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程序中既判力规则的适用和限制
引言
既判力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后诉的羁束力。在实务中,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往往都是诉讼缠身,且多数存在以其为被告的法律文书生效并且进入执行程序。在此情况下,管理人在进行债权审查、财产清查时都面临着对已经生效法律文书适用的判断,生效法律文书既判力的问题无法回避。
由于破产程序的特殊性,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在破产程序中也存在着适用或限制适用的问题,而在实务中,也亟需对相关规则进行完善。
一、既判力规则一般的适用
一般来讲,法院判决既判力规则的效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消极层面来说后诉法院不得作出与前诉法院相反的判决,从积极层面来说后诉法院需以前诉法院判决的内容作为前提”[1]:
(一)一事不再理
“一事不再理”原则,又称“禁止重复起诉”原则,一般被认为是既判力规则消极方面的体现,其起源于罗马的诉权消耗理论,即对于已经裁判并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的诉权已经消耗,不得再行提起诉讼,否则构成重复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该条仅对“一事不再理”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但对于“又起诉”的具体判别标准却没有指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进一步明确了何谓对“一事”的重复起诉,“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上述法条列明的“重复起诉”条件有三,核心是判断诉讼请求是否相同。实务中,争议较多的是第三个条件中的后一情形,即“后诉的请求是否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对于“实质上否定”的含义及情形,目前并未明确予以规定,一般实务中会结合案件中是否具有新的事实,以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基于新的事实进行判断。如合同纠纷中,一方当事人在前诉中主张对方违约,法院已经认定合同合法有效,并作出判决,而另一方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后,又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后诉诉求虽然与前诉不一致,但是后诉的请求实质上是对前诉生效结果的否定,就构成重复起诉。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在于:其一,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司法成本的过度支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社会争议的成本一般而言较高,其需要经过诸多程序以保证程序的公平正义,如果不对重复诉讼加以节制,长此以往,将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其二,保障未来的交易安全。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不能随意将其推翻,或者变相推翻。
(二)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
既判力规则的积极方面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后诉的羁束力,即确定的判决直接产生约束后诉的效果,后诉必须在前诉的基础上进行裁判,当事人不得提出与具有既判力判决相矛盾的主张,法院亦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相抵触的判决。
对于既判力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王世友、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纠纷案(【2017】最高法行申265号)中的论述颇为精当:
“通常情况下,前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仅限于裁判主文确定的范围。而前诉的裁判理由,是建立在对主要法律事实和争议焦点问题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后者是前者的理由和根据,承认裁判主文的既判力,必然也要赋予裁判理由中对案件争议焦点和主要法律事实的判断以一定程度的既判力。据此,前诉裁判所列争议焦点在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前诉对争议焦点所作的实质性判断即具有既判力,特别是前诉将案件的主要事实列为争议焦点时,更应如此。”
(三)已决事实的预决力
既判力的本质之一就是本诉判决所确定的事项成为后诉的前提性问题时,后诉法院应以前诉判决之判断为基础进行裁判。而法院作出判决的前提之一就是对于事实的认定,对于已生效判决事实的推翻就必然会影响到前诉判决的权威性,因此,既判力的必然逻辑就是维系其在基本事实认定方面的权威性,即赋予已决事实以预决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法释〔2019〕19号)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以上两条即体现了已决事实的预决力。已认定事实的预决力本质上的作用与既判力一致,旨在保持法院在裁判上的一致性,不过既判力体现在法律方面,而预决力体现在事实认定方面。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曾解释,“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与裁判结果存在密切关系,在我国现阶段尚未建立既判力规则的情况下容易产生裁判效力相冲突的情形,且对事实认定不一致所导致的相关联裁判结果的不一致,难以排除人民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进而损害司法权威,也破坏了法的安定性,且不易被广大社会公众所接受故现阶段仍然有保留该项规定的必要。”[2]
可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已决事实的预决力是既判力的延伸效果,故虽然学界对于既判力的效力存在不同理解,出于实务考虑,本文将其列入既判力具体适用的一部分。
二、既判力规则突破的一般情形
既判力规则的适用也并非绝对,民事诉讼法体系规定了两个例外情形:
(一)发生新的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条是关于不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情形的规定。根据此条规定,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条件为发生新的事实。若后诉案件中出现新的事实,且诉讼请求基于新的事实,则不属于重复诉讼。所谓“新的事实”,是指生效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的事实,不是原生效裁判未查明或涉及的事实,亦不是当事人在原审中未提出的事实。原审结束前就已存在、当事人应主张而未主张的事实,不属于新的事实。[3]
如在厦门市集美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市金豪服饰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再33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八条有关‘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该案件起诉事实属于‘新的事实’。……综上,由于本案诉讼中,集美国投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基于新的事实发生,且与前诉的诉求不一致,前诉的裁判结果是判决金豪公司履行余款给付义务,在金豪公司仍不能履行余款给付义务的情形下,集美国投公司基于上述新发生的事实,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并不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原审法院以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为由,裁定驳回集美国投公司的起诉不当,应予纠正。”
(二)既判力规则的相对性
正如张卫平教授所说,“正是由于确定判决是对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作出的终局性判断,而且这种判断是在给予当事人双方充分的程序保障,给予当事人双方行使诉讼权利的自由的情形下作出的,因此对该当事人双方有约束力,当事人不得对该争议事项再行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作出判断;另一方面即使法院受理也不得作出与前诉法院对该事项判断相矛盾的判断。这种仅对当事人双方具有的约束力就是所谓既判力的相对性。既判力原则上只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符合既判力作为诉讼法制度设置的本质要求。”[4]
同时,既判力相对性的原则也是对案外人的保护,在案外人认为自己的实体权利受到他人判决结果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其不至于被迫裹挟进入他人的诉讼,而是可以以《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为依据另行起诉。
(三)同一事实不同认定
如上文所述,已决事实在事实认定上存在着预决效力,但其限于事实问题而不涉及法律判断。对已确认事实,后诉法院既可以作出同一认定,也可以作出不同认定;当事人可以举证推翻,而不必然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推翻。
因此,相较而言,既判力是绝对的,而预决力则是相对的,其对已生效裁判权威性的维系相对较弱。
在实务中,法院往往通过对“一事”的区别与预决力的相对性,实质上达到对既判力的突破。
三、既判力规则在破产程序中受到的挑战
一般而言,破产程序被认为是民事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的延伸,破产法未作规定的事项原则上应当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故破产法整体上也遵从着既判力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管理人应当予以确认”。类似规则也可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管理人不得以生效法律文书错误为由拒绝债权人行使取回权”。上述规定的立足点在于,已经法院生效裁判或其他具备强制力的文书确认的债权为可强制执行的债权,破产程序作为一种概括执行程序,除有特别规定或经审判监督程序外,该类债权应当直接予以确认。[5]倘若凡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就可借此理由轻易要求调整已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内容,那么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将成为一纸空谈,债权人追债成本将会增加,于破产程序的整体效率亦无益处。
然而在实务中,由于破产程序的特殊性,对既判力规则的完整适配留下挑战,具体表现在:
(一)破产的集中清偿
出于集中清偿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民事判决书或者调解书但尚未执行完毕的,破产申请受理后,相关行为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中止,债权人应当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相关债权。”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施行时尚未审结的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就争议债权起诉债务人,要求其承担偿还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该债权人变更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债权。”即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债权人只能对其债权进行确认,而不能再要求执行。
法律文书生效后理应得到执行,但是在破产程序中,法律出于对债权人群体公平受偿的优先考虑,明确禁止了个别执行,要求对破产企业的资产集中清偿。因此,即使生效判决要求债务人在限定时间内清偿债务并且对迟延履行科以处罚,破产程序仍然会对其进行“拦截”,阻止对于这些判决内容的执行,以确定没有债权人在清偿上抢先起跑。
(二)资不抵债的假设
既判力作为判决实质上确定力的体现,其旨在确定双方基本权利义务关系,在清偿金钱债务的诉讼中,生效判决要形成确定的债权债务金额。
在一般金钱给付的案件中,都存在着一个假设——债务人资能抵债。但如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其必然面临着资不抵债或不能偿债,因此假设由资能抵债转变为资不抵债。在资不抵债的前提下,意味着破产企业面临可供分配资产不足、无法满足每一笔合法债务清偿的情况,势必涉及对一些权利的调整和削减。其结果是,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法院确认的债权本应全额得到确认和执行,但受企业自身资产状况影响,即使管理人对上述债权予以全额确认,债权人最终也不一定能实现全额清偿。因此,出于企业利益、社会利益、债权人整体清偿率、重整计划通过情况等多方面考虑,管理人可能会对债权的清偿方案进行调整。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一条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三)债权调整方案;(四)债权受偿方案……”由此可知,在重整计划中对债权的数额进行调整亦在《企业破产法》允许范围内,已经得到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金额也不例外。
在法院已经批准重整计划的情况下,如该重整计划涉及对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金额进行调整,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需要以重整计划为标准,如果债权人仅以此前确认债权金额的判决为基础请求执行,存在不当。在林晓洪与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黄贤优等民间借贷纠纷案(【2018】粤0106执异111号)中,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本案被执行人贤成矿业公司(后更名为青海春天公司)破产重整计划,已经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破产重整程序中裁定批准,对破产重整程序之前产生的债权均具有约束力。故本案执行中,应根据本案执行依据即(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507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金额,同时根据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贤成矿业公司的重整计划,具体计算贤成矿业公司应当履行的执行标的金额。本院仅根据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金额发出执行通知,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另行计算并通知执行。”
(三)清偿顺序的认定
在一般的诉讼案件中,往往基于债务人资能抵债的假设,对于债权的清偿顺序并不作认定,而对于破产案件的管理人,其在审查债权的时候需要基于后续清偿安排对债权的清偿顺序作出认定。
例如,一般情况下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企业职工(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劳动报酬应当认定为职工债权,并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在破产程序中优先清偿。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回答:“不必然直接按照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劳动报酬数额认定为职工债权,并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第一顺位清偿。在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长期亏损并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形下,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于企业的破产应负有责任,对其较高的工资收入的清偿应进行一定限制,以体现与其他普通劳动者在清偿顺序上的公平性。为此,《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对于高出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部分,虽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为合法劳动报酬,但应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将其作为普通破产债权获得清偿。”
此外,管理人对清偿顺序的认定将产生新的事实,由此引发的新诉讼并不受一事不再审规则的限制。
(四)特殊的破产实体规则
在涉及一些实体性法律时,债务人是否进入破产程序往往影响到其权利是否存在,可能债务人不进入破产程序,特定债权人的权利是有效的,而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该权利又是不被认可的。
如《民法典》第四百零三条规定,“以动产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对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善意第三人,可抽象解释为‘不知道或者不应知道特定动产物权变动的事实,且对标的物享有正当物权利益的人’。除法律另有规定,排除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登记对抗利益的可能,更符合物权优先效力原则,更具妥当性。”[6]
根据一般实体法律规则,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相较于一般债权人仍享有物权优先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动产抵押合同订立后未办理抵押登记,动产抵押权的效力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抵押人破产,抵押权人主张对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原因在于——“由于破产程序更强调债权人公平受偿,在动产抵押权没有登记公示的情况下,就其他债权人而言,动产抵押权要优先受偿,缺乏正当性,且容易出现抵押人与某一债权人恶意串通倒签动产抵押合同的道德风险。”[7]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一十条认为,“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和诉讼事务后继续进行。债权人已经对债务人提起的给付之诉,破产申请受理后,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但是在判定相关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时,应当注意与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相协调。”可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方面,应当尊重破产法规则,具体到既判力方面,其体现为对于生效法律文书既判力进行限制。
(五)破产债权技术性处理
破产债权的技术性处理主要指的是对于申报债权利息的固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正常情况下,给付之诉的计息要一直到实际清偿之日。然而《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则明确,“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在破产发生后,管理人对债务人所有债权从技术上进行固化,计息至破产受理之日,而对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一般不会确认为债权。同时,考虑到迟延履行加倍利息的惩罚性质,在破产实务中管理人多将其认定为劣后债权进行处理,只有在优先债权和普通债权全部实现清偿的情况下才会清偿。
四、破产程序中适用既判力规则的特殊情形
不可否认,法院的权威正在于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最大程度得到实现,因此即便破产程序有其特殊性,其整体仍应当遵从既判力规则。但破产程序的特殊性亦要求,即使存在生效法律文书,法院对于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的理解也不应当过于机械化。
(一)不同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层次
《民事诉讼法》中对产生既判力效力的文书范围只进行了笼统概括——“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但是,不同生效裁判文书产生的过程存在差异,且人民法院的实体审查程度不同;同时,生效裁判文书纠错机制亦有不同。基于以上差异,在认定不同文书既判力时应当特别注意:
1.民事调解书的既判力
《民事诉讼法》中已经明确民事调解书具有既判力,实务中也均认同其有既判力。在廊坊市裕景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王超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2021】最高法民申215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民事调解书作为生效法律文书与民事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没有被撤销之前,相关当事人均受其既判力的拘束”。
但是,由于民事调解书在形成过程中往往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辩论程序,法院对于事实的核查往往并不深入,当事人也可能存在串通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学界对于民事调解书的既判力也存在争议。
“如果完全否定其既判力,允许当事人任意地另行起诉或继续原来的诉讼程序,则既达不到诉讼经济的目的,也容易损害司法权威,使诉讼和解制度失去意义。但由于诉讼和解主要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结果,诉讼和解确定的事项未经过严格审查,完全肯定其既判力对当事人而言过于严苛。”对此,廖永安、胡军辉认为,“诉讼和解应当具有某种程度或者某些方面的既判力效力,但绝不至于具有与判决完全同等的效力。”[8]
2.执行中相关裁定的既判力
在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如果约定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执行法院通常倾向于裁定驳回债权人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异议申请。在昆山市某某有限公司、上海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等民事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2023】苏03执异166号)中,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执行中追加被执行人系生效法律文书既判力的扩张,对当事人权益影响重大,只能以《执行变更追加规定》所明确载明的情形为准,《九民纪要》的相关规定虽然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提供了请求权基础规范,但不宜直接在执行追加程序中予以适用。”
也有人认为,“案外人异议的审查无论是否遵循执行听证程序,其审查结论中的权利判断均不具有既判力,也不能对此后提起的案外人异议之诉中的当事人和审判法官产生任何拘束力。”[9]
最高人民法院在天津华苑置业有限公司与濮阳市人民政府、濮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2022】最高法民申576号)中认为:“本案中,华苑置业公司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虽然经过执行异议、复议程序,但该执行异议、复议程序不能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处理产生既判力,华苑置业公司如认为濮阳住建局、濮阳市政府出资不实,应对濮阳城建集团的债务承担责任,可依法另行主张。”
由此可见,虽然在实务中人民法院通常不会区分判决书及裁定书的既判力,但由于既判力理论主要适用于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与义务产生影响的裁判文书,故对于部分未实际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定书,既判力理论并不当然适用。
3.再审审查裁定的既判力
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纂的《民事审判实务问答》(2021年7月)中,最高院的倾向性意见是,“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的裁定不能成为抗诉的对象。其理由在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八条前段规定,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后,当事人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对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不应当提出抗诉。……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的裁定的主要功能是终结审查程序,对当事人的实体民事权利不产生既判力和执行力,并无特殊保护的必要,故不能适用再审程序,人民检察院也就没有对其提出抗诉的空间。如果原生效裁判确实存在应当再审的情形,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原审裁判提起抗诉。”
按照上述说法,再审审查裁定并不是对当事人的实体民事权利产生影响,故不具有既判力。
(二)法院继续履行判决的既判力
《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由此可见,《企业破产法》就决定待履行合同是否继续履行这一问题赋予了管理人极大的选择权。
从当下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在判断管理人是否有权解除合同时,一般仅其审查是否符合“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这一条件,而不审查解除合同是否损害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合同继续履行是否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等其他因素。如在王圣琼、深圳市金凯进光电仪器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申3299号)中,最高院明确指出,“根据上述规定,对在破产申请受理时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享有选择继续履行或者解除之权利。……王圣琼提出金凯进公司管理人区别对待不同承租人、其投入成本高、解除合同损害其合法权益、合同继续履行有利于保护金凯进公司债权人利益等,主张合同应继续履行,均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合同当事人在企业破产前即申请解除而被法院判决继续履行的合同,法院判决在企业进入破产后是否应当然被管理人认可为继续履行一问题,笔者认为,这要考虑到破产法保护法益本身的特殊性。在债务人进入破产前,法院对其未履行完毕合同任意一方对合同提出的解除权所裁判的依据都是民法典,在法院作出驳回任意一方解除权要求合同继续履行的裁判时,其所考虑的是合同本身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进入破产程序之后,管理人对是否继续履行合同考虑的基点是整个债权人群体的公平受偿。也就是说,在进入破产程序后,对是否继续履行合同进行判断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再要求管理人依据法院此前判决继续履行合同而将此部分债权认定为共益债务可能会造成其他债权人利益受损,因此应当以管理人对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为先。
此外,在管理人行使其选择权做出单方解除之决定时(也包括故意拖延未在2个月内做出选择),新的事实已经发生。债权人再次起诉所基于的事实应当是管理人作出单方解除合同的决定,而不应受到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阻却。
(三)涉及物权确认文书的既判力
《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变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等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财产的所有权和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以上条文均对物权性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做出了规定,涉及物权效力改变的法律文书一经依法作出生效后,即产生物权变动效力,不动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所有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而不再需要遵循一般性的物权公示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相关规定的初衷是排斥给付性质法律文书的物权效力,“给付法律文书是在认定当事人享有请求权的基础上,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原已存在的义务。就给付法律文书而言,当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见,给付法律文书并没有改变既存的法律关系,而只是经由生效裁判实现当事人之间既存的法律关系,具有执行力而不具有形成力。”[10]按照司法实务惯例,在执行程序中的以物抵债裁定确定地属于物权效力文书,而要求变更标的物登记或交付标的物的判决书和调解书通常只会被认定为给付性质的文书,不产生物权确认的效力。
即使是确认物权归属的裁判文书,在实务中也可能会被认定为给付性质的文书。如在侯珊珊、山东高速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终1819号)中,已经生效的(2016)辽0323民初32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新富镁公司、马某在金玉村镇银行持有的990万股权归侯某所有,马某立即协助侯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相关手续,对于侯某是否取得了争议股权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16)辽0323民初321号民事调解书仅是对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的确认,并明确要求马云普应协助侯珊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故该调解书确定的是股权转让的请求权基础,并不能导致类似于物权变动的直接效果,在马云普将涉案股权变更登记至侯珊珊名下前,侯珊珊并不能当然取得涉案股权。”在该案中,调解书确认了股权归属,同时也设定了协助变更的义务,法院倾向于将其认定为属于给付性质的文书而非物权变动性质的文书。
被告或被申请人进入破产程序时,对于物权变动的文书,其既判力是毋庸置疑的,表现在管理人应当认定物权已经变动,相关财产不属于破产企业的财产;对于给付性质的文书,由于破产程序对执行程序的阻却,其执行力也受到影响,无法继续执行,而出于公平清偿的要求,在破产程序中继续进行给付已不可能,此时,原裁判文书的既判力将被突破。
(四)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对于已生效法律文书,管理人原则上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误,从而摆脱既判力规则的限制。但是,管理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往往受制于再审申请提出时间的限制。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法释〔2020〕20号)第二条又进一步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而在我国实务中,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是在穷尽一切手段无果的情况下才启动破产程序,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就已经历了诉讼和执行的爆发,相关法律文书早已生效,而管理人提起再审申请时只能以债务人身份提起,法院总是将破产受理前后的债务人视为一个主体,而知道或应当知道存在再审情形的时间从文书送达债务人之日即起算。故而管理人提起再审申请常面临超过申请期限,从而被法院驳回。
如在惠州广信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周小宁等租赁合同纠纷案(【2021】粤13民申138号)中,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1302民初7260号民事判决于2017年4月21日已发生法律效力,现申请人属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后才提出,故其应当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再审申请,故其申请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在该案中,就是认为破产受理前后的债务人为同一主体,破产受理不是管理人代表的债务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再审事由的起算日期。
对于再审申请超时的问题,笔者赞同有从业者提出的建议:“对于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管理人提起再审救济程序超时问题,我们认为破产程序应做特别规定,管理人发现再审事由起六个月内可以再审,至迟不超过破产受理后3年内”。[11]
(五)管理人作为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在民事诉讼制度设计中,第三人撤销之诉是突破生效裁判文书既判力,从而纠正生效法律文书错误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对于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法律上存在限制,以防止这种权利被滥用,颠覆了诉讼秩序。《九民纪要》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仅局限于《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一般不包括债权人。但是,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在于,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因此,债权人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2)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导致债权人本来可以对《合同法》第74条和《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债权,债权人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上述规定中所称的债权人有权行使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情形,主要针对清偿行为或财产处置行为而言。生效裁判文书对于这些行为的确认导致债权人无法依据相关法律进行撤销,故而其可以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突破既判力,纠正此前的清偿行为或财产处置行为。
在北京航宇同顺科技有限公司、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2019】最高法民申521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三林公司转让给航宇公司的两套涉案房屋,……低于市场价值约400万元,……原审判决认定其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并无不当。三林公司在转让案涉财产后资不抵债,其后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表明该低价转让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就此而言,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撤销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于法有据。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属于债的保全行为,并非申报债权的行为,不受破产法的约束,航宇公司有关原审判决违反破产法规定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对于管理人接管后能否提起撤销之诉的问题,在湖南天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元银返还原物纠纷案(【2021】最高法民申6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态排除了管理人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救济的途径,“本案中,天泓公司与李冬娥就案涉房产达成了以物抵债协议,并由法院制作了调解书。天泓公司的诉讼主张实质上是要否认已生效的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怀中民一初字第30号民事调解书的效力,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天泓公司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天泓公司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上述判决中,法院认为管理人代表债务人提起的诉讼,属于债务人否认已生效调解书的效力,故而驳回了起诉。
但是,在实务中管理人可能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如2011年《人民法院破产程序法律文书样式(试行)》中,多个案由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破产撤销权纠纷诉讼主体均为管理人。其承认管理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而不要求管理人必须以债务人诉讼代表的名义提起诉讼,从而避免禁反言规则的适用。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笔者认为,也应当赋予管理人以这一诉讼主体资格,确保管理人有权利以第三人身份提起撤销之诉,有能力充分纠正相关错误。
(六)确认债权表裁定的既判力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实务中,对已经法院审查确认的债权表是否有既判力是存在争议的。
有观点认为,法院的确认裁定是对债权的司法确认,具有既判力。如果需要对债权进行调整,需要经过审判监督程序,在撤销法院确认裁定之后,管理人才能进行调整或者债权人才能提出异议。
在湘潭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湖南湘潭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2019】湘民终720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即持有上述观点:“破产法及相关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债权确认裁定不服可以提起上诉,所以法院一旦作出裁定确认债权即发生法律效力,即具有终审裁定效力。……如果债权人提起诉讼变更已经确认的债权性质,涉及的必然是整个重整计划的表决基础、效力和执行,进而影响整个重整进程,设计的是债务人以及全体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但实务界获得更多支持的观点是认为法院确认债权的裁定是程序性裁定,不具有既判力,法院可以根据案件事实重新作出裁定,确认债权;或者通过债权确认诉讼最终确认争议债权。在理论界,王欣新教授认为:“立法规定管理人制定的、经过债权人会议核查的债权表要由法院裁定确认,是以该裁定为债权确认诉讼诉权成立的标志。该项裁定是程序性裁定,非实体性判决,不具有确认各项债权真实、合法的实体性法律效力,所以仍允许对债权表上确认的债权或(暂)不确认的债权提起债权确认诉讼。”[12]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著的专著中认为,“对于经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表,在目前企业破产法的法律框架体系内,尚不得认为具有完全等同于判决的既判力。”[13]
在大连中科格莱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仕恩(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2023】京01民终4978号)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认为,“人民法院确认债权表的裁定是为了破产程序的进一步推进,不是经过诉讼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人民法院对债权本身是否成立未进行实体认定,债权表中债权人和债权数额的增减可以依据新的事实进行调整,并非对原裁定的否定与推翻。”故其撤销了一审法院驳回债权人起诉的裁定,并指定一审法院进行审理。
对于确认债权表的裁定是否具有既判力,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考虑到其与债权诉讼案件的互补性,不宜完全否定其既判力,从而增加债权人、债务人的诉讼负担;另一方面考虑到管理人审查与司法裁判之间的差异,法院在确认债权表更多是程序性审查,故又不宜给予其过于刚性的既判力。
笔者认为,在涉及债权表确认裁定的既判力方面,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规则:
其一,经过债权人会议核查的债权表,在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债权表之前,都应当承认相关主体的诉讼权利;
其二,经过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表,应当以管理人向相关主体出具审查结论起算,赋予不同的债权确认结果以不同的既判力,对于时间过长(如超过一年),相关主体明显有怠于行使权利的故意的,应当确认相关内容的既判力,对于未超过一定时间,应当准许相关主体的诉讼权利;
其三,为了防止裁定确认债权表的内容调整给既定的程序推进造成障碍,应当限制在重整计划批准、财产分配方案生效、破产和解协议生效后对确认债权表裁定既判力的否定。
注释
[1]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43-444页。
[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55页。
[3]沈德咏:《民事诉讼法解释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637页。
[4]张卫平:《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根据、例外与制度化》,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74页。
[5]罗纯、耿祥宇、余婧:《论破产债权的确认程序》,载《法制与社会》2023年第3期(上),第43-44页。
[6]程新文、辛正郁、司伟:《<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7期,第22页。
[7]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473页。
[8]廖永安、胡军辉:《论法院调解的既判力》,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3-17页。
[9]肖建国:《论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属的判断标准----以案外人异议的审查为中心的研究》,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3期,第97-105页。
[10]程新文、辛正郁、司伟著:《<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7期,第22页。
[11]李曙光:《破产程序中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但确有错误的债权审查救济程序研究》,载《第十二届中国破产法论坛论文集(第二册)》,第55页。
[12]王欣新:《论破产债权的确认程序》,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1期,转引自中国破产法论坛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cvwcDEZ_fEucHBRtIY4dOA,访问日期:2024年9月20日。
[13]最高法院民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33页。
来源:破产圆桌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