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阶段我国破产检察监督制度面临的主要困境是理论供给的不足。以“公权力制约说“、“私权救济补足说”、“公共利益维护说”等为代表的学说无法为破产检察监督制度提供针对性的规范指引。而守护型受托人理论基于“公共信托”优化检察机关在破产程序中的角色定位,并以“破产程序的制度性缺陷”为导向设计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能够为该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视角。
【关键词】破产监督、检察监督、守护型受托人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地位空前加强。[1]在全面实施民法典的当下,检察机关负责在法律实施和遵守层面对民事诉讼及执行程序进行监督,为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法制统一保驾护航。[2]2024年3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民事检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典型案例,生动诠释了检察监督对提高民事案件办理质量,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机构成要素,破产程序的运行效率是衡量营商环境、推进供给制改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尽管缺乏直接的立法供给,在理论层面,检察机关介入破产程序被视为民事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3]实践中,广西、宁夏等地先后出台了有关破产程序法律监督的规范性文件,对检察院依职权展开监督的案件类型、监督的具体内容等做出了具体规定。[4]但时至今日,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破产检察监督规则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行主流学说无法为破产检察监督中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主要职能”以及“职权范围”等问题提供体系化的理论基础。
破产程序是对资不抵债的企业或者个人进行破产处理的司法程序。区别于一般的民事司法程序,破产程序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并形成了包括清算、重整、和解、预重整等多种程序类型,涵盖诉讼和非诉案件的复杂系统。[5]目前我国学界通常从“制约公权力”、“弥补私权救济的不足”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等维度论述检察机关监督破产程序的正当性。但以上学说仅从特定角度阐述破产检察监督的权力来源,单独适用其中任何一种学说都无法为破产检察监督制度的构造提供相对全面、系统化的理论基础。此外,这些学说对几乎所有类型的民事监督制度具有普适性,反而缺乏对破产程序具有针对性的解释力。而缘起于公共信托的“守护型受托人理论”(guardiantrusteetheory)能够对现行主流学说进行体系化整合,并借助信托法的制度优势,为我国破产检察监督制度的本土化建构提供统一的价值目标和制度合力。
在此背景下,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检视有关破产检察监督的既有学说,评价其贡献和不足。这些学说主要包括“公权力制约说”、“私权救济补足说”以及“公共利益维护说”。第二部分从美国诉讼法理论中的第三方受托人理论出发,阐释守护型受托人理论的内涵以及对于美国破产监督制度的建立所作发挥的作用。第三部分分别从检察机关在破产监督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主要职能出发,阐释守护型受托人理论对于完善我国破产检察监督制度的重大意义。
二、对既有学说的检视
(一)公权力制约说
该说从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公权力体系出发,主张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保障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衡。[6]
在我国,行政权干涉破产案件的现象由来已久。1986,我国第一部破产法问世。尽管名为“企业破产法”,其适用对象却限定为国有企业(又称“全民所有制企业”)。[7]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2006年公布的《企业破产法》取代旧的立法,正式确立了非国有企业的破产资格。[8]此时破产法实施的主要矛盾从国有企业对破产主体地位的垄断转向行政权对企业破产的不当干预。行政权不当干预企业破产的行为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积极推动不该破产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即虚假破产。通过虚构债权、虚增债权等方式,虚假破产致使有限的破产财产被偏颇性清偿。[9]虚假破产申请一旦被法院受理,不仅损害债权人利益,还会对司法资源造成严重浪费,最终引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体系的崩塌。[10]
二是阻碍已经具备破产原因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造成我国市场中涌现大量“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最初由Caballero等学者提出,用于指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日本国内大量涌现的,原本应该该被市场淘汰,但却因为政府或银行的扶持免于破产,继续经营却常年亏损的企业。[11]而政府之所以愿意持续“输血”“僵尸企业”,一方面是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即在分税制背景下维系地方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则与非经济因素相关,例如职工安置等社会性问题。[12]不论是促进还是阻碍破产,上述行为本质上是对市场竞争的扭曲,严重侵蚀了破产制度的实施根基。
与行政权相比,学界有关破产案件中检察机关监督司法权的讨论相对较少。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司法权通常被认为是最弱的一项,极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预。[13]为保障司法公平,制度设计者应最大限度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性。但监督行为本身就可能意味着对司法权的干涉。[14]此外,司法权的主要权能是裁判权,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但在民事案件中,由于判断案件的事实和法律标准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案件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在此基础上更是难言司法权的对错。[15]基于上述理由,检察机关在何种限度内监督司法权,用何种方式实现这种监督等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仅诉诸公权力制约说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相对令人满意的答案。
公权力制约说对破产检察监督理论具有积极意义。用权力制约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的主要途径。特别地,由于我国自古缺乏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野的传统,政府主导下的行政权往往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过多干预私人权利。[16]在此背景下,行政权干预破产案件成为破产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从公权力制约角度论证破产检察监督的重要性正是对破产法私法精神的重申。[17]但该学说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首先,尽管“制约”与“监督”在内涵上有密切联系,两者仍存在本质区别。[18]“制约”通常以决定权为基础,强调对抗和限制;“监督”则往往以建议的形式实现,更加柔和与弹性。在此意义上,公权力制约说更多聚焦于检察机关和政府、法院的对立关系,相对弱化了三方主体之间相互合作、支持的柔性面向。而由于我国特有的社会架构和破产案件本身的特性,大量破产案件需要行政机关协助处理。即使我国破产法已经历经了“政策化”向“市场化”的转型,行政机关协助处理破产案件仍旧是我国破产司法实践中的鲜明特征。[19]其次,公权力制约说更多地关注公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关系,相对忽略了破产管理人、债权人等私主体对破产案件公平性的破坏。由此可见,公权力制约说无法为破产检察监督制度提供周延的理论根基。
(二)私权救济补足说
破产程序本质上是民事司法程序,具有极强的私法属性。基于当事人主义,私主体本身被视为最直接的自己利益代表者,立法者应当最大限度地尊重其自由意志。但破产案件往往涉及数量庞大且利害关系复杂的利益主体,加之破产制度存在的固有缺陷,私主体仅依靠私权救济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难度较大。基于上述理由,私权救济补足说主张借助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的监督,以缓和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
私权救济的有效性主要受到以下两个层面的限制。其一,针对破产程序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主要依靠信息披露机制、询问机制等予以回应,但这些机制仅依靠破产程序的内部参与者对义务的自觉履行,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和约束,因此其发挥的功能有限。[20]其二,相较于审判程序中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立法赋予破产程序参与主体的权利救济相对较少。[21]破产程序的推进主要依靠裁定或者决定,而这些裁定或决定原则上遵循作出即生效的基本规则。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仅对不予受理破产申请和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赋予当事人上诉的权利,其余裁定都没有相应的救济权。
基于上述理由,检察机关能在私权救济对私人权利保护不充分的时候发挥补充保护作用。检察机关依法享有调查权、侦查权等,能够通过专业化的手段有效查明案件事实,保护公民合法权益。[22]但私权救济补足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补足”一词暗示了一种观念,即破产法的统一性和公平性主要依赖私主体的主动行动,检察机关仅在私主体未能有效保护自身权益时介入。申言之,在私权救济补足说的语境中,检察机关处于相对消极和克制的地位,破产检察监督本质上是一种“事后监督”。受此种观念的影响,我国现行立法中未赋予检察机关破产申请人的资格。但纵观国际立法现状,不少国家的破产法都赋予了检察机关更加积极的角色,允许其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针对特定的企业债务人向法院提起破产申请。因此,尽管私权救济补足说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私人主体在破产案件中的积极作用,理论界仍应审慎考虑如何通过制度改革,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积极的角色,以有效保障公民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此种路径转变不仅有助于克服内部监督的局限性,也能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破产案件和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三)公共利益维护说
自19世纪末以来,缺乏有力约束的自由竞争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垄断、公害以及私权滥用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大量涌现。[23]在此背景下,民事诉讼领域中较激进的辩论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国家公权力的行使主体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考量,依职权参与案件审理的新发展模式被不断强化。[24]公共利益维护说正是从民事检察监督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能出发,论证检察机关监督破产案件的正当性。[25]
所谓公共利益,指的是不局限于公民个人之间,而是涉及社会相当多数成员且具有社会性的利益。[26]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我国的检察机关扮演着重要的维护公共利益的角色。具体到民事诉讼领域,最直接的体现即允许检察机关在法律规定的公益诉讼案件中,以原告的身份参加民事诉讼来回复和补救遭受侵害的公共利益。[27]破产程序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益诉讼,但其本身往往涉及公共利益。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破产法早已从单一化的债权人/债务人主义,发展为多元导向的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主义。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条规定,企业破产法的制定以规范企业破产程序,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目标。英格兰著名的科克报告(CorkReport)也曾强调,社区共同体对破产法享有利益,在英格兰的法律传统中,破产法从来不是仅限于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纯粹私法化的法律。[28]
公共利益维护说顺应了破产制度价值多元化的演变趋势。在该学说的指引下,检察机关监督破产程序的正当依据不再局限于调节私人利益冲突,而是拓展至“维护公共利益”的情形。但该学说也存在局限,最直接体现在破产法中“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性。有观点认为破产法语境下的“公共利益”不应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29]也有学者主张,对“公共利益”宜当作广义理解,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也应包含在内。[30]在狭义解释中,公共利益维护说难以涵盖破产检察监督保护私人利益的情形。而广义解释则带有较强的投机色彩,因为当所有类型利益都受到保护时,可能意味着这项制度没有办法保护其中任何一项利益。“公共利益”概念的混乱不清可能会干扰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正确履行:一方面,检察机关可能会假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可能出现失位,在应当介入破产案件,维护公共利益时未能及时履行其职责。
三、守护型受托人理论概述
上述学说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检察机关监督破产程序的正当性,但也各自的缺陷。与此不同,守护型受托人理论从破产程序固有的制度性缺陷出发,以公共信托为框架,在整合传统学说的基础上为破产检察监督的本土化完善提供新的视角。
在解释守护型受托人之前,首先需要引入“第三方受托人”(third-partytrustee)的概念。“第三方受托人”由美国学者西蒙提出,用以指代诉讼中既非裁判者,也不具备诉讼一方地位的主体。[31]第三方受托人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型受托人(representativetrustee),负责为无法在诉讼中充分展示其利益需求的主体主张利益,例如在家事案件司法程序中,对于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儿童,法院通常会为其任命专门的受托人,代表该儿童的最佳利益参与案件审理过程。[32]个别国家的破产法也设有第三方受托人制度。美国破产法第330条规定,在养老院破产的情况下,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智识等状态均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法院有权会为养老院中的老年病患指定“护理事务代表”(patientcareomubdsman)。与传统意义上的破产管理人不同,护理事务代表不涉及老年病患财产性利益的管理和处理,其主要职责是确保老年病患在整个破产程序中能得到应有且适当的人身照顾。[33]
另一类则是本文重点讨论对象,即守护型受托人。守护型受托人不代表诉讼程序中任何一方的利益,其唯一职责在于确保决策系统本身的完整性。[34]在此意义上,在特定司法程序中引入守护型受托人的正当性源于该程序所固有的制度性缺陷。这类缺陷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出于某种原因,原本相互对立的主体之间的利益趋于一致,并达成合意企图破坏该司法程序所搭建的秩序;二是受限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仅依靠该司法程序内部的主体,例如法院、诉讼当事人等无法对该程序进行有效监督;三是由于该司法程序在设计之初即存在的固有缺陷,为参与者留下了滥用该程序的运作空间。[35]
为提升本国破产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运行效率,美国国会于1978年通过新修订的破产法典,正式引入美国管理人项目(U.S.TrusteeProgram)制度。该项目充分体现了守护型受托人理论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对美国管理人法律地位的定位上,美国管理人隶属于美国司法部,在对破产案件进行监督时,居于绝对中立的地位,不代表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任何主体,独立行使其监督职能。其次,基于守护型受托人理论所识别的三类制度性缺陷,美国立法者有针对性地设计了美国管理人的破产监督职能,包括对破产程序的内部参与者行为的监督、为法院分担相应行政职能、识别并协助美国检察官、联邦调查局等调查破产欺诈和滥用行为等。[36]可见,守护型受托人理论为美国破产监督体系的完善提供了较全面的理论基础与规范性指引。
四、守护型受托人理论的贡献
(一)优化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
本文第一章的分析表明,传统学说关于检察机关在破产检察监督中的角色定位的解释力有限。公权力制约说聚焦于公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甚至对抗,相对忽略了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法院-政府”三方形成的联动合力。私权救济补足说延续了民事诉讼理论中当事人主义的基本逻辑,认为检察机关仅需要在私主体无法有效保护自身权益时启动监督职能。但严格恪守这一主张的后果无异于将破产程序中的检察机关限定于消极、被动地位,原则上不允许其依职权介入破产案件。公共利益维护说将检察机关界定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但由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破产制度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的具体内涵莫衷一是,可能导致检察机关对公共利益的维护陷入“过”或“不及”的两难境地。此外,该理论也相对忽视了破产检察监督对于保护私人利益的重要作用。
区别于传统学说,守护型受托人理论从公共信托的基本范式出发,将破产财产作为信托财产,围绕“检察机关(受托人)-国家(委托人)-全体公民(受益人)”三方主体建立法律关系。其中,作为受托人的检察机关不代表任何主体的利益,居于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核心职能在于确保破产财产能以最符合受益人利益的方式得到管理和处分。公共信托源于罗马法中有关共有物和公有物的财产法律体系,并在美国法的发展中走向成熟,成为规范政府管理自然资源,限制政府权力的核心工具。[37]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信托的适用范围逐渐由财产法向程序法领域拓展,并最终形成了守护型受托人理论。
公共信托具是对私法意义上的信托的发展,且具有强烈的公法属性。私法意义上的信托要求受益人是确定或者可以确定的,否则信托关系不成立,但公共信托中的受益人是全体公民,可以由不同经济、文化背景的无数个体组成,因此是不确定的。[38]由于受益人群体的不确定性,公共信托中的利益构成更加复杂,需要受托人谨慎作出利益评估和衡量。具体到破产检察监督领域,受益人的利益既包括针对债权人、债务人、破产企业职工等纯粹的私人利益,也包括涉及不特定对象的公共利益。[39]在决策时,检察机关应遵循利益平衡原则(principleofbalancinginterests)。[40]根据该原则,不存在任何一种利益,不论是公共利益还是纯粹私人的利益,能够凌驾于其他利益。检察机关有必要从案件的具体情形出发,对其中涉及到的利益进行权衡。在此意义上,破产法既不是债权人本位、债务人本位,抑或是以其他任何群体为本位。[41]
最后,“守护性”一词的使用也凸显了检察机关在破产监督中作为破产程序公平与效率价值的“守门人”角色,弱化了检察机关与法院、政府机关等其他公权力机关的对抗性,更强调三者之间的相互合作与支持。
(二)以制度性缺陷为导向设计破产检察监督职能
除了借助公共信托重塑检察机关在破产监督中的角色定位,守护型受托人理论还为检察监督职能的构造提供新的类型化视角。立足于破产程序固有的制度性缺陷,本文认为在设计破产检察监督职能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围绕“破产欺诈”、“内部监督失灵”以及“破产程序滥用”三重维度展开。
1.打击破产欺诈
在破产领域,守护型受托人理论中的第一类制度性缺陷直接导致“破产欺诈”的出现。破产欺诈所造成的危害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破产欺诈导致某个具体的债权人无法得到公平清偿,损害其债权利益。[42]宏观层面,破产欺诈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公平性造成破坏,长此以往将降低公众对市场的信任。[43]
从时间维度看,破产欺诈可能发生在破产程序启动前和启动后两个阶段。破产程序启动前,破产欺诈的典型表现形式为“虚假破产”,即债务人或债务人和债权人通过虚构债务的方式向法院申请破产,借助破产程序逃避债务。对此,现行破产法的主要应对方式是赋予特定主体破产申请权。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享有破产申请权的主体包括债务人、债权人或者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主体。[44]但上述主体都是破产程序的内部参与者,与破产财产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特定情形下,由于存在共同利益或信息不对称,这些主体可能怠于行使破产申请权,造成破产债务人“当破不破”的局面。
实际上,站在比较法的角度,鲜有破产法对破产程序的启动奉行完全的申请主义,更多乃是采用“申请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二元模式。至于依职权申请破产的主体范围,除法院外,许多国家的立法还将检察机关包含在内。例如荷兰《企业破产法》第一条规定,公诉机关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45]本文赞同这一做法,认为破产法应赋予检察机关破产申请权。检察机关行使破产申请权的本质即对破产案件实行外部监督,及时打击破产欺诈行为。不过检察机关在行使破产申请权时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原则上需符合以下条件:(1)债务人具有破产原因;(2)无人申请破产;(3)债务人未进入破产程序的状态可能损害公共利益。
破产程序启动后的破产欺诈主要表现为“欺诈性财产转让”,即债务人与债权人,特定债权人之间可能出于某种共同利益,以隐瞒事实或者制造虚假交易等方式隐匿、转移破产财产,进而伤害第三人或者国家、社会利益。[46]在此意义上,破产欺诈是民事欺诈在破产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欺诈人造成他人权益实际损失的单方虚假行为即可构成破产欺诈。[47]
面对欺诈性财产转让所可能导致的权益侵害,现行破产法主要依靠内部监督加以应对。例如我国《企业破产法》赋予破产管理人撤销权、取回权、待履行合同解除权等,本质上即纠正不公平的交易行为,是一种对破产程序的监督。债权人通过参与债权人会议等方式决策破产程序中的重大事项,进而起到监督破产程序的效果。但内部监督的效果往往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大打折扣。破产案件处理非正常经济状态下的企业债务,通常涉及复杂的财务交易,而管理人、债权人等受限于自身的认知和有限的资源获取能力,可能无法获得充分有效的信息作为自己的决策基础。面对可能存在的破产欺诈行为,检察机关有权协助法院调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法院未查清事实真相而认定破产欺诈不存在,进而作出错误的判决或裁定且已生效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针对该判决或裁定提起抗诉。对于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行其刑事诉讼相关职能。
2.提升破产程序的内外部信息透明度
守护型受托人理论中的第二类制度性缺陷在破产领域中具体表现为“破产信息的不透明”。破产信息的不透明可分为“内部不透明”和“外部不透明”。内部不透明指破产案件的内部参与者,例如债务人、管理人、债权人等无法及时获取准确、全面的破产信息。外部不透明指社会公众对破产案件信息掌握不足。内部不透明直接加重破产欺诈的发生概率和危害后果,影响个人决策的准确性。外部不透明会减弱公众对破产案件的监督力度,以及对市场环境的判断能力。
提升破产程序内外信息的透明度是检察机关破产检察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提升内部透明度方面,立法者可以赋予检察机关破产程序的参与权,使其以独立监督者身份参与破产案件的庭审、债权人会议等过程。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信息平台,建立全面的破产信息数据库,确保各方获取及时、准确的案件进展和决策信息。
至于如何提升外部透明度,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探索允许检察机关与法院共同编制破产案件年度报告的路径。[48]破产案件年度报告是以“年”为时间单位,对法院审理的破产案件的记录和总结。该报告应当是公开的,可供社会公众查阅。由于破产案件由法院直接办理,如果让法院单独编写,可能会造成法院对自己审理的案件“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者”。此外,独自承担报告编撰任务也会加重法院的工作负担。而让检察院参与不仅能监督报告的撰写,力求报告内容的真实与公正,还能分担法院的工作压力。通过年度报告,社会公众将更全面地跟踪国市场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从典型的破产案件中汲取经验。
3.防止破产程序滥用
守护型受托人理论所提到的第三类缺陷在破产程序中表现为“对破产程序的滥用”。滥用破产程序是权利滥用在破产领域的具体表现。从古罗马法开始,法律就明确禁止权利滥用行为,以彰显法律对矫正争议和分配争议的追求。[49]滥用破产程序指以损害第三人或社会、国家利益的方式行使破产法所赋予的程序性权利。典型的滥用破产程序的行为包括:(1)债务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多次重复提起破产申请;[50](2)债务人的破产申请行为系虚假的意思表示,其本意在于利用破产申请使自己在与债权人的谈判中获得优势地位等;[51](3)管理人利用破产程序规则,拖延破产案件的办理时长,促成不公平财产分配协议或重整计划等。上述行为不仅严重阻碍破产案件的推进效率,造成原本紧缺的司法资源的浪费,还将最终损害破产程序的公平性。因此,检察机关在履行破产监督职权时,应及时总结实践中常见的破产程序滥用行为,并形成针对性的应对方案。此外,检察机关可以为破产案件的利害相关人开通专门的投诉平台,并与法院分享相关信息。最后,我国还可以参考法国商法典的做法,赋予检察机关向法院申请更换破产管理人的权利。[52]
五、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破产检察监督在中国法治化与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然而,当前我国破产检察监督制度面临着理论供给不足的主要困境。传统学说如公权力制约说、私权救济补足说以及公共利益维护说虽然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却未能全面回应实践中对检察机关在破产程序中角色定位和主要职能的关切,也未能准确反映破产制度的核心追求。相较之下,守护型受托人理论以其基于“公共信托”的理念,强调了检察机关在破产程序中扮演客观中立的“守护人”角色。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立法者可针对破产程序中的制度性缺陷,重点从“打击破产欺诈”、“提高破产程序内外信息透明度”和“防止破产程序滥用”等三个方面,有针对性地设计破产检察监督职能。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深入探讨守护型受托人理论的应用潜力,结合我国法律实践,推动破产检察监督制度朝着更科学、系统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及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4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2]参见张军:《把实施民法典贯穿法律监督始终》,载求是网2020年12月,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6/15/c_1126112262.htm。
[3]我国《民事诉讼法》只是概括地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但一般认为,破产程序是一种概括执行程序,理应属于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参见张善斌:《破产法研究综述》,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498页。
[4]参见广西检法两院在全国率先出台破产程序法律监督工作机制》,载澎湃网2020年7月20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8509967;《西夏区法检联合出台意见强化破产程序法律监督》,载宁夏新闻网2023年8月11日,https://www.nxnews.net/sh/jfdt/202308/t20230811_8336965.html。
[5]SeeCharlesW.MooneyJr.,“ANormativeTheoryofBankruptcyLaw:Bankruptcyas(Is)CivilProcedure”,WashingtonandLeeLawReview,61.3(2004):931-1062.
[6]参见梁伟:《破产案件检察监督新构造》,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7]1986年实行的《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二条,“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8]但2006年实行的《企业破产法》仅可直接适用于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非法人企业职能参照适用。参见付翠英:《非法人企业破产的法律适用问题》,载《法律适用》2023年第8期。
[9]参见吴杨:《虚假破产的程序困境与出路——基于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双重视角》,载《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10]同上注。
[11]SeeRicardoJ.Caballero,“ZombieLendingandDepressedRestructuringinJapan’,AmericanEconomicReview,98.5(2008):1943-1977.
[12]参见申来津、张中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僵尸企业”的破产法应对》,载《学术论坛》2017年第4期。
[13]参见杨解君:《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国家公权力监督体系重构》,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4]同上注。
[15]参见杨立新:《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6]参见马长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7]参见李永军:《重申破产法的私法精神》,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8]参见门中敬:《法律监督的责任内涵与概念重塑》,载《法学评论》2022年第6期。
[19]参见陆晓燕:《“府院联动”的建构与边界——围绕后疫情时代市场化破产中的政府定位展开》,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17期。
[20]参见王欣新、丁燕:《论破产法上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2期。
[21]参见杨晓君:《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的重点内容》,载《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5期。
[22]前引注6,第30页。
[23]参见[美]约翰·B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著,武锡申译:《垄断金融资本、累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24]参见熊跃敏:《辩论主义:溯源与变迁——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作用分担的再思考》,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
[25]参见汤维建、温军:《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6]同上注。
[27]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认为,有关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诉讼为公益诉讼。
[28]SeeCorkReportpara1734.
[29]SeeAndrewKeay,“InsolvencyLaw:AMatterofPublicInterest?”,NorthernIrelandLegalQuarterly,51.4(2020):510-534.
[30]同上注。
[31]SeeLindseyD.Simon,“TheGuardianTrusteeinBankruptcyCourtsandBeyond”,NorthCarolinaLawReview,98.6(2020):1299-1346.
[32]同上注.
[33]SeeAnnaKaluzny,“ThePatientCareOmbudsman:WhoShouldItBe?”,TheElderLawJournal,17(2009):344-347.
[34]同上注32,p.1299.
[35]同上注32,p.1301.
[36]SeeTheUnitedStatesDepartmentofJustice,“U.S.TrusteeProgram”,https://perma.cc/URK5-E3RN.
[37]参见吴真:《试论公共信托原则》,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
[38]参见吴真:《公共信托原则与信托关系辨》,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9]参见李琳莎、王曦:《公共信托理论与我国环保主体的公共信托权利和义务》,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0]前引注30,p.533.
[41]参见李曙光、王佐发:《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42]参见徐阳光、韩玥:《破产重整程序中的信息披露》,载《人民司法》2019年第34期。
[43]同上注。
[44]参见《企业破产法》第7条。
[45]SeeFaillissementswetartikel1.
[46]参见张勇:《破产欺诈的法律规制:以类型化为视角》,载《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4期。
[47]同上注,第81页。
[48]SeeUnitedStatesDepartmentofJustice,Volume2Chapter7CaseAdministration,https://www.justice.gov/ust/file/volume_2_chapter_7_case_administration.pdf/dl?inline.
[49]参见钱玉林:《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分析》,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1期。
[50]SeeMichelleM.Miller,LanceMiller,“RepeatFilersUndertheBAPCAP:ALegalandEconomicAnalysis”(2008):509-535.
[51]参见中国香港破产管理署,“AbuseofBankruptcyProcess”,OfficialReceiver’sOfficeCircularNo.1/2022).
[52]SeeBookXIofFrenchCommercialCodeArticleL621-8.
来源:浙江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