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破产宣告裁定的分析与建议
破产制度作为现代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关注破产企业的债务清偿,还关注债务人企业的挽救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问题,旨在平衡债务人、债权人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企业破产法》的立法目的除依法清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外,还包含运用司法制度拯救危困企业,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2023年7月14日,党中央、国务院公开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其中明确“坚持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1]大力推动中小微企业的重整进程,“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通过重整程序对仍具有挽救价值的债务人企业进行救济,重新调整、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在司法实践中,部分企业因短期财务危机或程序瑕疵被宣告破产,但由于营商环境的变化,其潜在社会价值与盈利价值增加,后续资产经营状况显示其具有挽救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撤销破产宣告并转入破产重整程序成为债务人和债权人共同关注的焦点。
本文旨在结合实务案例,分析撤销破产宣告裁定的法律依据、破产宣告裁定的效力、破产宣告的原因及如何完善破产宣告制度,进一步探讨破产程序中利益平衡与法治保障的实现路径。
一、关于破产宣告裁定能否被撤销的不同观点
在探讨是否可以撤销破产宣告并转入重整程序时,首要问题是破产宣告裁定能否被撤销。对此,学界和实务界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观点一:破产宣告的裁定可被撤销
该观点认为,在判断破产宣告裁定是否可被撤销时,不能一味机械地适用现行的法律规定,而是应当从鼓励拯救债务人角度出发,综合考量重整与和解程序的立法法益,允许债务人在各个破产阶段存在被挽救的可能性。目前,多数存在撤销破产宣告裁定实践的法院均持该观点。如,深圳法院在“深圳大世界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认为,“债务人财产尚未进行分配,债务人确有挽救希望和挽救价值,且债务人清偿债务后能够恢复正常经营能力,人民法院中止执行破产宣告裁定并进行重整,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撤销破产宣告裁定有利于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本案虽然宣告了大世界公司破产,但尚未进行破产财产的处置,破产清算程序尚具有逆转的现实可行性,中止本案的破产宣告裁定符合重整制度的立法精神和法律原则。大世界公司重整事项经征求债权人意见,多数债权人亦支持大世界公司进行重整,对大世界公司进行重整符合债权人意思自治原则且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利益,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故裁定中止破产宣告裁定,对大世界公司进行重整。”[2]
在理论界,王欣新教授曾经在分析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以及第三人为债务人清偿了全部债务的情况下能否撤销破产宣告时认为,“破产法立法的目的本就是要尽力以案结事了的方式彻底解决债务清偿问题,无须在双方当事人已经案结事了之后,以无意义的破产宣告裁定去阻止破产程序终结,妨碍破产法立法目的的及时实现。所以法院要终结破产程序,就必然要撤销已经成为阻碍的破产宣告裁定。”[3]
但王欣新教授在提到“深圳大世界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时说,“过去在深圳曾有允许在破产宣告后又转换为重整程序的案例,但案件是在旧破产法实施期间进入破产程序的,此前企业未能得到利用重整程序获得挽救的机会,所以存在新旧破产法衔接期间特殊适用的问题,不能简单类比。”[4]
观点二:破产宣告不可被撤销
目前,《企业破产法》对于宣告破产后,是否可以进行重整和和解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仅规定了破产企业转入重整或和解的时间段——破产宣告之前。《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4条对破产程序转换限制作出了规定,“破产宣告的程序及转换限制。相关主体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作出破产宣告裁定并进行公告。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不得再转入重整程序或和解程序”。即从法律制度层面,是反对对宣告破产后的程序逆转为重整程序或和解程序。
对此,上述司法文件的起草者解释道,“关于破产宣告后能否申请将破产清算程序转入重整或和解程序的问题,《会议纪要》起草过程中有意见认为,无论是基于实践中已有成功案例,还是从鼓励拯救债务人的角度出发,都应当允许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再行转入重整或和解程序。《会议纪要》对此未予采纳,主要理由为:一是因为企业破产法没有规定破产宣告后的程序转换,而是在允许由清算程序转入重整或和解程序的条文中,明确限定应在破产宣告前进行;二是在企业破产法上述规定内,相关主体应当充分利用破产受理后至宣告破产前的期间,积极对债务人进行挽救,如果仍允许在破产宣告后转入重整或和解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程序适用的不确定性,加大债权人通过破产清算程序获得清偿的成本。故《会议纪要》第24条没有突破法律规定,限定了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的程序转换,以明确三类破产程序的适用阶段及其程序的稳定性。”[5]
二、破产宣告规则的沿革
破产宣告的规则始见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由清朝商部奏定的《破产律》,其第一条规定,“商人因贸易亏折或遇意外之事不得已自愿破产者应赴地方官及商会呈报,俟查明属实然后将该商破产宣告于众。”此后,“破产宣告”便出现在中国的破产法规则之中,最初的含义里的“宣告于众”,颇有广而告之的含义,当然,破产宣告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
上述规则沿袭至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三条规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宣告破产。”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宣告企业破产:(一)依照本法第三条的规定应当宣告破产的;(二)依照本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终结整顿的;(三)整顿期满,不能按照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
依据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及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破产宣告意味着法院确认以下事实:债务人企业有破产能力;债务人企业具备破产原因;债务人企业合法地申请或被申请破产;债务人企业已经不具备进行整顿或和解的可能性。
在2006年《企业破产法》颁行之前,破产宣告产生以下效力:
(一)清算组接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七条,“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
(二)财产管理权的移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条规定,“清算组的主要职责是:(一)接管破产企业。向破产企业原法定代表人及留守人员接收原登记造册的资产明细表、有形资产清册,接管所有财产、帐册、文书档案、印章、证照和有关资料。破产宣告前成立企业监管组的,由企业监管组和企业原法定代表人向清算组进行移交”。
(三)企业经营行为的停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债务人自破产宣告之日起停止生产经营活动。为债权人利益确有必要继续生产经营的,须经人民法院许可。”
(四)相关期限计算的基准日。
包括破产财产范围的确认、未到期债权视为已到期、抵销债权形成的时间等,都是以破产宣告日作为基准日。
(五)利息停止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下列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三)破产宣告后的债务利息”。
(六)执行和保全措施的解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破产宣告后,破产企业的财产在其他民事诉讼程序中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通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人民法院予以解除,并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办理移交手续。”
(七)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二十六条规定,“对破产企业未履行的合同,清算组可以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清算组决定解除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因合同解除受到损害的,其损害赔偿额作为破产债权。”由于清算组是企业破产宣告后才指定的,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只能是破产宣告后发生。
但在2006年《企业破产法》施行之后,破产宣告的上述意义就不复存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即产生上述效力。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破产法》的上述修改与国外的立法体例基本一致,国外立法也基本上将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作为上述法律效力产生的基准日。
目前,媒体经常所称的宣告破产往往等同于“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并发布公告”,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宣告破产。
三、破产宣告的效力问题
虽然破产宣告在破产法中的地位已经大大弱化了,但是,2006年的《企业破产法》仍然保留了这个词,经梳理,目前的破产宣告会产生以下效力:
(一)执行案件终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20年修正)》第61条规定,“在执行中,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六项的规定,裁定终结执行”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2)粤13执异56号裁定书中认为,“根据本院作出的(2017)粤13破19-67号民事裁定,裁定终止光耀集团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光耀集团有限公司破产。下一步管理人将在法院的指导以及全体债权人的配合下,依法推进破产清算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十七条第(八)款的规定,‘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可以以‘终结执行’方式结案。根据上述规定,被执行人被宣告破产的,执行程序应当终结。”
由此,在法院的宣告破产裁定作出后,该破产企业的全部执行案件均以“终结执行”的方式结案,这意味着一旦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债务人的财产即无法再行通过执行法院按照正常的执行程序进行执行,而应当交由管理人拟制相应的分配计划,以求保证破产程序的公平性和统一性,使得债务人的财产能够根据法律规定进行清算和分配,进而防止个别债权人通过先行执行获得优先清偿。
但是,导致执行案件终结的情形并不只是破产宣告,还包括因重整计划被批准或和解协议被认可而不可逆转地进入集中清偿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0条明确规定,“受移送法院裁定宣告被执行人破产或裁定终止和解程序、重整程序的,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送交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对被执行人的执行。”《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八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执行:……(九)被执行人的破产重整计划被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破产和解协议被人民法院裁定认可或者被执行人被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可见,在实务中因破产重整计划被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破产和解协议被人民法院裁定认可而终结执行程序,已经成为共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是破产宣告还是重整计划批准、和解协议被认可都表明集中清偿已进入到实质性阶段,个别的执行程序已无存续必要。
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08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系对债务人具有破产原因的初步认可,破产申请受理后,申请人请求撤回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除非存在《企业破产法》第1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不得裁定驳回破产申请。”考虑到法院在受理破产申请时通常对进行审慎地实质审查,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少数案件才会在受理破产申请后经审查被驳回破产申请。
总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破产申请受理后,执行程序就已经中止,只是等待最终的破产宣告或重整计划批准、和解协议认可才最终终结执行程序,破产宣告的效力只是在形式上给执行程序划上句号。
(二)劳动合同终止
当法院作出破产宣告裁定时,通常该企业财务状况已经严重恶化,无法继续正常经营。此时,劳动者报酬无法正常发放,也难以获得经济补偿,劳动合同的存在已无实际意义。因此,破产宣告导致劳动合同终止,除减少破产企业不必要的支出外,还可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减少经济损失。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该款规定是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定条件之一。因此,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破产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就依法终止,双方间的权利义务也依法终止。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作出的(2022)黑民申2270号裁定书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哈尔滨农机厂系于2008年12月提出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09年7月28日被裁定宣告破产。依据前引法律规定,如哈尔滨农机厂与王喜强之间存在合法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自该厂被宣告破产之时亦已终止”。
劳动合同的终止作为破产宣告的法律效果之一,不仅结束了劳动关系,也为职工提供了获得经济补偿的法律基础。其在保障了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有助于管理人对破产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处置,确保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
但在实务中,已有人提出以破产宣告确定劳动合同终止的基准日是不合适的,有学者建议职工劳动合同应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终止。[6]对此,王欣新教授持有不同意见,其认为:“如果以解除劳动合同‘基准日’的概念去理解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则无论是将日期定为破产宣告日还是破产申请受理日都是不可行的”,考虑到一些劳动合同仍有继续履行之必要,王欣新教授也承认,“如果以终止劳动合同法定事由的概念去理解,则确定为破产申请受理日比破产宣告日可能更合理一些,更有助于实现破产法及早解除劳动合同、减少财产损耗的立法目标。据此,在劳动合同终止法定事由发生后,管理人就可根据企业需要及时办理劳动合同解除事宜。”[7]在实务中,对于一些没有存续可能的企业,其大多在破产申请受理之前就已经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将员工遣散,少数在管理人进驻后迅速解除劳动合同;少有劳动合同延续到破产宣告之日。对于极少数需要留守的职工,破产宣告时也不宜立即终止劳动合同,而是延续至程序终结。
总之,对于劳动合同终止来说,破产宣告的实质意义在实践中近乎为零。
(三)企业不可逆转地进入集中清偿程序
按照《企业破产法》的结构,破产宣告在“破产清算”一章的第一节,而第二节为“变价和分配”,第三节为“破产程序的终结”。破产宣告,实际上是宣告将要进入到对破产财产的集中处置并集中分配的清偿程序,最终注销债务人企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修正)》第二十一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一)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二)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有监督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责任的;(三)以债务人的股东与债务人法人人格严重混同为由,主张债务人的股东直接向其偿还债务人对其所负债务的;(四)其他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债务人破产宣告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但是,债权人一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追收的相关财产归入债务人财产的除外。”可见,在债务人进入破产后到被宣告破产之前,可能构成个别清偿的诉讼将被中止;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所有违反集中清偿规定的诉讼都会被驳回,以确保在债务人最终不可逆地进入集中清偿程序后债权人可以得到公平、统一地清偿。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24)京民再2号再审裁定书中认为,“《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第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故意违反前款规定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义务。二审法院在债务人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后,破产宣告前,判决次债务人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代替债务人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债权人某律师事务所承担偿还责任,则存在债务人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其财产对个别债权人某律师事务所进行债务清偿,违反《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某律师事务所不能从某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处得到个别清偿,否则将直接影响到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破产程序债权人公平受偿原则。”在该案中,法院对于可能违反集中清偿原则的诉讼,在债务人未被宣告破产的情形下,也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性。
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则上来说个别清偿都会被叫停,只存在一个较为狭小的转圜空间——驳回破产申请。否则债务人企业或者被宣告破产进行清算,或者通过重整计划批准或和解协议认可而退出破产程序,个别清偿都不可能再恢复进行。
从以上分析来看,即使现有法律明确规定了破产宣告的效力,破产宣告制度所实际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其更多地是象征性宣告债务人企业既不具备退出破产程序的条件,也不具备重整和和解的可能。
四、撤销破产宣告裁定的原因
在被撤销破产宣告裁定转入重整的案件中,大多是由于破产企业存在较高的重整可能性,其重整计划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如在“深圳大世界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深圳法院正是出于此考量才撤销其原本作出的破产宣告裁定,使破产企业转入重整。
由此可见,撤销破产宣告裁定的本质问题是原本不应当宣告破产的企业被裁定宣告破产,这就意味着,法院在作出破产宣告的裁定时对破产企业的价值认知存在不全面之处。我们认为影响法院对破产企业价值做出全面判断的主要原因包括:
1.法院对持续经营价值的认定存在误差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申请破产。”因此,法院在评估债务人的持续经营价值时,应综合考虑其资产状况、经营状况及未来盈利的可能性。
在破产案件中,法院在宣告破产前需要评估债务人的持续经营价值。如果法院未能准确评估债务人的持续经营价值,可能会错误地宣告债务人破产。如,法院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债务人的潜在资产、市场前景、管理能力等因素,导致对债务人的未来存续价值做出过于悲观的预测。
但是,法院在认知债务人企业的挽救价值时,也受限于多种因素,比如部分债权人的情绪化影响、对于破产清算产生的成本未充分预估、管理人反馈的信息不充分、短时间内无法招募到合适的投资人以及当时债务人所在的行业存在普遍性的低迷。当然,法院作出的多数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乏存在等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发现如果推进下去还不如破产重整,这时才充分认识到债务人企业的存续价值。
如山东龙熙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案件(【2017】鲁0687破3号)中,法院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认为龙熙置业公司没有重整价值,遂宣告其破产,但“在宣告破产之后依法进行公开拍卖该企业资产时,也无人竞拍,导致该企业搁浅至今。”此后,各种资源注入,比如“海阳市委市政府为维护广大债权人的切身利益,并对该项目提供了优惠政策扶持,并建议重整”;“重整方已交纳保证金300万元,并承诺裁定批准重整后两个月内5000万元资金到位,重整有资金保障”;“(优先权人)济南农商行与债务人、重整方重新达成了同意草案的补充协议,且未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并征求优先受偿组的同意”,从而具备了重整的条件,而相较于破产清算,“通过重整能更好保护债权人利益,使闲置楼盘得到盘活,企业得到有效救治,人民群众得到安居乐业,保障社会的稳定。”故最终法院撤销了破产宣告,并进行破产重整。
2.破产重整程序的刚性
《企业破产法》破产重整一章规定了多个宣告破产的情形:
第七十八条规定,“在重整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一)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继续恶化,缺乏挽救的可能性;(二)债务人有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其他显著不利于债权人的行为;(三)由于债务人的行为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职务。”
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债务人或者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第八十八条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批准,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重整计划执行不能时,经管理人或利害关系人请求,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上述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在重整程序中出现重整申请障碍,偿债能力继续恶化风险,重整计划制作、批准和执行障碍时,为避免债权人损失扩大,尽快进行破产财产处置和分配,以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但在实务中,即使出现了《企业破产法》所规定的情形,也不意味着债务人企业就失去了拯救的希望。比如,在债务人自行管理时出现了经营状况恶化,并不能表明企业没有持续经营价值,在注入新的资源、改善公司治理后其仍然可能扭矩为盈;在债务人自行管理出现损害债权人的情形后,也可以采用托管的方式进行管理,然后继续进行破产重整;在重整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因投资人违约而导致重整计划执行不能,并不意味着不能引入新的投资人。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3条规定,“破产宣告的条件。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无人提出重整或和解申请的,管理人应当在债权审核确认和必要的审计、资产评估后,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破产的申请。人民法院受理破产和解或重整申请后,债务人出现应当宣告破产的法定原因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宣告债务人破产。”
如果过于刚性地执行上述规定,则可能导致企业过于仓促地被宣告破产。如王欣新教授所说,“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情况复杂、管理人能力差异等原因,实际上经常会完不成债权审核等预订工作。所以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结束作为排除或不再考虑当事人是否再提出重整或和解申请的时间标准,不一定合适所有案件。如果在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审核确认债权和必要的审计、资产评估均未完成,未经确认的债权人是否具备申请重整的实质资格、判断债务人能否进行重整的一些条件如资产与负债情况等尚不确定,债务人、债权人不完全具备提出重整或和解申请的客观条件,这时便匆忙通过破产宣告确定向清算程序的发展方向,恐怕是不妥的。”[8]
如佛山市高明金富雅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高明区恒沣电子有限公司破产审判监督裁定(【2019】粤0608破监1号、【2019】粤0608破监2号)中,法院明确承认,“本院在受理破产清算后,对高明金富雅公司、恒沣公司的现状了解不全面,没有仔细研究重整的可行性因素,于2018年12月10日仓促作出(2017)粤0608破4号之一、(2018)粤0608破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宣告高明金富雅公司、恒沣公司破产,在当时明显不当,应予以撤销。”
3.重整计划提出主体存在单一性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条规定,“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由债务人制作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由管理人制作重整计划草案”。只有债务人或者管理人才是制定重整计划草案的主体,虽然债权人或外部投资人可能对债务人的重整有参与意愿,但受限于法律的规定,其无法直接提出重整计划。张钦昱教授提出,“在程序启动伊始即设置狭隘端口,排除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制定权,债务人与管理人亦不能共享权利,不仅可能因债务人或管理人怠于行使权利致使程序尚未发轫即胎死腹中,因权利垄断带来的‘内部性’困境致使重整计划草案的实质性内容偏向一方当事人,也会因与申请重整主体不匹配致使程序运转存在障碍。”[9]
在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西有色”)案中,“因广西有色及管理人未能在法院裁定重整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重整计划草案,也未请求延期,该法院裁定终止广西有色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10]债权人集体向交易商协会投诉管理人不作为,称广西有色破产管理人完全站在当地政府和债务人的立场而漠视债券投资者利益,“既不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也不与债券投资者沟通进展,并不真正用力推进广西有色的重整再生”。[11]
在实务中,由于债务人原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对于债务人企业信息的垄断性,债权人以及外部投资人即使能够参与到重整计划的制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我们看到许多撤销破产宣告的案件中,基本上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直到发现只有充分尊重债权人意见、开放性引入投资人才能解决破产程序中的问题时,才使得破产程序真正走回正轨。
五、如何完善破产宣告制度
我们认为,对于破产宣告制度的完善,有如下几条解决路径:
(一)确立拯救优先的原则
202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坚持精准识别、分类施策,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大力推动中小微企业的重整进程,“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可见,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应当将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作为更加优先的程序工具。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法发〔2022〕2号)中,也要求科学甄别、依法保护有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对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无法清偿所有债务但具有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债务重组、资产重构等方式进行庭外和解,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如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案(【2019】新28民破1号)中,考虑到“职工就业及与该企业属伴生关系的行政区内的机构和居民均会受到重大影响,不利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重整可以使企业继续存续,可以保证职工继续就业,与该企业属伴生关系的行政区内的机构和居民不再受到企业破产清算注销的影响,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还最大限度地维护了金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在破产宣告后,考虑到社会效益,法院终撤销破产宣告继续进行重整。
我们认为,为了避免破产宣告裁定后又因出现破产重整或破产和解的有利条件又撤销破产宣告裁定,从而损害破产宣告裁定的权威性,使破产程序出现逆流的情况,法院在作出破产宣告裁定前,应当尽可能地探索和尝试所有可能的企业拯救措施,如与主要主体沟通、引入新的投资者、维持企业资产完整性、维持企业的继续经营等。
(二)丰富主要主体参与破产的途径,并强化其参与深度
针对债务人和管理人垄断重整计划草案制作权的问题,许多法院作出了一些尝试,比如《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京一中法发〔2019〕437号)作了如下规定:
第九十一条规定,“管理人、债务人、债权人等重整利害关系人都可以通过协商推荐或引进重整投资人。人民法院、管理人或自行管理的债务人亦可根据需要决定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
第九十二条规定,“有意向参与重整的投资主体,应当提交具体的重整预案。重整投资人最终选定后,其在重整预案中所作承诺对其产生约束力。重整预案中应当包括重整失败后的处理方案。”
第九十五条规定,“管理人或债务人制作重整计划草案,应当与债权人、出资人、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充分协商,并充分听取企业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职工代表或工会等的意见。有必要的,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者委托外部专业机构、人员对特定事项发表意见。”
上述规定都有助于提升其余主体的参与度,从而限制管理人和债务人对重整计划制作的垄断。
但是,上述规定仍然未能全面突破重整计划制作垄断可能造成的僵局,我们认为,在未来应当有更多的制度创新和突破:
1.债权人无理由更换管理人权利
虽然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中,债权人会议可以作出决议,建议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了债权人的意思。但是,上述规定中最终决定权在法院,而法院判断是否需要更换管理人的标准是管理人是否符合忠实与勤勉义务,以不违反忠实勤勉义作为评判破产清算案件的管理人是否需要更换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需要拯救的重整企业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实践中,许多有拯救价值的企业,由于管理人的不沟通、不作为、不创新而失去最后重生的希望。因此,我们认为,应当给予债权人以管理人的更换权,只要一定表决权比例的债权人提议更换管理人,就应当组织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如果半数表决权以上的债权人决议更换管理人,就应当更换管理人,不管该管理人是否存在违反忠实与勤勉义务的行为,因为相较于其他因素,债权人的认同才应当是法院更应当重视的因素。
2.管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
在“上海祥发危险品船务储运有限公司重整案”中,“在法院指导下,管理人充分保障债权人在重整中的程序性权利:进入破产程序后,保障单个债权人对债务人资产负债状况、经营信息及财务信息等的知情权;在确定重整期间的经营管理方案时,充分听取采纳债权人的建议;在招募投资人时,积极引导债权人推荐投资人并参与磋商。”“得益于债权人知情权、参与权的充分保障,部分债权人在外部招募失败后提出了债转股的意向。”事实证明,只要信息披露充分且债务人企业具备拯救价值,债权人和投资人总能创造性、有针对性地设计可行的拯救方案。
3.强制接管债务人企业
在企业持续经营的案件中,如果原有的实际控制人继续保有经营管理权,那么既阻却外部投资人注入资源,也会分割未来的持续经营价值,从而损害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因此,在需要引入投资人且原有实际控制人又不配合的时候,应当改变经营管理权所属并且在原实际控制人拒不交接的时候进行强制接管。考虑到管理人在经营管理企业上并不一定精通,可以广泛地采取托管的方式,由托管机构实际对持续经营的企业进行管理。
4.假马投资人模式
在破产实务中,目前由投资人进行尽职调查的机制时间短,接触得不够深入,潜在的资产瑕疵或债务负担无法被全面发现,让投资人有“开盲盒”的感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实务中探索假马投资人的模式,即让假马投资人在投资价值不明确的情况下,与管理人一同全面进行调查,与相关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员工、供应商、客户等)进行接洽,从而能够地获得破产企业的全部信息,全面、详细、有针对性地设计投资方案和经营方案。
5.重整竞价机制
在破产清算案件中,通过竞价方式确定的转让价格会被认定为最优价格,故只要采取拍卖的方式处置资产就会被法院批准,即使债权人会议未通过。在目前的重整投资中,各投资人背靠背地提交重整投资方案,彼此在不知道对方投资对价的情况下出具方案,而各投资方提出的投资方案在主要安排上又不尽相同,有时候无法进行有效的横向比较,故也难以确定重整投资方案的最优安排。如果管理人以投资人的投资方案为基础,结合重整投资的惯例,制作重整计划草案的基础版,设定投资对价低价和清偿计算方式,在竞价平台进行充分的竞价,经过竞价后形成的重整计划草案,即使存在部分表决组未表决通过的情况,法院也会有充分的理由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三)审慎且严格地宣告破产
如果多次发生破产宣告裁定被撤销的情形,则会损害破产程序确定性和不可逆性,“破产程序的参与主体可能会利用程序的转换拖延原清算进程,甚至恶意适用清算、重整、和解三种程序,导致破产程序发生无限循环,进而滥用、错用重整、和解程序的救济功能,破坏破产清算程序的稳定性和终局性;对债权人尤其是对担保债权人的利益实现造成一定的程序阻碍,因为担保物提前获得清偿的时限被拉长,且担保物价值将存在不确定性;容易产生无底线的被动型权益让步,增加破产成本的消耗,导致债权人受偿利益削减,影响原程序的适用价值和效率。”[12]因此,如何减少这一情形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法院应当审慎作出破产宣告裁定,严格审查破产宣告的认定条件,尽量避免宣告破产后企业又逆向进行破产重整或破产和解的情形。法院尤其应当注意以下情况:
1.破产宣告的时间
我们认为,目前破产宣告的实质性效力已经所剩无几,即使不进行破产宣告,也不影响实质性地推进破产程序。因此,相较于相关司法解释所持的“及时宣告破产”的立场,我们建议宣告破产尽量延缓。如依照《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要求,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无人提出破产重整或破产和解即应宣告破产,将可能会导致一些具备重整和和解可能的企业被宣告破产。因此,对于该条的适用不宜过于机械,而应基于案件实际情况进行考量。
2.基础工作的完成
我们认为,破产宣告至少应当在基础工作完成后才作出判断,这些需要完成的基础工作包括:(1)对债务人企业必要的审计、评估和债权审查工作的完成;(2)对于企业当前经营状况的调查,并对持续经营或恢复经营的可能性进行必要的预测分析;(3)对通过破产清算处置资产可能的成本支出、价值损耗或给潜在买受人的付款压力进行必要的测试;(4)对于企业的资质、许可和其它可能损失的无法转让的资产价值进行必要的测算;(5)对于需要基本生活保障的权益的影响进行必要的测算;(6)对主要参与主体(包括债权人、职工、原股东、潜在投资人等)意见的征求。
3.重整和和解可能的排除
我们前面分析了《企业破产法》中引发法院终止重整而宣告破产的情形,目前,在涉及到重整计划执行不能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不再坚持必须进行宣告破产,而是给予“二次重整”的机会。而对于其他法院终止重整的情形,我们认为也应当保留继续重整的机会,比如,如果重整计划草案暂时无法形成,可以经过债权人会议同意,延长重整计划草案制作时间;自行管理中出现问题后,结束自行管理继续进行重整;重整计划草案未通过,经债权人会议同意,保持现状的情况寻机重新制作重整计划草案。总之,具备重整和和解条件和优势的企业,只有在排除重整和和解的可能情况下,才能宣告破产。
(四)保留撤销破产宣告的空间
即使法院对宣告债务人企业破产进行了最审慎的审查,也难免会有误伤的情形出现,如果过于严格限定法院宣告债务人企业破产,将有害于破产法的效率。因此,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保留撤销破产宣告的空间,以平衡企业拯救与破产程序效率。
在撤销破产宣告时,我们认为为了维持程序的不可逆性和法院裁定的权威性,应当严格适用:
1.破产重整或破产和解对破产清算的明显比较优势
由于破产清算程序中存在着出售式重整模式,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保留持续经营价值并非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不能为之,只是相较于破产清算来说,重整和和解程序可以保留原有主体资格、无需进行资产处置从而省去相关税费、可以通过债转股进行清偿。因此,只有上述比较优势特别突出时,才有必要撤销破产宣告裁定。
2.已经完成预重整或预和解工作
为了避免程序出现反复,撤销破产宣告重新转入重整和和解程序应当相当确定地符合批准重整计划或认可破产和解协议的条件。按照现有的司法实践做法,转入破产和解程序的,多数债权人已经与债务人签署了和解协议,如汶上县南旺供销合作社破产案[13]、苏州享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案[14]、温州金阳光伏有限公司破产案[15];转入破产重整程序的企业往往已经有成熟的重整计划且已经征得主要债权人意见,只需要转入重整程序就能迅速完成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与批准程序,如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案[16]、山东龙熙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案[17]。
3.决策程序
我们注意到,在撤销破产宣告裁定时,多数法院都是非常审慎的,往往都是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撤销破产宣告这种相对少而极端的情形,在决策时应当特别慎重,我们建议借鉴“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经验对撤销破产宣告进行决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通知》(〔2009〕165号)中,对于情势变更原则适用问题,为避免被滥用,规定,“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我们认为,在撤销破产宣告裁定时,也可以采取上述办法,在个案中报请上级法院审核。
六、结语
撤销破产宣告裁定并转入重整程序是同时兼具法律性与实践性的一项复杂问题,其核心在于如何平衡挽救债务人企业与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深圳大世界商城等典型案例表明,灵活适用破产重整制度不仅能够有效避免资源浪费,还能够实现债权人、债务人及社会利益的多赢局面。
然而,这一实践路径仍面临法律适用不明确、利益博弈复杂等挑战。未来,需通过完善破产法配套制度、强化司法裁量的规范性与透明度,为企业的破产重整提供更加清晰的法律指引和操作空间。
注释
[1]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7/content_6893055.htm。
[2]谢继宇:《破产清算转入破产重整的考量因素——深圳大世界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载公众号破产研究,https://mp.weixin.qq.com/s/yG4tFqH6icS606KZmZVFhg访问于2024年9月12日。
[3]王欣新:《<企业破产法>第108条与第105条剖析——兼论破产宣告裁定的撤销》,《人民法院报》2023年10月19日第7版。
[4]王欣新:《<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要点解读》,《法治研究》2019年第5期,第127页。
[5]贺小荣、葛洪涛、郁琳:破产清算、关联企业破产以及执行与破产衔接的规范与完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下),《人民司法(应用)》,2018年6月5日。
[6]邵艺:《破产企业劳动合同终止基准日的确定》,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12日第七版。
[7]王欣新:《破产法前沿问题思辨(上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148页。
[8]王欣新:《<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要点解读》,《法治研究》2019年第5期第127页。
[9]张钦昱:《重整计划制定权归属的多元论》,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123页。
[10]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南市法民破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
[11]张榆、黄凯茜:《广西有色宣告破产,为银行间债市发行人首例》,载财新网,htp://companies.caixin.com/2016-09-20/100989777.html,2019年02年01日登录。
[12]宣告破产后的程序可逆性(转和解或重整)探讨,载于破产法维律,https://mp.weixin.qq.com/s/iqvknoBVS8UcJjf7TCx5jw,访问于2024年10月27日。
[13]汶上县南旺供销合作社破产案,山东省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鲁0830破1号。
[14]苏州享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案,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21)苏0591破18号。
[15]温州金阳光伏有限公司破产案,浙江省龙港市人民法院(2020)浙0383破9号。
[16]新疆金特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28民破1号
[17]山东龙熙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案,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2017)鲁0687破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