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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购房人在房地产企业破产程序中的物权期待权行使研究—《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在司法案例中的适用解读

【摘要】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遇冷,消费者购房人的权利保障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本文通过对最高法案例的梳理,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在房地产企业破产程序中的适用,结合司法实践中错综复杂的情形,探讨消费者购房人行使物权期待权,排除房屋执行应满足的条件。本文针对其中尚存争议的问题具体展开,包括第28、29条竞合适用的处理、法院查封的类型、购房合同合法有效性的考察、房屋居住用途主客观标准的认定、购房人名下无其他居住房屋主体、时间、地域范围的认定、已支付款项比例、时间、方式的判断等。

【关键词】执行异议消费者购房人物权期待权司法适用

一、研究背景

随着1995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施行,商品房预售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其对经济发展及居住水平提升的贡献显而易见。但近年来,由于资金监管不到位等原因,大量房地产企业陷入债务危机,该制度弊端凸显。据《2023年全国烂尾楼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的楼盘烂尾率约为3.85%,烂尾楼面积大约是2.31亿平方米。[1]

房地产企业因资不抵债进入破产,本是经营不良企业退出市场的正常途径。特殊性在于,房地产企业的经营模式注定着其在破产程序中将面临债权人类型多、利益冲突大,债权债务关系复杂等疑难复杂问题。购房人能否将已选购的房屋排除在破产财产之外,不仅关乎购房人权益能否得以公正对待,更牵涉债权人间利益平衡,生存权保障,社会稳定等诸多考量。

消费者购房人区别于投资者,是基于购房目的对购房人进行的分类,更多着眼于购房人最基本的生存权保障。通常认为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为消费者购房人在房地产企业破产中物权期待权行使的最直接法律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规定了可以排除执行的三个条件,也被认作消费者购房人的认定标准。2023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的施行,体现了最高院对消费者购房人权益的重视,但由于该批复较为简单,仍无法满足实践中各种复杂情形。目前,司法实践中裁判者对消费者购房人的资格认定有较大的裁量空间,该规定的适用存在较大差异。经检索,仅最高院的裁判文书中引用第29条为裁判依据的便有1071份[2]。本文主要以最高院的相关裁决文书为研究对象,就第29条的具体适用展开分析。

二、《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29条款的竞合适用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29条均规定了买受人符合相应条件可以主张排除房屋的执行,在实践中常存在适用竞合。在最高院发布的第156号指导案例王某某与徐某某、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最高院认为,该两条文虽然适用于不同的情形,但是如果被执行人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且被执行的不动产为登记于其名下的商品房,同时符合了“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与“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两种情形,则第28条与29条适用上产生竞合。案外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可以选择适用第28条或者第29条规定。[3]在案件处理中需综合考虑第28、29条的适用关系,权利人满足两条之一便可排除执行。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29条分别对无过错买受人物权期待权、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进行了规定。从条文内容来看,两条文的共同点在于同为在金钱债权执行中,均要求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两条文的区别主要在于,相较于第28条,第29条体现了对消费者购房人的特别保护,两者系普适性条款与特别条款的关系,两者满足其一便可排除执行。第29条的适用前提为买受人属于消费者购房人,其将标的限定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将主体限定为以居住为购房目的的消费者,两方面均体现了其在适用中对买受人消费者身份的限定。由于法规适用主体存在限制,因此第29条的构成要件相对于第28条更易达成,不需要买受人合法占有房屋、支付全部价款,也不考察买受人在未办理过户登记中是否存在主观过错。

三、关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之理解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第1项规定,能够排除执行的条件之一为“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在该条文适用中,人民法院关于房屋的查封是否仅限于执行查封,书面买卖合同的合法有效性如何认定,房屋买卖合同的实质如何考察,是本部分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法院查封不限于执行查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对财产的执行中查封、轮候查封、保全查封进行了规定,其第26条规定了正式查封解除后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自动生效;其第29条规定了该规定对于财产保全的适用性。三种查封情形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的适用中均有涉及,但第29条未对查封是否包括财产保全中的查封进行明确,也未明确轮候查封情形下的查封时间,因此产生争议。

在王某某与新疆某医药公司、新疆某房地产公司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中,王某某认为原判决认定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认定错误,其认为:(1)诉讼中的财产保全是临时措施,争议债权尚未确定,并不当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异议之诉是针对执行程序中所发生的查封措施,不涉及诉讼保全,确定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应当以执行裁定出具时间为准。(2)轮候查封时保全并未生效。关于上述两个问题,最高院在判决书中进行了回应:(1)无论是诉讼中的保全查封还是执行中的查封,均具有公示效力,其效力不仅及于被查封人,还及于第三人。(2)案涉房屋查封即使属于轮候查封,但轮候查封系人民法院依据生效的执行裁定实施的强制执行措施,在依法自动产生查封效力前并非不产生法律效力,而是产生预查封的法律效力。[4]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法院的查封行为具有外部公示效果。无论是何种阶段、类型的查封,均未超出《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第1项中“查封”的语义射程,该问题的理解应贯穿整个诉讼、执行程序,应同等认可“查封”在诉讼及执行中的法律效力。除此之外,虽然轮候查封与正式查封存在效力上的差别,但其效力多体现于执行的优先顺位,并不因此减损轮候查封的公示效力。因此,对法院查封的理解应包含执行查封、保全查封、轮候查封。

(二)买卖合同是否具备合法有效性的考察

通常而言,合同效力应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定具体判断,如不具备无效情形,应认定有效。此外,基于房屋买卖合同的特殊性,网签的办理、预售许可证的取得是否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在实践中存在争议。

1.是否办理网签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网签为房地产销售中的特殊行政管理要求,具有对房屋买卖双方合同关系的确认及公示的效果,能够客观记录合同签订的真实时间。但实践中,存在买受人未及时办理网签备案手续,而被怀疑其纸质合同存在倒签日期,规避案涉房屋查封时间的可能性。在某建筑公司、刘某某、运城市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取得后至该房屋被查封前,完全可以办理网签备案手续而未办理,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不属于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最高院认为,网签系房屋行政主管部门为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出的管理性要求,是否网签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5]

2.商品房预售合同以取得预售许可证明为有效要件

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而言,商品房销售包括现售和预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6条对商品房预售应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是否在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可以决定房屋买卖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如在某建筑公司、吕某某、黑龙江省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中,虽然案涉房屋在相关协议签订前未取得预售许可证,但其在起诉前取得,法院认定在法院查封之前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6]

(三)买卖合同实质是否为本约的考察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规定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的13项主要内容。[7]此处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指房屋买卖中签订的本约合同。实践中常存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混乱,买受人未能与其签订正式房屋买卖合同的情形。该情形下,如买受人仅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认购、订购、预订等非正式房屋买卖合同,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视作已经签订了商品房买卖本约合同,尚存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该条旨在突破合同形式,以探究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目的,并通过当事人收受房款的实际行为对售卖房屋的合意加以补强。上述规定在实践中似乎争议不大,如在协议中明确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的13项内容且满足收款条件,应当被认为签订了正式的买卖合同。然而,通常意义上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性质为预约合同,预约与本约合同存在截然不同的合同目的及法律效果,且实践中“名不副实”的合同形式多样。由此引发两个问题:(1)认购、订购、预订等非正式合同虽不严格满足本约合同应明确的13项全部内容,但满足主要内容的,且满足收款条件下,能否放宽标准的被认定为本约合同?(2)认购、订购、预订等非正式合同满足本约合同应明确的主要内容,且满足收款条件下,是否必然被认定为房屋买卖的本约合同?

关于第一个问题,考虑到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存在本质区别,即便部分名义上的“预约合同”具备本约合同的特征,其内容上往往也难以严格满足本约合同应当明确的13项主要内容。如果严格按照《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进行审查,似乎缺乏实践中的合理性。在张某与徐州市某房地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判断商品房买卖中的认购书究竟为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最主要的是看此类认购书是否具备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即是否具备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商品房基本状况,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装饰、设备标准承诺,水电气讯配套等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等条款。但一般来说,商品房认购书中不可能完全明确上述内容,否则就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本身无异,因此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这类认购书只要具备了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商品房的基本情况(包括房号、建筑面积)、总价或单价、付款时间、方式、交付条件及日期,就可以认定认购书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本约。反之,则应认定为预约合同。[8]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便在认购、订购、预订等非正式合同满足本约合同应明确的13项内容且满足收款条件下,仍需要对合同进行整体判断,对合同的真实目的进行分析,以还原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成都某公司与四川某公司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中,最高院认为,仅根据当事人合意内容上是否全面,并不足以界分预约和本约。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系本约还是预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案件中,虽然案涉《购房协议书》具备了一份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可直接据此履行而无须另订本约。但双方仍一致认为在付款方式等问题上需要日后进一步磋商,进一步明确要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因此,最高院将案涉《购房协议书》的性质认定为预约合同。[9]

四、关于“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之理解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第2项规定,能够排除执行的条件之一为“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该条款是认定买受人是否为消费者的关键,主要涉及房屋居住用途、无其他居住用房两方面的理解。

(一)房屋居住用途认定的主客观标准

房屋的使用用途,涉及到买受人购房当时的主观态度,但买房人事后往往难以证明,也难以避免其通过虚伪的意思表示排除执行,因此需在实践中形成客观认定标准,商品房的规划用途为其最直接的客观认定标准。此外,还应对房屋交易背景等进行考察,整体把握,排除非居住目的。

1.房屋用途以规划用途为客观认定标准

关于房屋使用性质的认定,通常认为应以政府规划主管部门规划批准的房屋使用性质为标准,如商业、住宅等用途。下面按照实践中最常见的用途分类,即商业、住宅、商住两用三种情形进行分点阐述。情形一,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该情形下通常认为房屋不符合居住用途。情形二,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其真实用途的情况下,原则上应按照规划用途进行认定。但需注意,规划用途是否与实际用途相符,需要结合交易背景及实际情况等综合研判,该问题将在下文中详细展开。情形三,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住两用”。商住两用类型的房屋如酒店式公寓等,同时具备商业、住宅双重属性,但不能因其具备商业属性而排除住宅属性。在郭某、沈阳某银行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中,最高院认为,郭某名下还有其他两套房屋,商住两用房由于也具备居住属性,在本案案涉房产执行过程中以及就案涉房产提出执行异议时,其名下确有可以用于居住的房屋。[10]某资产管理公司、张某、贵州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中,最高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系针对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所做的规定,该条规定的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应当做宽泛理解,不管是单纯的居住房还是商住两用住房,只要是有居住功能的,即应视为用于居住的房屋。[11]

综合以上三种类型,对房屋是否具备居住用途的判断,应以其规划用途为客观标准。在房屋兼具商业、住宅双重属性下,并不因房屋具备商业属性而排斥其住宅属性。除此之外,对于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形,以上客观标准并不能作为判断房屋用途的唯一依据,还应通过对交易背景等的考察判断购房时的主观目的。

2.对交易时的主观目的进行考察,排除以房抵债等非居住目的

规划用途是判断房屋是否为居住用途的客观标准,在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时,应认定该房屋的应然用途为居住。但现实中房屋的应然用途与实然用途往往不尽相同,买受人的真实购房目的应结合交易背景综合判断,排除非居住目的。在房地产行业以房抵债情形常见,针对因此产生的工抵房,买卖双方往往也会签订正式的购房合同,开具收据、发票等,但合同签订时明显不具有居住目的,应在案件中慎重甄别。在孙某、威海某房地产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二审案中,孙某与威海某房地产公司约定将借款冲抵案涉房屋的部分房款,最高院认为,本案中孙某与威海某房地产公司的原法律关系为借款合同关系,随后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实现以物抵债的交易目的。孙某基于威海某房地产公司的以房抵债行为而形成购房事实,其购房目的在于实现债权,并非为生活、居住需要,不属于消费者购房人。[12]

(二)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房屋的认定

1.对“买受人名下”的扩大解释,应回归对居住需求的考察

通过文义解释,“买受人名下”仅包含买受人个人名下的含义。但现实中,买受人的居住需求通常连接着整个家庭的需要,这是基于居住功能性的考虑。从生存权保障的角度,如买受人的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已有住房且买受人居住其中,买受人排除执行有悖消费者购房人权利保障的初衷。除此之外,从共有财产的角度,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房产权属并不当然地以登记在某方名下为判断标准。在共同财产制的婚姻中,买受人是否应有房屋产权难以判断。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对“买受人名下”进一步解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中对如何理解“买受人名下”进行了解读,认为买受人名下无房屋,但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有房屋,能否排除执行作了解释,对于“名下”应当作宽泛的理解,应当将买受人、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一方以及未成年子女作一并考虑。只要三者之一名下有房屋,即可视为已有居住用房。[13]该观点在大量的判决中得以认可,如在四川省某建筑公司、哈某某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中,最高院认为,对于“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认定,一审法院认定未考虑哈某某夫妻共有房产情况,未将哈某某在银川市内已有住房情况考虑在内,存在不妥。根据二审中查明的哈某某配偶名下在银川市已有居住房屋且哈某某与其配偶共同居住的事实,对一审上述认定予以纠正。[14]

值得注意的是,对“买受人名下”的扩大解释并不是机械、盲目的,应结合案情整体把握,将视角回归于对居住需求的考察中,不可忽略“个人居住需求”与“家庭居住需求”的差异性。在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名下房屋状况考察时,应结合家庭人口、居住面积、居住条件、生活工作地点等方面综合考虑。在某建筑公司、牛某某、运城市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中,最高院认为,牛某某及其父母、子女在运城市无不动产登记信息。虽然牛某某妻子谢某名下登记有一套婚前所购100.6平方米房屋,但案涉房屋面积为137.6平方米,仍属于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综合考虑牛某某家庭人口、居住条件、案涉房屋面积等实际情况,牛某某主张系基于对家庭基本居住环境进行必要改善而购买案涉房屋,具有合理性,应认定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第2项的规定。[15]

2.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房屋的时点要求

对于买受人名下房屋状况的考察时点在理论上存在三个,即合同签订时、房屋查封时、诉讼进行时,买受人名下的房屋状况往往是动态变化的,应以何时点作为判断买受人名下房屋状况的依据,仍存争议。对买受人名下房产情况的考察,基于对其生存权保障的精神。如无法排除执行,买受人则可能遭遇居无定所的困境。在此精神下,买受人在购房时名下是否已有用于居住的房屋在所不问,彼时买受人的生存权尚未受到现实紧迫的威胁,房屋买卖处于正常的交易秩序中,不应列入考察时点。只有在房屋遭受法院查封后,买受人方能察觉其权利可能遭受侵害,对其名下房屋状况的考察才具有现实意义。如在法院查封时(及之后),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则其生存权亟须通过法律途径进行保障。因此,应当将房屋查封时、诉讼进行时作为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房屋的考察时点,如在房产查封时至判决作出时的期间,买受人名下存在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则失去了通过《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进行生存权保障的必要性。如买受人在上述期间将名下房产进行转让,则存在为了刻意满足第29条适用条件的嫌疑,该行为也不应当得以支持。

第一,关于合同签订时的考察。在刘某某、沈阳某银行、辽宁某地产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中,刘某某购买案涉房屋时处于婚姻存续期间,当时其前夫周某名下另有三套房屋,但刘某某与周某离婚后,原登记在周某名下的三套房屋均归周某所有,截至一审法院审理期间该三处房屋仍登记于周某名下。一审中,一审法院以刘某某购买案涉房屋时已有居住用房为由,认为其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规定。二审中,刘某某的上诉理由认为“名下无房”的时间节点应理解为“案涉房屋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时间”。最高院认为,刘某某提出执行异议时,其名下并无其他可用于居住的房屋。故刘某某符合第29条关于“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情形。[16]该案件反映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最高院更多将目光投向案涉房屋纠纷发生时,而未将合同签订时买受人名下的房产状况作为裁判理由。第二,关于房屋查封时的考察。在徐某某、某资产管理公司、贵州某房地产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中,最高院认为,徐某某在案涉房屋被查封时名下至少还有两套房屋用于居住,法院执行案涉房屋并不影响徐某某的基本生存需求。徐某某的执行异议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第2项的规定。[17]第三,关于诉讼进行时的考察。在黄某、平阳某合伙企业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中,黄某签订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其名下有一套房产,后于2018年12月20日(房屋被查封后、本案一审诉讼立案前)转移给他人。最高法认为,因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至2018年12月20日期间,黄某有用于居住的其他房屋,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本案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关于“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规定,并无不当。黄某上诉主张“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判断时点应考虑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一审庭审辩论终结时买受人的居住状况,于法无据。[18]

3.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房屋的地域范围

主流观点认为考察买受人名下住房状况的地域范围应限制于案涉房屋所在地,且不要求买受人证明其在其他地域均无住房。如在宁某某、某银行、陕西某置业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中,最高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第2项中规定的“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系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19]对于该问题,《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5条认为,对于“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如何理解,审判实践中掌握的标准不一。“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可以理解为在案涉房屋同一设区的市或者县级市范围内商品房消费者名下没有用于居住的房屋。[20]可见,最高院对于考察地域给出了一个相对肯定的形式审查标准。但随着近年来人口流动加剧,异地购房情况增多,上述结论似乎又无法排除“异地炒房”等目的产生的购房行为。如买受人的经常居住地与案涉房屋所在地相一致,其购房的居住目的可以被法院采信。反之,对于经常居住地与案涉房屋所在地不一致的购房者,需要进一步对买受人与案涉房屋所在地的关联关系进行审查,如就业就学、生产经营等,结合案件整体情况对消费者购房人身份进行进一步实质审查。

五、关于“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50%”之理解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第3项规定,能够排除执行的条件之一为“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50%”,该条款是关于付款情况的考察,其中需要探讨的因素包括付款比例、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

(一)付款比例及付款时间

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往往以约定分期付款居多,付款比例的考虑必然伴随着付款时间,而《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并未对达成50%付款比例的时间点进行明确规定。关于支付至50%的时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为案涉房屋被查封前。在霍某某因与黄石市某典当公司、武汉某置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中,最高院认为,对于条款中“50%房款”的交付期限,一、二审法院认定应在涉案房屋查封前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精神。[21]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案涉房屋查封后,甚至到诉讼程序中仍未支付,并不当然地影响《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的适用。在某建设公司、许某某、云南某房地产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中,最高院认为,许某某已经支付的购房款虽然未达到总价款的50%,但许某某在诉讼中明确表示愿意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规定认定许某某对于案涉房屋有足以排除执行的物权期待权、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并无不妥。[22]在辽宁某投资公司与郄某某、沈阳某房地产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中,最高院认为,虽然郄某某已支付的购房价款未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50%,但系由于沈阳某房地产公司停业及沈阳某房地产公司与某银行履行合同产生纠纷等原因使得郄某某一直无法办理按揭贷款手续支付剩余购房款。二审法院基于郄某某对未继续支付购房款不存在过错及对购房者生存权益的维护,认定郄某某不应承担已付价款未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50%的不利后果,并认定郄某某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规定的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情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23]

结合上述案例,实践中将50%的付款时点认定为案涉房屋查封前缺乏合理性。比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涉及分期付款,可能查封时尚未达到50%的付款时点。又如,当买受人得知房屋查封情况,可能出于对自身权益的担忧等理由拒绝支付,或存在非买受人原因导致的付款不能等情形。因此,对于50%的付款比例及时间点应综合考虑当事人付款意愿、违约情形等进行判断。

对于该问题,《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放宽了50%的认定标准,其第125条认为,对于其中“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50%”如何理解,审判实践中掌握的标准也不一致。如果商品房消费者支付的价款接近于50%,且已按照合同约定将剩余价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或者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可以理解为符合该规定的精神。[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第2条认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实际支付剩余价款的,可以适用前款规定。且该条文未对进入诉讼程序时买受人的付款比例进行规定,是司法实践中对付款比例的限制进一步放宽。

(二)付款方式

在案件审理中,通常通过审查付款流水、收据、发票等方式来对款项的支付情况进行判断。但由于现实中发票、收据存在虚开的可能性,因此将付款流水作为最直接、客观的认定依据。在众多付款方式中,现金支付、以房抵债方式由于缺少支付流水,在款项支付的认定方面较为困难,主要涉及到事实认定问题。在某银行、常某、陕西某置业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中,最高院认为,《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9条的规定,未限制以何种具体方式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付款义务,即无论以抵债方式,还是以现金方式,或者是银行转账方式,都属于支付购房款的具体方式。[25]虽然付款方式的不同导致事实查明难度的差异,但并不当然地对付款行为进行否认。比如,在针对现金付款的审查方面,在大连某银行、曾某某、大连某建设公司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中,曾某某主张向大连某建设公司交纳购房款的方式为现金,大连某建设公司向曾某某开具收款收据及发票,曾某某亦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交易当时有现金支付能力,在大连某银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曾某某已支付全部购房款的主张得以支持。[26]除此之外,在以房抵债付款类型案件的处理中,如果以房抵债不能否认居住用途,应当谨慎认定付款情况。

参考文献及注释

[1]《重磅!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或迎大变革》,载微信公众号“中国房地产报”2024年3月8日。

[2]数据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条件:以“引用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为条件进行筛选,查询时间:截止至2024年5月28日。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2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21〕55号)。

[4]王某某与新疆某医药公司、新疆某房地产公司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申1518号。

[5]某建筑公司、刘某某、运城市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最高法民终150号。

[6]某建筑公司、吕某某、黑龙江省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935号。

[7]参见《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商品房基本状况;(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八)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九)面积差异的处理方式;(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十二)违约责任;(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11期(总第193期)。

[9]成都某公司与四川某公司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提字第90号。

[10]郭某、沈阳某银行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972号。

[11]某资产管理公司、张某、贵州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545号。

[12]孙某、威海某房地产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申2681号。

[1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主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第632页。

[14]四川省某建筑公司、哈某某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27号。

[15]某建筑公司、牛某某、运城市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516号。

[16]刘某某、沈阳某银行、辽宁某地产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735号。

[17]徐某某、某资产管理公司、贵州某房地产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616号。

[18]黄某、平阳某合伙企业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323号。

[19]宁某某、某银行、陕西某置业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申4755号。

[2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

[21]霍某某因与黄石市某典当公司、武汉某置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申1243号。

[22]某建设公司、许某某、云南某房地产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最高法民终602号。

[23]辽宁某投资公司与郄某某、沈阳某房地产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申4266号。

[2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

[25]某银行、常某、陕西某置业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申4857号。

[26]大连某银行、曾某某、大连某建设公司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申816号。

来源:浙江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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