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公司法》强化了资本流入制度,但对于隐藏在复杂商事交易背后的资本流出行为,仍然缺乏规制基础。对比域外资本制度,我国目前的刚性规则需要聚焦抽逃出资的行为实质,并扩大制度的涵摄范围。但公司法需要兼顾经营自由和债权人保护,无法扩张资本维持原则的规范内涵和适用范围,因此只能借助破产法来实现上述目的。基于尊重非破产法的原则,破产管理人对股东抽逃出资的既有规制手段应予维持,包括债权撤销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为更好实现破产法目的,应将诈害债权作为欺诈撤销的兜底情形予以规范,只要股东的行为突破了公司法既定的风险分配格局,就属于诈害债权的行为,并且应针对内部股东和外部第三人设定不同的撤销回溯期间;最后,应由破产管理人承担原董事的催缴义务,由破产管理人接管董事的资本监督职责。
【关键词】资本维持原则偿债能力标准欺诈撤销权受偿顺位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4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对资本制度的改革是本次修法的亮点之一。通过有限认缴制、加速到期制度、股东失权制度等的设立或完善,《公司法》对资本流入端的管制明显强化,但对于资本流出端,《公司法》仍然保持了资本维持原则的原有规范模式,即明确减资、分红、回购等法定资本流出情形的同时,规定禁止抽逃出资的兜底性规定。
但是在复杂的商事交往中,直观的单方抽回资本是极其少见的,资本的流出往往隐藏在公司担保、对赌协议、关联交易等形式背后。上述交易形式虽然属于公司的异常业务往来,并且存在利益输送的嫌疑和可能,但是不可否认,这些行为本身不是天然之恶,并且还是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常见需求。因此,上述行为只有被股东利用,成为资本流出的工具,并损害公司、债权人和中小股东利益时,才具有可苛责性。故而,如何在尊重公司经营自由的基础上,辨别并规范隐藏其中的资本流出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目标公司为股权转让提供担保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在海诺案[1]中认为,目标公司为新股东受让自身股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源于公司真实意思,在无证据证明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应认为担保条款有效。但在郭某华、山西邦奥公司一案中[2],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果目标公司承诺为自身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则在受让人无力支付转让款时,将由公司支付自身股权的转让款,属于变相的抽逃出资,值得注意的是,并无迹象表明法院在做出该判断时调查了目标公司和受让人的财务状况。可见,如何区分复杂商事行为中涉及资本流出的行为,在何种限度内为债权人利益提供保护,已经映射为实务中的难点问题。
此外,例如对赌协议中能否要求公司回购股权,以及财务困境下的法定回购请求权是否应当得到支持,都涉及到资本流出规制限度的具体判断。欲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先行探讨抽逃出资本身的概念内涵和价值倾向,而后发挥体系效应,寻求关联领域的规范补充和权利救济。
二、资本维持原则的比较法借鉴与反思
(一)美国法上的偿债能力测试标准
美国《商事示范公司法》对于资本流出的限度设定了相对明确的标准,即偿债能力测试。该标准要求董事只有在满足总资产大于总负债、分配后仍能偿还债务、分配后留有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等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向股东分配。[3]该标准不对资本流出的具体行为进行区分和规范,而是把握行为的本质,只要资本的流出不危及债权人利益和公司正常经营,就允许公司实施该行为。
偿债能力标准的优势首先在于对资本流出本质的准确把握。无论是分红、回购还是减资,对公司和股东的经济效用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公司资产流向股东。[4]虽然回购看似是以公司股权的转让为对价,但股权本身就是股东出资的对价和证明,从归属意义上看固然具有经济价值,但对于公司而言无法替代融资减少的损失。在资产负债表上,回购的股权记载于库存股一栏,构成权益类的备抵科目,而不是构成金融资产。可见,资本流出行为对公司资产及对应权益数额的影响是一致的。并且,公司资产的减少都有可能影响公司的后续经营和既有的债权人利益,因此对该行为的规制以其负外部性的控制为目的。
除了把握资本流出的本质和规范目的,偿债能力标准在适用范围上的宽泛也是其优势。相较于列举式的立法模式,抽象的标准能够最大限度涵盖资本流出的各类情形。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列举了抽逃出资的典型情形,但固化且有限的情形很容易被股东回避,尤其是以复杂商事交往为掩护的资本流出安排,依靠兜底性的原则来处理各种复杂的交易,终究捉襟见肘。而偿债能力标准能够评价资本流向股东的一切情形,例如我国司法实务中争议巨大的公司为股权转让提供担保、对赌协议等行为,在美国法下只要通过了偿债能力测试,就能够被认可。如果无法通过偿债能力测试,即便是公司财务困境下的异议股东法定回购请求权,也无法被支持。
但偿债能力测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董事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美国对资本流出的规范本质上是对董事行为的指引,通过引导董事根据偿债能力标准进行商业判断,划定公司经营自由的界限,避免损及债权人和公司的利益。这一方面需要一批专业中立的职业经理人,因为对偿债能力的判断不是简单的依据资产负债表,而是需要对流动性、未来经营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并且宽泛的标准会为董事与部分股东通谋抽逃出资提供一定的便利,加重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举证难度,因此偿债能力对董事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偿债能力标准也对配套的董事责任体系提出了要求,将资本流出的决定权交由董事,意味着董事需要承担决策失误的不利后果。原本意图最大限度保障经营自由的规定,如果缺乏相应的免责标准和实践惯例,可能反而会使董事无所适从,影响原本可行的正常交易。
(二)德国法上的禁止返还出资规则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1条和《股份法》第57条规定了禁止公司向股东返还出资的规定,《股份法》还在一般性规则外增加了禁止向股东支付利息和禁止进行决算盈余外分配的规定。[5]德国资本制度与美国资本制度在价值判断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防止资本流出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只是在具体的规范方式上存在差异。相比于美国公司法弹性灵活的柔性标准,德国公司法采用了更为明确的刚性规则。
美国公司法之所以采用柔性标准,依赖于职业经理人的商业判断,法官的事后监督实际上只是审查董事的商业决策是否尽到了忠实勤勉义务。如果缺乏庞大可靠的职业经理人群体,或者对公司自主经营权采相对保守的立法态度,就无法由企业控制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为界限,此时采用刚性的规则往往更为合理。因为,法律事先已经确定了行为的界限,该界限不要求董事具备较强的商业判断能力,只需要其按照法律规定操作即可。换言之,在行为界限内即便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资本流出也不具有可苛责性,例如财务困境时的法定回购情形;而在行为界限外,即便不会损害债权人和中小股东利益,也不被允许,例如公司在资产状况良好时的有限分配。
刚性规则虽然具有操作上简单明确的优势,更符合我国公司治理的普遍现状,但是也存在一些缺点。受大陆法系传统理论结构的影响,德国法在形成具象规则前,习惯于经过法教义学的充分论证和尝试,但商事实践的交易安排是灵活复杂、发展迅速的,立法者难以提前预测各种交易安排,因此在当事人约定不明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类推适用等方式对开放型法律漏洞予以填补。[6]但漏洞填补不是万能的,尤其在法律规定较为笼统而现实情形高度复杂的情况下,漏洞填补可能变成纯粹的法律续造。德国学者也意识到该问题,将借助商业安排实现资本返还的行为称为“变相的”“隐性的”资本返还,域外法院只能通过裁判规则的提炼在个案中规范上述行为,但难以提取规范意义上的公因式。[7]
(三)域外规范模式的比较和启发
对比美国偿债能力的柔性标准和德国禁止返还出资的刚性规则,不难发现,美国法对于资本流出行为的实质把握较为准确,据此规范资本返还行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公司的自主经营。同时,也只有宽泛的标准,才能涵盖资本返还的各类交易形态,使欲抽回资本的股东无从规避。因此,就立法模式和规范效果而言,美国模式更符合商事实践的需求。
但是,如前所述,偿债能力标准对董事的商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回归我国的公司治理现状,首先,我国缺乏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大部分公司的董事对于偿债能力难以做出精准的判断,偿债能力测试的标准最后可能会简化为简单的资产负债表对照,且不说资产负债表在短期内能够通过合法的业务安排进行有限调整,光是其真实合规就值得考量。财务报表规范最为严格、最为公开的上市公司尚且无法确保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性,毋言普遍存在的规模较小、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
其次,我国一股独大的现状明显,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在公司中的话语权和支配力不容小视,加之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如果赋予董事相对自由的决策选择,能否真正做到以公司利益为重,并兼顾负外部性的控制,恐怕需要观察。并且,此次《公司法》修订强化了资本制度,如果通过偿债能力标准放松资本流出端的口径,将与整体立法趋势背道而驰。
第三,我国缺乏成熟的商业判断规则,虽然《公司法》增加了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其中包含商业判断规则的类似表述,并且《公司法》也强调了董事责任保险的设计,但上述制度毕竟未经实践的长期检验,缺乏经验积累,因此即便引入了偿债能力测试,董事也会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采取保守的经营策列,反而会限制正常交易的进行,与公司法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初衷不符。
因此,虽然美国模式在制度张力和规范模式上具有优势,并且学界主张引入偿债能力测试的观点较为普遍,[8]但是立足于我国的公司治理现状,引入公司偿债能力测试来统筹资本流出制度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立足于“大分配观”整合相同经济实质的行为规范固然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方向,但最为核心的偿债能力标准似乎尚难适应我国公司治理的土壤。[9]
也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本次公司法修订仍然坚持了德国的刚性规则。虽然该种模式对董事的履职能力要求相对较低,但是概念抽象和规范滞后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一旦返还出资的现实情形超出了立法的预设范围,就会产生规范上的疏漏,甚至出现公司担保股权转让款时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既然我国商事实践和文化背景尚不支持引入偿债能力标准,那么只能围绕偿债能力测试的制度内涵,发挥法律的体系效应,寻求功能价值相通的其他法律,来弥补商事交易中对资本返还规制的不足。
三、破产法介入资本维持原则的必要性
承前所述,我国目前保持了德国式的资本制度,但并未解决禁止抽逃出资这一兜底规范在制度涵摄和内涵理解上的局限性。美国式的偿债能力测试虽然可以有效应对上述问题,但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目前尚无法直接引入,故而只能寻求其他替代解决路径。为此,首先需要找到资本维持原则在具体适用场景下难以发挥作用的问题症结,再对应寻求破解之道。
(一)公司法下资本维持原则的实践症结
公司法语境下,难以判断意定交易是否涉及抽逃出资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公司法多元价值的交织与衡量,第二是客观条件下各方主体没能力或没动力主张资本维持,第三是部分商业交易的对价难以确定或计算。具体而言,抽逃出资的本意,是缺乏公司意思的股东单方抽回出资,该行为侵害了公司的独立财产权,在侵权法的语境下并无问题,并且在举证和救济上难度较小。但随着商业实践的发展,更为常见的是公司通过意思表示的方式与股东进行意定交易,同时伴随着公司资产向股东的流出,该行为在隐蔽性和合法性上都对法秩序构成挑战,而规制的难点主要是前述原因。
第一,公司法涉及多元价值的交织与衡量,并且该种博弈在涉及资本流出的商业交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公司与股东的关联交易虽然不一定是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但是公司作为具有交易实力和担保能力的主体,对类似交易的禁止不仅会影响股东原本的投资安排,而且会影响担保法等其他法律领域,因此,只要公司通过决议程序形成了公司意思,法律就尊重公司的经营自主权,这与法律允许公司对外担保的原因是类似的。[10]
正是因为对公司自治的维护,法律无法将合法分红、合法回购、合法减资以外的全部资本流出行为一概认为抽逃出资。虽然《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第1款第4项可以解读出该种立场,但是对赌协议、司法解散中的回购前置程序等实践态度说明,对公司自治的维护使得法律无法做到为了矫枉、宁可过正,只能通过在个案中对标资本维持原则,接受高昂的程序运行成本。
第二,公司各方主体及债权人均无动力或无能力证明存在抽回资本的行为。如果仅存在第一个问题,那么至多只是诉讼成本的高昂,对各方权利的维护和平衡其实并无实质影响。但问题在于,当事人和法院付出高昂代价之后,仍然无法明确案涉交易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从而无法就是否构成资本流出得出明确的结论。
就债权人自己而言,作为公司外部主体的债权人甚至无法接触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对资产流动性以及未来经营状况等核心事项更缺乏认知的途径。本次公司法修订,强化了中小股东知情权的内容和程序保障,可见作为公司内部人士的中小股东尚且难以接触到公司财务全貌,毋论作为公司外部人士的债权人。并且,公司股东在实施商业交易以抽回出资时,往往会暂时让资产总额大于负债,如此,即便债权人好不容易获得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也难以进一步证明该行为损害了债权人利益。
另一个可能主张资本维持的主体是公司的其他股东,因为资本维持原则不仅保护债权人,也保障了股东之间的同股同权。根据信托理论,公司只是法律形式上的拟制,透过形式着眼于背后的公司契约,往往认为剩余索取权人是股东,抽回资本的行为实际上是股东将自己原本匹配的风险转嫁给其他股东。[11]德国《股份法》第53、57条就明确了抽回出资对其他股东的不利影响。[12]但是,其他股东需要考虑,如果抽回出资的股东没能力返还出资或者已经人去楼空,此时董事会一旦启动失权程序,在该股权无人愿意受让的情况下,要么在六个月内履行减资程序,承担债务加速到期或提供担保的结果,要么在六个月后由其补足出资,无论如何都可能使其他股东替抽回资金的股东承担不利后果。更何况,能够主导公司配合进行抽逃出资的,往往是大股东,其他股东在内部信息的掌握上也缺乏期待可能性。
此外,董事虽然掌握公司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能够及时发现抽回出资的行为,并判断该行为对债权人的影响,但《公司法》中董事在资本制度中的定位是监督者和守门人。因此在意定交易中,董事在股东借此交易抽逃出资时就应当提出反对并加以防范,如果董事协助股东完成了抽回出资的行为,很难期待董事在事后再帮助债权人主张出资返还,尤其是此时董事还要对该返还之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借助商事交易抽回出资的行为种类多样,很多情况下难以判断公司为履行债务所付出的代价一定高于股东的对待给付。例如,公司为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的情形下,设立担保虽然是单务无偿行为,但是属于或有债务,并且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会获得追偿权,只是资产质量有所下降,但从表面上看公司设立担保和承担担保责任后,资产数量都没有下降。[13]再例如,实践中股东通过在公司任职获取报酬,此时很难评价股东所给付的劳务价值是否合适,因而无法判断该委托关系是否属于抽逃出资。
综上,公司法对经营自由的兼顾、债权人个人举证的困难、间接抽回出资行为的复杂隐蔽,共同导致了公司法面对借助商事交易抽回出资的行为缺乏辨别和规制的方法,在不适宜引进偿债能力的情况下,需要寻求其他路径解决上述问题,精准扩展抽逃出资行为的规范范围。
(二)破产法对资本维持原则的补正
破产法与公司法在资本制度方面紧密衔接,公司法拟制出法律主体的同时,需要防止该主体对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所以公司法运用资本制度等规则,将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具体表现为对债权人利益的维护。而破产法的立法目的也包括债权的平等受偿和债权人整体利益的增进,因此就资本维持原则而言,公司法与破产法的利益考虑是一致的。但对于前述资本维持原则的适用困境,或许破产法能够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因为破产法在体系定位和运行方式上的不同,恰巧可以破解资本维持原则的实践症结。
首先,公司法存在多元价值的交错,为此需要判断商事交易的实质,以期在维护债权人利益和保障公司经营自由之间做出准确的选择。[14]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来说,举证和判断商事交易对债权人的不利影响并非易事,在证据不足以证明抽回出资损害债权人利益时,为了维护公司的真实意思,公司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是相对偏弱的。但是破产法的价值选择更加明确,即主要着眼于债权人整体利益的维护,这种价值选择贯穿在破产法的各个制度中,例如公司的真实意思可以通过偏颇撤销制度进行修正,再例如待履行合同债权人的抗辩权和解除权可以被破产程序所限制。因此,在公司已经达到破产界限的情况下,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特定时间的个别清偿都可以撤销,而无需考虑该清偿的负担行为。同时,对于诈害债权的行为,破产法对其撤销的条件也进行了放宽,抽回出资如果存在诈害债权的情形,亦可通过破产法进行撤销。
其次,破产程序启动之后,公司管理权由董事转移至破产管理人,此时破产管理人一方面有能力接触公司历史上的财务状况和交易细节,具备辨别商事交易是否属于返还出资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无需担心自己主张资本返还之后,承担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连带责任,也无需担心适用失权制度之后,可能最后由自己被迫受让该股权。恰恰相反,在企业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人由股东变为债权人,此时破产管理人作为代表债权人利益的控制权人,对债权人而非股东负有信义义务。因此,破产管理人在有能力判断关联交易是否涉及资本流出时,有动力也有义务主张该行为的效力瑕疵,并且一并追究有过错的董事的责任。虽然最后可能是其他无辜的股东被迫补足该出资,但这是公司法基于公司人合性而做出的风险安排,破产管理人只是在充分尊重非破产法的情况下追及了债务人应有的责任财产。
第三,在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即便股东抽回了出资,在公司资产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债权人完全可以向公司主张债权并获得清偿,而无需花费巨大的成本替公司和后续的债权人主张返还出资。只有在公司资不抵债,需要重新检查公司责任财产的真实完整之时,才会回溯到股东抽回出资的行为并寻求救济,因此公司法上的资本维持原则在破产法语境下的适用可能更大。
因此,破产法在债权人保护方面的聚焦,以及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再次一致,使得公司法规范抽回出资时所遇到的症结得到了缓解。虽然我国现有条件不支持引入偿债能力标准,但借用破产法对抽回资本行为进行事后调整,可以实现偿债能力标准统合各类分配行为,聚焦债权人保护的核心立场,有利于形成公司法和破产法各有侧重、相互协调的体系效应。
四、破产法下资本维持原则的适用
虽然破产法在立法目的和规范方式上的特点,能够补正资本维持原则在一般公司治理中的缺陷,但是我国《企业破产法》缺乏对股东抽回资本的直接规范,因此需要在既有制度体系的基础上,针对前述资本维持原则的实践症结,寻求解释论上的扩展和联通,以强化破产法中资本维持原则的贯彻。
(一)对非破产法的尊重和延续
公司法与破产法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的关系,相反,二者之间是相互衔接、紧密关联的。如前所述,公司法上的资本维持原则只有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情况下才有更广泛的适用需求。反过来,破产法对资本维持原则的贯彻也并非依据债权人保护的立场凭空构建,而是对公司法既有风险分配格局的尊重与延续。
公司产权理论认为,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往往是不完备的(incomplete),在缔约时被遗漏的剩余权利,需要由法律来确认归属。[15]剩余索取权人与固定索取权人相比,后者获得的收益是固定期间的固定利息,而前者获得的利益是偿还全部债务之后的剩余收益。在潜在收益上,剩余索取权人的利润范围更大,而固定索取权人的利润较小,根据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的原则,自然应先满足固定索取权人的权利,以降低其投资风险。因此,股东抽回出资的处分行为,本质上是借用内部控制权的便利,自行提升了受偿顺位并转移风险,就行为性质而言属于诈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可以适用债权撤销权进行救济。
但是同样值得思考的是,作为负担行为的交易本身,能否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主张无效。从行为法的角度来看,只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才是无效的,仅仅损害债权人利益之危害结果不足以构成认定法律行为无效的理由,其背后原因也是为了保护正常的商业竞价等交易秩序。但是从组织法上看,公司法在构建其运行模式时,就预设了债权优先于股权的风险分配格局,而间接抽回出资的交易内容违反了上述规则,将公司独立运行的负外部性转嫁给了债权人,据此认为负担行为违背了公司法立法意旨而无效并无不妥。
主张基础交易无效后,破产管理人可以代表公司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债权人虽然享有对处分行为的撤销权,但这并不排斥破产管理人主张关联交易之负担行为无效进而主张不当得利返还。公司在做出该交易行为时就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并知道义务人系股东,因此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自行为做出之日起计算,相较于撤销权最长一年的除斥期间,该请求权可以溯及三年之内的行为,只是诉讼的成本相对更高。
进入破产程序不会影响撤销权和不当得利返还等救济途径的继续适用,除非破产法为了强化债权人的保护,对上述救济途径进行了合乎其立法目的的有限改造。而且如前所述,随着破产管理人的介入,债权人的举证能力和动力都得到了提高,选择何种救济途径取决于债权人的实际需求,破产法尊重非破产法为债权人提供的既有利益安排和救济途径。除非破产法所设计的整体利益需要不同的结果,否则没有理由仅仅因为利害关系人卷入破产程序就对这些利益进行不同的分析。[16]
(二)对破产撤销权的扩张
由于破产法尊重非破产法上的风险分配格局和权利救济途径,因此进入破产程序之后,管理人可以代表债权人主张债权撤销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此基础上,破产法为了实现债权人集体利益增进的目标,放宽了撤销权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为债权人提供更加有力的救济。
资本流出行为最直接的救济形式就是行使撤销权,比较法上的偿债能力标准也被认为是欺诈撤销权的延伸,[17]《美国破产法》第548a条明确将影响债务人偿债能力、缺乏合理对价的资产移转列入欺诈撤销的范围。虽然从解释论上说,破产法上的欺诈撤销制度能够涵盖破产前一定期限内的一般抽逃出资行为,但是我国破产法上欺诈撤销权的适用情形和适用期限都相对有限,[18]尚需要通过法律解释进行漏洞填补,才能真正在破产程序中规制各类隐蔽、间接的资本流出安排。
首先,现有破产撤销权的规范范围有限。破产法上欺诈撤销权对应的五种行为,来源于民法上的债权撤销权,虽然能够涵盖大部分诈害债权的情形,并且相较于民法上的规定,破产法不区分相对人善意与否,也不要求债权人在行为发生前已经享有债权,但其对债权人的保护仍有缺陷。例如对赌协议等意定回购情形,此时公司返还出资的对价是股权的给付,严格来说很难认为其系无偿转让财产之行为。即便根据资产负债表,认为股权回购就是无对价的资本净流出,面对以对赌协议为代表的股债中间形态,也难以区分该种给付是基于债权的偏颇性清偿,还是诈害债权的财产流出。
因此,对欺诈性转让的规定固然无法像美国破产法一样融合偿债能力等财务判断标准,但是对诈害债权的行为认定应当更加开放。例如意定的股权回购,股东行使的其实是股权项下的具体权利,将原本劣后的分配顺位提前于债权人,该行为无疑是对债权的侵害,应当属于欺诈撤销权的规范范围。同样,公司为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即便不是因为担保行为的单务无偿性,也会因为股东获得了对公司财产的或有权利,股东权利优先于债权人而无效。即便公司可以获得追偿权而最终免于损失,但将风险转由债权人承担的行为也是对债权的一种侵害。
故而,欺诈撤销权的适用范围应立足诈害债权这一本质,只要股东在法定回溯期内将本该由自己承担的风险转嫁由股东,无论是否具备形式上的对价,也无论是否附条件附期限,都应当认为股东的行为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而可撤销。但反过来说,如果股东通过在公司任职等方式获取分配,此时因为该交易的标的是劳务给付,因此股东是以委托合同或劳务合同中债权人的身份,获得的偏颇地位,虽然该对价是否公允可由其他法律评价,但此时无法认为其行为本身诈害了债权。诈害债权的适当扩张,在资本维持原则中应聚焦于债权人与股东之间既有利益格局的维持,若股东以债权人身份获得清偿,应由其他法律和制度进行评价。
其次,现有破产撤销权的回溯期限较短。破产法对于偏颇撤销权设定了六个月的回溯期,欺诈撤销权由于行为本身的不法性因此期限更长,为一年。上述期限的设定必然有实证考察等立法基础,也能够与民法上债权撤销权的除斥期间相统一。但是内部股东实施的诈害债权行为或者偏颇受偿行为,作为外部人士的债权人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前无从知晓,如果不区分诈害债权的行为主体,并相应地对内部股东和董监高的行为设置更长的追溯期限,对于债权人的保护可能略显无力,也使得破产法与公司法无法紧密衔接。
美国破产法在偏颇撤销制度中区分了公司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对外部人士的偏颇撤销期限为90天,而对于内部人士的偏颇撤销可回溯至一年前。[19]我国民法和破产法对欺诈撤销权仅规定了一年的除斥期间,此时债权人可能无法及时申请破产并追回公司对股东的返还出资。故而,对公司外部人士,为维护既有法律状态和保护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可以继续适用一年的除斥期间,但是对于公司股东和董事高管等内部人士,应当适当延长撤销权的回溯期间。对公司内部和外部人士的区分,一方面可以防止内部人士监守自盗,另一方面也可以更科学地保障债权人的事后救济途径。
(三)落实破产管理人的资本监督职责
如前所述,虽然董事能够接触到公司的资本状况,尤其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名的董事。但是从理性第三人的角度看,董事也存在怠于催缴的现实风险。一方面,抽逃出资行为往往离不开董事的协助,此时难以期待董事主动揭露股东的行为并进行催缴。另一方面,我国公司治理中董事往往听命于提名自己的股东,如果董事是由抽逃出资的股东提名,则其往往不会主动催缴,如果董事是由其他股东提名,则当其他股东不愿意承担差额补足义务时,董事也会应上述股东的要求对抽逃出资行为视而不见。
虽然新公司法强化了董事对公司之信义义务的范围和要求,包括督促董事在资本流入、维持、流出的各个环节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而不能与侵害公司利益的股东同流合污。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在我国公司一股独大现象普遍,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现状下,仅仅寄希望于苛加董事责任,是否能够达到制度目的。虽然新《公司法》也规定了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的责任,但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即便不作为事实董事或影子董事,对公司的决议事项和日常管理也具有巨大影响,董事对公司的控制力是信义义务的基础,但该种基础在我国公司治理中是否客观存在值得思考。
因此,董事在资本维持方面的现实缺陷,需要由破产法加以弥补。首先,破产管理人为了债权人整体利益进行管理,往往不会与股东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因此其有动力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返还出资款,并追究相应董事的连带赔偿责任。其次,破产管理人的职责是概括性清理债权债务关系,及时确认股东的出资情况并辨别公司与股东关联交易的实质,是进行财产分配的前提和基础。第三,破产法语境下,追回股东抽逃的出资,不仅能防止股东不正当地将本属于自身的风险转嫁给债权人,而且也使得同类股东之间承担实质相同的权利义务,符合破产法的内涵。
进一步而言,破产法本质上是在债务人资产运用与索取权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将二者隔离开来,避免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制度设计。[20]通过破产法的介入,公司与债权人之间针对破产财产的冲突得以缓解,债务人可以在债权人的监督下,继续发挥破产财产的营运价值。对于债务人而言,其能够从债务压迫中获得喘息的机会,并重新规划后续经营,此时,公司资产的高效运用能够增加公司责任财产,间接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债权人而言,破产法使其能够获得公平清偿,并且有可能获得不差于破产清算的清偿,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受偿使抢夺执行的勤勉竞赛失去意义,债务人营运所需的核心资产被债权人“哄抢”的风险实质降低。
因此,理想的破产法下,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因财务困境产生的利益冲突应当尽可能缓解,使利害关系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对整体利益的追求趋向一致。破产管理人的及时催缴,能够将抽逃出资的股东重新拉回原本公司契约所设定的组织安排,使公司在具有重生的希望时,最大限度减小债权人与公司及原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企业的重生扫清障碍。由此可见,苛加破产管理人资本监督职责,一方面是其替代公司执行机关后的应有之义,与董事的资本监督职责相匹配;另一方面也是破产法本质和宗旨的要求,对于债权人保护、股东平等等目标的实现具有直接作用。故而,将新公司法对董事资本监督的义务和责任扩张解释为破产情形下的破产管理人,一方面有利于统一法秩序的融通和适用,另一方面也能切实巩固资本维持的组织基础。
综上,为了发挥破产法在立法目的和规范模式上的优势,破解资本维持原则在公司日常运行中的适用困境,需要在破产法制度中寻求对应的解释和适用方法。基于尊重非破产法的原则,破产管理人对资本流出的追及仍应以非破产法上的撤销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为基础。出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宗旨,破产法对撤销权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但为了应对抽回出资的复杂交易外观,有必要对撤销权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期限进行进一步扩张,以实现公司法和破产法在资本维持原则上的互通和衔接。同时,由于公司控制权人的变更,原先由董事承担的资本监督职责应由破产管理人承担,以弥补原先董事怠于履行催缴义务的风险,并据此追究相应董事的责任。
结语
2024年《公司法》修订强化了资本流入端的控制,但对于资本流出端仍然保持了原有的立法模式,该模式无法适应商事实践发展,如何从复杂的交易外观中辨别并规制抽逃出资行为缺乏理论和实务共识。对比美国的偿债能力测试标准和德国的禁止返还出资规则,我国囿于公司治理现状的限制,采用了类似德国的资本模式,但美国模式对资本流出本质的精准把握和对抽回资本行为的全面涵摄值得借鉴。由于公司法在价值选择上的多元,以及各方主体证明抽逃出资的困难,凭借公司法本身来完善资本流出规则难以实现,需要借由破产法来为债权人提供更有力的保护。破产法在非破产法所确定的风险格局的基础上,通过对破产撤销范围和期限的扩展,可以实现把握行为本质和扩大涵摄范围的制度目标。整体而言,随着有限认缴制的回归,对资本流出的控制也需要相应加强,只有明确组织法与破产法各自的侧重和关联,才能发挥各部门法之间的体系效应,更好地服务于公司高效治理和债权人保护等金融法治目标。
参考文献及注释
[1]参见临沂海诺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2177号民事裁定书。
[2]参见郭某华、山西邦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671号民事裁定书。
[3]参见吴飞飞:《资本维持原则的当下意蕴及其对偿债能力测试的借鉴》,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4期。
[4]参见朱慈蕴、皮正德:《公司资本制度的后端改革与偿债能力测试的借鉴》,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
[5]参见刘燕:《重构“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理基础》,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6]参见刘洋:《合同条款在私法法源中的优先地位及其实现——以隐名合伙的商事实践为例》,载《法学》2021年第4期。
[7]参见刘燕:《重构“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理基础》,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8]参见王军:《公司偿债能力判断规则及其构建》,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朱慈蕴、皮正德:《公司资本制度的后端改革与偿债能力测试的借鉴》,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
[9]参见吴飞飞:《资本维持原则的当下意蕴及其对偿债能力测试的借鉴》,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4期。
[10]参见李建伟:《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2024年第1版,第54页。
[11]参见刘燕:《重构“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理基础》,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12]参见吴飞飞:《资本维持原则的当下意蕴及其对偿债能力测试的借鉴》,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4期。
[13]参见王军:《抽逃出资规则及公司分配制度的系统性改造》,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5期。
[14]参见王毓莹:《论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规范定位》,载《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5期。
[15]参见赵廉慧:《信托受益权法律性质新解——“剩余索取权理论”的引入》,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16]SeeButnerv.UnitedStates,440U.S.48,55(1979).
[17]参见何欢:《公司分配视角下的股东身份从属债权劣后受偿》,载《法学研究》2024年第1期。
[18]参见朱慈蕴、皮正德:《公司资本制度的后端改革与偿债能力测试的借鉴》,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
[19]SeeAdler:BairdandJackson'sBankruptcy,Cases,Problems,andMaterials,FoundationPress,2020,p.422-423.
[20]参见何欢:《债务清理上破产法与执行法的关系》,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3期。
来源:浙江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