以随时向管理人主张就该特定财产变价处置行使优先受偿权,管理人应及时变价处置,不得以须经债权人会议决议等为由拒绝。但因单独处置担保财产会降低其他破产财产的价值而应整体处置的除外。”

[29]参见刘媛媛:《环境侵害补偿基金制度之构建——以日本法为鉴》,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4期,第65-73页。

[30]参见孔梁成:《企业破产清算中环境侵权债权之保护——以董事责任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9期,第124-138页。

[31]参见李传轩:《绿色破产法理念下环境债权的优先受偿及其顺位重构》,载《法学论坛》2023年9月第5期,第99-109页。

[32]参见李传轩:《绿色破产法理念下环境债权的优先受偿及其顺位重构》,载《法学论坛》2023年9月第5期,第99-109页。

[33]参加王欣新:《破产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四版,第350页。

[34]参见马利峰,罗思荣:《论人身损害赔偿之债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载《法治研究》2020年第7期,第74-77页。

[35]《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4条第2款:“以下情形不适用本规定:(一)涉及人身伤害、个人和集体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有关侵权责任的规定;(二)涉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及相关规定。”

[36]参见吕忠梅、窦海洋:《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证解析》,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5-142页。

[37]参见李传轩:《绿色破产法理念下环境债权的优先受偿及其顺位重构》,载《法学论坛》2023年9月第5期,第99-109页。

[3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三十一条:“被告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其他民事诉讼中均承担责任,其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义务的,应当先履行其他民事诉讼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9]参加薛恒,沈友耀:《企业破产视域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利益实现路径探究》,载《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3-09-14。

[40]《司法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去年这家法院促14件破产清算案顺利和解》载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网http://www.shszfy.gov.cn/detail.jhtml?id=1001900318,最后访问时间:2024-05-14。

[41]参见彭海波:《破产劣后债权的类型及其顺位区分》,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2/03/id/659617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05-14。

[42]参见黄茂荣:《民法典之债的编纂》,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0期,第5-27页。

[43]参见张钦昱:《破产优先权之限制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19页。

参考文献

[1]罗培新:《世界银行新旧营商环境评估规则方法比较——兼论优化营商环境道与术》,载《东方法学》2023年第4期,第100-112页。

[2]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第四版。

[3]王欣新:《破产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四版。

[4]张钦昱:《企业破产中环境债权之保护》,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第143-153页。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15722.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5-22。

[6]王倩:《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阐释》,载《法学》2017年第4期,第85-98页。

[7]肖爱、李昌杰:《论环境民事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11-115页。

[8]王旭、陈军:《2018’中国的法庭科学/私法鉴定标准建设与步伐》,载《中国司法鉴定》2019年第2期,第68-73页。

[9]李传轩:《绿色破产法理念下环境债权的优先受偿及其顺位重构》,载《法学论坛》2023年9月第5期,第99-109页。

[10]李诚:《企业破产中环境债权实现的法律制度构建研究》,山东理工大学2023年硕士学位论文。

[11]刘媛媛:《环境侵害补偿基金制度之构建——以日本法为鉴》,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4期,第65-73页。

[12]孔梁成:《企业破产清算中环境侵权债权之保护——以董事责任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9期,第124-138页。

[13]马利峰,罗思荣:《论人身损害赔偿之债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载《法治研究》2020年第7期,第74-77页。

[14]吕忠梅、窦海洋:《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证解析》,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5-142页。

[15]薛恒,沈友耀:《企业破产视域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利益实现路径探究》,载《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3-09-14。

[16]彭海波:《破产劣后债权的类型及其顺位区分》,载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2/03/id/659617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05-14。

[17]黄茂荣:《民法典之债的编纂》,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0期,第5-27页。

[18]张钦昱:《破产优先权之限制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19]《杜万华:关于破产法修改的有关问题》,载中国法学创新网http://www.fxcxw.org.cn/dyna/content.php?id=26822,最后访问时间2024-5-29。

[20]《司法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去年这家法院促14件破产清算案顺利和解》载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网http://www.shszfy.gov.cn/detail.jhtml?id=1001900318,最后访问时间:2024-05-14。

来源:浙江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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