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企业破产机制作出具体部署。府院联动机制是目前在破产审判工作中解决企业破产衍生问题的一种有效机制,各地在探索构建府院联动机制过程中形成了不少成功经验。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原有粗糙的府院联动已跟不上破产工作的现实需求,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堵点。本文以政府公共管理理念嬗变为线索,总结府院联动机制在既往破产实践中已取得的经验,深刻剖析目前府院联动机制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探讨政府在市场化破产理念下新的职责和定位。以破产法修改为契机,通过顶层设计、规则构建等方式增加制度供给,厘清政府在破产程序中的法定职责和倡导职责,更好发挥破产审判拯救和出清的双重功能,推动建立破产审判府院联动常态机制,形成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新合力。
一、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嬗变与政府在破产程序中角色的历史变化
(一)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嬗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九次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改革理念。
20世纪后期,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原有的政府职能特别是经济管理职能出现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状况。八九十年代的四次政府机构改革,一定程度上受西方国家市场竞争机制和顾客导向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影响,政府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1],但基于当时我国国情和行政管理水平,仍体现以指挥—服从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从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看出机构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管理型政府。
进入21世纪后,伴随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挑战,加之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暴露出的分散主义、保护主义等问题,基于我国政府所秉持的“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执政理念,2004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正式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机构改革方向发生重大转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2013年重点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审批事项。紧随其后“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入,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进一步凝练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自此,我国走出了一条超越新公共管理理念的适合中国发展的公共管理新道路。
最新两轮政府机构改革发生在2018年和2023年,与前不同的是,这两次改革名称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理顺党领导下的党政分工关系为目标的改革。在优化结构上,规范机构配置,完善运行机制,以2023年新组建的社会工作部为例,吸收信访及社会治理相关领域工作,体现了对社情民意的高度重视。服务型政府的发展开始以人民的需要与诉求为内在驱动,开始注重对社会的回应,或者说是公民对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参与合作,有着建构合作治理模式的管理理论内涵[2]。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服务型政府的发展在理论上有了新的方向,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建设“回应型政府”的探索[3]。
(二)政府在破产程序中角色定位的历史变化
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我国先后经历两次破产立法,实现了从“政策性破产”到“市场化破产”的转轨。
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诞生在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连年亏损的背景下,而此时能否妥善解决破产企业职工问题,将成为事关破产立法成功与否的关键,故破产法(试行)原则性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该法无论从职工安置还是破产申请均给予了充分的行政入口,甚至为“行政主导”[4],例如该法第8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申请宣告破产”。尽管当时破产法具有浓郁的行政色彩,但也逐步展现出破产立法的倒逼功能,群众逐渐突破传统思想桎梏。同时,也可以看到我国破产立法对职工权益保障的“初心”。之后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还增设专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司法缺位”的状况逐渐开始改变。
2006年,我国企业破产法摘去了试行的帽子,成为正式的法律。新破产法遵循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因而不少观点认为要让行政权淡出破产程序,但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尚不成熟,涉及职工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仅依靠市场机制来化解并不现实,因此减少政府干预虽成为推进市场化破产的基本共识,但法院在主导企业破产过程中仍不可避免的需要行政保障。2014年,温州市政府最先在破产案件中推出府院联动机制,随后在各地法院个性化探索的基础上,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将“加强府院联动”写入年度工作报告。随着各地法院围绕破产个案与政府的频繁联动,政府在企业破产中的服务保障日益完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清算组为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从政府有关部门中指定清算组成员,因而在一些有重大影响、法律关系复杂的企业破产案件中充分体现出政府服务保障的角色定位。
(三)理念嬗变与角色变化相呼应
以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嬗变为线索,结合其在破产程序中角色的变化,我们能看到政府在处理企业破产衍生问题时的定位不断明晰。
“法律的归于法律”,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内生回应。市场的竞争激励机制决定了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具有优越性,但在确保高效率的同时却无法兼顾公平和正义[5]。对破产企业是“破”还是“立”,是司法机关将法律运用于具体案件的专业化活动,是在法律天平下对各方价值的衡平。例如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太平洋海工破产重整一案,面对近万名员工的安置,三十多亿元的未完工项目,启东法院创造性制定“破产不停产、员工不失业”方案,立足“保订单、保资金、保团队、保生产”,维持了企业继续经营和职工稳定,其后太平洋海工更收购了另一家破产重整的启东丰顺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创造了启东沿江海工船舶产业升级的奇迹。破产法院对太平洋海工的救助方案,实质是在法律判断、价值判断基础上与政府联动形成的计划保障,通过协调各方破产利害关系主体,用司法权对有存续价值却“不幸”的企业给予救助,积极辅助社会治理,实现资源优化和产业升级,帮助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政策的还需归入政策”,是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成长的内在逻辑。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对“重病企业”的市场出清,还是对“轻病企业”的试图挽救,破产立法都是政府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利器。故在管理型政府的模式下,以政府强力干预推进破产案件,有时也能发挥“奇效”[6]。因为无论是破产清算、重整还是和解,所涉及的行政事务是大量的,涉及到工商、税务、银行、卫生、城建、交通、环保等部门的问题,单从法院审理的角度,很难一揽子解决此类事务性困难,此时政府的优势不言而喻。在市场导向型破产理念下,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化解产能过剩、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经济性目标,则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天然职责。政府服务好破产程序的各个衍生环节,不仅能提升破产案件审理效率更能完善政府服务供给能力。
新的管理理念呼唤新的政府职能。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在商事破产主题中,第二个支柱标题是“破产程序的制度及运行基础设施的质量”,该指标主要强调的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便利度和互通性[7],而要实现解决破产衍生问题的便利和互通,打通法院与政府各部门联动的脉络,更应关注职权的常态化合作。如今在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基础上的“回应型政府”探索,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模式,是一种平等的协商共治。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雪在其代表作《英宪精义》中提出法治原则:政府和公民或社会在法律上负有相同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的特权[8]。联动制度如何处理好府院与市场化破产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将成为政府能否服务好企业破产的关键[9]。在政府的服务管理理念向深向实发展的背景下,破产审判呼唤“自下而上”的政策性变革,以回应企业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形成企业破产的完整行政配套,服务好企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二、政府在破产程序中的现状
(一)府院联动机制的发展
2012年区域性金融风波爆发,温州两级法院面对一大批“僵尸企业”亟需处置的严峻态势,首次通过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与政府事权部门建立互动。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市召开《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政府与法院协调工作机制”,并明确其为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机制之一。2018年11月,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从国家层面正式建立了破产案件审理的“府院联动”机制。2024年1月9日,国务院发布“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其中涵盖破产信息核查、企业信用修复等与破产相关事项,从实践层面为“府院联动”机制扫除了障碍。
(二)府院联动机制的成功经验
府院协调机制原是浙江、深圳等破产法实施较好地区的成功经验,其中较为知名的就是“温州经验”。
以“温州府院联席模式”为典型,先后出台9份专题府院联席会议纪要。以推进破产企业预重整工作为例,温州府院联席会议纪要指出,预重整程序由属地政府启动,并在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人民法院根据政府文件立“引调”案号,而破产审判业务庭负责预重整阶段的法律指导和监督。在此过程中,由政府召集债权人成立债权人会议,并协调法院、税务、工商等暂缓采取可能影响债务人重整的执行措施。因而政府主要承担对债权人、债务人的服务性工作,法院主要对破产事务的合法性、程序正当性、公平合理性等进行价值判断和受理破产前的监管。另外,会议纪要中规定重整企业涉税问题,即使该企业未缴清税款,凭借法院出具的函件仍可为其办理税务登记证变更。由此可见,政府在法院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可对各所属部门管理领域内的破产事务性工作开展容缺处置。总之,破产审判权与事务管理权的分离是温州府院联动机制改革的基本理念。
(三)府院联动机制的突出问题
目前各地法院推进市场化破产改革的方向基本一致,都在加快探索常态化府院联席会议、实质化府院联动平台等机制,积累了不少创新经验,但各地运行效果却千差万别。
一方面是行政权的天然主动性和扩张性,使其在中立被动的司法权面前具有强势地位,行政权在失位和越位之间摇摆不定[10]。“能动司法”在用司法智慧主动回应社会治理需求时又畏畏缩缩,既而政府对破产程序的介入呈现两级分化,对无涉行政目标的中小企业挑肥拣瘦,而重点企业却在受理破产前已介入帮助指导。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缺乏救助“生病”企业的本位意识,多元治理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管理理念在遇到司法权的中立价值判断时,常常不知所措,从而不同地区、不同案件的府院联动呈现“散装”现象。
另一方面行政管理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及自身内部进行管理的一种活动,不以争端的发生为前提,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服务型政府贯彻的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管理理念,现行以法院为主导的府院联动,一个很大的困惑在于没有立法的支持,很难理清行政管理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法院指导开展破产相关工作很难形成真正的引领作用。以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襄政办函(2020)52号为例,规定对破产企业职工社保关系问题,由人社局、民政局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虽在一定程度上使法院开展协调工作有据可依,但过于粗糙,推进破产工作的实践效果往往不尽人意。
三、国外破产法实践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与作用发挥
(一)美国
联邦破产托管人是美国《破产法典》设置的负责监督破产案件的独立管理机构,但其作为政府设置的机构又是破产法的中立执行者,主要对破产操作全过程进行监督,在大型的破产重整案件中可任命债权人委员会,并且经常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出现。与联邦破产托管人相对的是私人破产托管人,与我国破产管理人的角色相类似,其主要任务是以私人身份为了获取报酬而替债权人提供专业服务[11]。主要表现在可以提起破产之外的诉讼,以行使撤销权最为典型。例如,根据《破产法典》第547条针对偏颇性转移(preferentialtransfers)的政策,允许托管人撤销破产前夕对某一债权人进行的资产转移,从而阻止债权人的资产争夺竞赛[12]。
联邦托管人与私人托管人对破产企业的协同处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90年代以来美国破产法受西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影响。美国广泛地将企业管理理念、方法运用于地方政府改革,主要体现在政府公共管理以“顾客”为导向,促进“公-私”竞争。因而,美国政府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的角色定位,更符合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的撒切尔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即强调将私人部门管理(工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引入公共部门管理,改变“命令与控制”的管理模式向影响式、合作式管理转变。
(二)德国
在德国,破产程序主要由法院和破产管理人负责。与美国联邦托管人不同,德国破产管理人与我国破产管理人在职能发挥上有着相似的职权结构,德国破产管理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程序的管理人,其不承担公法上的职责,不是“公权力授予实行人”(Beliehener),但属于司法辅助机构,破产管理人同样是在破产程序启动时由破产法官选任而产生[13]。但在面对复杂破产案件,多个衍生问题交叉时,政府各部门的处理方式与我国有所不同。
德国政府通过立法机构制定和修改破产法律,并设置监管机构对破产程序进行监督,以确保破产程序的公正透明。德国破产法体系中,政府和法院的互动更多体现在破产程序的法律框架内,政府提供必要的资源和设施,并不特别强调府院之间的联动机制。以保障破产企业职工债权为例,德国破产法中职工工资、社会保险、税收等并非优先顺位,但通过德国《社会保险法》提供了保护措施,一般工资债权由联邦劳动局的破产金来清偿,联邦劳动局支付劳动关系存续的最后三个月的工资拖欠款,支付等同于税后工资额的破产金,最后相应的资金由意外险承担者筹集并分摊给隶属于他的各个雇主[14]。
(三)英国
英国是普通法的发源地,其破产管理体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570年建立破产专员制度,1883年正式区分破产程序中的司法职能与管理职能,建立公私结合的破产管理体制。现行英国《1986年破产法》形成了国务大臣、破产服务局、受认可专业团体以及其他行业协会机构协同共治的架构[15]。
首先,破产服务局旨在对陷入困境的个人或企业进行扶持,对金融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以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来帮助经济振兴,主要职责涵盖破产调查、破产欺诈刑事执法、管理行业团体等。而破产服务局下设官方接管人,其并非一个具体的人,是直接履行破产管理事务的部门,由多名接管人组成,他们既是政府雇员,同时还是法院的工作人员[16]。国务大臣有任命官方接管人的权利,可将其指派于有管辖权的高等法院或者郡法院,并根据官方接管人的请求委任或拒绝任命破产从业者担任管理人。其次,英国破产行业从业者受到严格的资格限制和监管。通过统一的资格考试只是第一步,还需得到“受认可专业团体”(PRBs)的许可,这些专业团体通常包括会计师协会、法律协会等。在整个行业监管的架构中,破产服务局承担监管职能,国务大臣对破产服务局又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约,而破产从业者的授权则一并交给专业团体由市场进行筛选。
于我国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政府的使命是为人民服务,公共服务的运作不只是一种与其目标相关的设计,它至少是服务使用者的主观体验[17]。不同于美国将工商管理的方法引入公共部门管理,以英国协同共治模式为参考,利用多元治理以及行动者的相互影响,依赖政府监管和法院平衡,提供公共服务不只注重生产效能,更关注服务过程,再以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险和法律制度为保障,可作为域外经验学习方向。以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目标,找到政府在我国破产实践中的准确定位。
四、我国府院联动机制新实践—《深圳个人破产条例》中政府职能的变化
深圳作为推进个人破产案件的试点城市,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个人破产条例》),于2021年3月1日正式成立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以下简称“破产管理署”),标志着深圳构建起破产审判与行政管理相分离机制。实际形成了“法院裁判+政府管理+管理人执行+公众监督”的“四位一体”破产办理体系。
根据《个人破产条例》,破产管理署主要承接以下七个方面的职能:1、作为政府与法院之间的弥合机构,深入推进府院联动,建立高效协同的破产办理机制,促成法院与政府职能部门就各具体事项形成规范性文件。2、组建高水平管理人队伍,完善对管理人的选任、培育、日常监督、考核评价等制度。3、完善信息登记与公开,利用数智化赋能对个人破产信息形成全流程共享。4、提供高质量破产咨询援助服务,组建由专业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律师为主体的专业咨询服务团队,提升破产审判质效。5、强化对债务人的监督管理,协助防范个人破产欺诈行为,通过专项监督、实地走访等方式,对债务人申报的收入支出、债务清偿等情况进行核实。6、推动委托和解规则的实践运用,开创破产管理署参与和解案件办理新模式[18]。
从破产管理署实施三年来的实践中,原本一些由法院主导实施的职权,例如破产和解,探索通过委托形式交由破产管理署开展,而通过追查破产欺诈、债务人日常监管等制度的设置,极大减轻了债权人的追讨负担。同时,对个人破产的咨询援助,让债务人不再畏惧破产,从深圳市个人破产办理情况数据中可以看出,96%的个人破产进入重整程序,3%进入和解程序[19]。破产管理署的行政职权向服务群众、探索多元解纷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办案压力。另一方面,形成与破产管理人双向促进,协同发展,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良好态势。
五、新时期政府公共管理与破产审判的协同规则
(一)理论基础
1.明确价值追求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是基于国家权力分工负责的配置体系而设立,为保障权力运行更加专业化,分别将不同权力在不同领域分配给不同的权力机关,而权力机关之间的分工合作,本质上即为国家权力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因此要找到破产程序中政府的定位,最关键的就是要明确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合作标准。司法权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正与效率”,把追求公正作为首要目标。而行政权的价值目标是“效率、秩序与公正”,以效率和秩序作为首要目标[20]。若要弥合二者的不同价值追求,笔者认为,可参考德国著名法哲学家阿列克西提出的“功能适当原则”,以“实现国家治理最佳效果”为核心考量,在符合民主、法治等原则的前提下考察不同机关在破产事务中各有什么功能优势,各自适合承担何种责任,以及相互之间应达到怎样的相互控制和权力平衡[21]。简而言之,就是在权力运行中,不再固守传统的权力分立和对抗路径,而是以最大限度实现国家职能的最优化为目标。破产实践中,法院基于价值考量,需要客观上采取一些措施,但基于自身的职权无法实现相关目的,而行政机关恰恰具备相应的职能和资源优势,在我国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背景下,各个国家机关之间需要形成强大合力,共同以实现国家的高效运转为价值追求。这种着眼于国家权力行使的高效能和理性化的功能主义,在破产领域能促使行政权和司法权更好的达成目标一致并能发挥能动性。
2.理清治理界限
协同治理是管理学上的概念,是在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创立的“协同学”基础上,结合治理理论交叉而成的一项新的治理模式,其强调多元主体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以实现共同执行决策、资源共享,达到公共事务的最优治理效果。诉讼协同主义最早开始于民事诉讼领域,其主张法官与当事人协同行使诉讼权利,共同推进诉讼程序[22]。而要构建行政权和司法权在破产领域的协同,首先要站在行政权和司法权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法官必须破除司法权优于行政权的观念误区,二者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只有权能、程序、对象等的差异,不存在大小之分。其次恪守边界是分工负责的关键。司法权是对进入司法程序的破产企业进行个案判断,维护合法权益。行政权是对危困企业帮助扶持,提供公共服务,提升社会效益,双方具有本质区别[23]。最后是相互制约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在破产领域的特殊合作。破产企业的职工安抚、税费清缴、招商引资等行政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合议性、预测性行政事务,行政机关保有判断余地,法院只能对合法性做有限司法审查,而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相反破产企业财产的权属争议、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分配方案等,只有司法机关基于合法性、合理性的价值判断,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方能作出判决或裁定,行政机关则注重弥补司法权在执行方面的不足。
府院联动制度需要做的就是站在协同整体的角度,从提升整体营商环境的高度,将效率、秩序的归行政,公平、合理的归司法。以“目标一致--协同治理”模式为外在表现,形成完整的府院联动机制理论。
(二)规则构建
1.法定职责
如上所述,在形成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合作模式后,应从权力本质上构建府院联动的当为职责。服务型政府建设是由经济建设转向注重给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政府管理理念的嬗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以人民为中心开展政府服务工作,是不断推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共建共治共享。对企业来说,就是在享受政府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所能延伸出的经济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企业发展走到“最后一步”,政府公共服务应当如何分配,更应紧紧围绕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因此如何用行政公共服务和司法衡平为企业整个生命历程提供服务,就成了府院联动制度职责构建的基本框架。
企业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政府提供服务的基本职责应紧紧围绕“五位一体”发展的高度来整体把握府院联动机制的具体构建。在政治方面,借助行政权的天然优势发挥协调作用。在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申请后,全面梳理破产企业的基本需求以及衍生问题所涉的政府业务范畴,明确破产程序中各政府部门主要在“企业接管、资产推介、涉税办理、信用修复、职工安置”等场景下有序参与履责的具体内容[24]。后突破传统单一职能下的部门协作障碍,列出协作清单,合理降低税收、不动产登记、工商登记等要素流动成本,以保障管理人正确履职,高效推动破产流程。在经济方面,核心是资产价值最大化。首先是信息的透明化程度。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平台和渠道,打破“信息孤岛”,结合企业及股东信息、资产信息、融资信息等多方面信息,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信息服务。其次是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在网络拍卖的基础上,提高服务创新能力,尝试依托国有平台收购、同行业兼并、跨区域推介等方式,最大限度降低资产损耗率。在文化方面,针对社会公众破产观念存在的偏差,讲好破产故事,通过各种媒介宣传破产程序指导企业有序退出的市场理念,使社会公众对破产法治文化有初步了解,引导企业转变对破产制度的传统认识误区,形成我国“破产保护”的基本理念。在社会方面,最重要的便是职工权益保护。职工安抚和再安置、舆情稳控和动向、公权力适度介入等防止因企业破产导致的不稳定因素,是行政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稳定的基本职责。在生态环境方面,针对某些重工业或存在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应及时审慎的对危化品、污染品等进行评估、监管、处置,避免出现随意倾倒、不规范填埋等情形的发生,是政府行政权对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当然之责。
法院作为中立的审判机关,破产企业或债权人在对政府行政决策或管理人履职行为等提出异议时,法院应确保能集中精力处理法律争议问题,并综合各方利益,平衡后作出终局判定,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府院联动机制才能实质发挥服务企业发展的作用。
2.倡导职责
法定职责亟需形成统一、规范的系统支撑,但受制于各地财政水平和处置思路的差异,单从立法层面,很难满足企业破产的实际需求。此时便需要各地结合自身经济发展实际,在上述联动机制价值方向和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对部分职权加以细化。
府院联动制度的地方探索首先要坚持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这个前提。法院参与社会治理本质上仍是政府主导的治理问题,很多社会问题是在市场和经济的关系中、政府和市场关系中、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滋生出来的[25]。府院联动就需要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商业风险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因此增强行政管理和司法处置的前瞻性,是各地需要积极探索构建的。例如,温州市国税局建立的破产企业筛选系统,通过信息数据筛选和实地核查走访等程序,选取实质上已经“消亡”且难以“重整旗鼓”的企业作为主动申请破产清算的对象。此种政府介入行为,一方面及时掌握企业异常经营状况,形成风险预警,可针对性的给予政策性扶持。另一方面,有准备的选择适合的破产程序,增强司法处置的可预见性,提高破产审判效率。
其次要打击破产企业逃废债这个关键。企业破产“逃废债”的追责,常常受限于债权人和管理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取证能力等,而无法形成根本震摄,极大危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市场经济秩序。联动制度必须进行严密的设计。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7月出台的《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中,就强化司法强制措施、强化打击逃废债力度作出了相关规定,在给予债务人重新开始机会的同时,具有行政职能的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在程序控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从深圳破产事务管理署试点来看,通过承担信息搜集公开、专项监督、实地走访、调查处理等职责,能避免债务人实施违反破产法规定的行为[26]。地方可参照探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以随时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方式降低债权人提供线索的义务,提高债权人对政府服务破产程序的满意度。
最后要搭建破产企业信用修复这个核心。失信惩戒制度是倒逼失信主体自觉履行相应义务,而构建企业信用修复机制,有利于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对于有能力但“不幸”的企业家,不能因已经注销的市场主体而继续对其征信进行限制,应赋予勇于承担创业失败风险的企业家“重启”事业的机会。浙江出台的《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完善破产程序配套金融服务若干问题的纪要》中,则为破产重整企业的融资需求、征信恢复等提供了支持。府院联动机制更应鼓励以实现营商环境最优化为目标采取多元措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三)府院联动机制的新内涵
1.构建专门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设立专门破产管理机构是国际的通行做法,中国在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成立专门破产部门是开展国际合作,衔接国际规则的必然要求。设置府院联动机制的初衷是为解决与破产相关的事务性问题,而这些事务性问题,是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因此,我国的破产府院联动,更贴切的应称为破产服务,为推动府院联动的高效运行,专门机构的整合、监督职能不可或缺。
不同类型的行政权力有着不同的社会治理目标,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多元化政策差异本身也是府院联动机制运行的一大要求。如上所述,府院联动机制是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的制度,若企业被宣告破产进入清算,便是不同类型债权人之间的零和博弈,而破产专门机构则是控制行政权力无序扩张的“防火墙”。申言之,设置破产专门机构,恰恰是基于明晰破产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界限的考量,在有限的破产企业剩余资产“蛋糕”分配时,部分行政性权利是否要为公共利益作出让步,则是破产专门机构从整体利益上作出的行政决断。破产专门机构不能回到政策性破产时代抑制司法程序的老路,也不宜延续本世纪初政府完全缺位于破产程序的错路,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治理优势,推动破产法治的可持续发展[27]。
另一方面,司法权对行政权暗含着天然的监督,为维护权利的界限,破产专门机构对破产法院的能动司法行为又可以形成有效的外部监控。当出现破产司法向行政权不当“夺权”时,破产专门机构便可成为第一道有力屏障[28]。而从行政权在破产企业管理中的天然优势来说,法院又可借助破产专门机构这一行政“中介”机构,结合破产个案情况,与有关的行政机关开展沟通合作。这就需要破产专门机构设置不同的职能部门,例如英国破产服务局,设置官方接管人、调查与执行小组、刑事执法小组等,分别承担不同的行政管理职能,而非仅行政事务联合办理的窗口式机构。真正打造以能动性为特色、兼具多功能的“集成式”破产行政事务服务机构。
2.打造协同治理新模式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新指标体系的原初名称是BusinessEnablingEnvironment。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Enabling的制度含义是“赋权”,即从资源配置上给市场主体更多的选择权,提升其参与市场交易和竞争的能力。府院联动机制中,管理人是破产事务的主要执行者,也是经法律服务市场筛选后形成的专业机构,相比法院和政府有更强的实操经验和专业能力。实践中,为激励破产管理人勤勉尽责,各地通过破产管理人分级管理和选任办法,在评估破产企业规模和难易程度后,法院可在不同级别管理人中进行选任,从而形成破产管理人的市场化竞争,这也是我国推行市场化破产的基本理念。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府院联动制度在新的政府管理理念下,也应当发挥新的功能。深圳率先确立的法院负责审判,破产管理署负责破产事务管理,破产管理人提高履职能动性,公众参与监督的四位一体办理破产体系。在法院公平公正审判的基础上,如何做到让债权人满意,破产专门机构和破产管理人对破产事务的协同处理就尤为重要。府院联动制度在建立对管理人履职全过程的监督制度时,应当把控好“政府的手”,将市场的仍交给市场。破产企业所衍生出的复杂社会公共事务,仅依靠政府很难实现效益最大化,而通过市场化破产管理人则能将相应资源配置交由市场合理分配。对应的,破产管理人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分担了很多工作,减轻了成本,可以从管理人报酬及财政资金中按比例筹集,构建破产公共服务资金的市场化与财政共担机制[29]。形成一个破产管理人为代表的专业私人服务与破产专门机构为代表的国家行政服务多层次协同的破产服务运行模式。
六、结语
我国破产府院联动制度的发展历程,蕴含着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博弈,伴随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效果。不同于特定破产时期行政权对企业破产的全面主导,现行市场化破产法的实施,强调的是权利分野的同时,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灵活联动。以最大限度实现国家职能的最优化为目标,则能很大程度上解决二者发生价值冲突时的不安,同时也能守好二者各自的“护城河”。当前,各地府院联动机制百花齐放,且均取得了不小的实效。在破产法修订契机下,重新审视府院联动制度的整体构建,区分法定职责和倡导职责,为府院联动的中国式发展提供基础蓝本。未来,在回应型政府探索过程中,依托常态化专门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细化府院联动协同功能,完善服务市场主体退出和救治机制,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更大力量。
参考文献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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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