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破产程序中的劳动合同解除涉及债务人企业、劳动者、债权人、重整投资人等多方利益主体,但破产法和劳动法价值目标的不同导致破产法上不受限的管理人解除权与劳动法上受严格限制的用人单位解除权产生了冲突。经实证考察发现,法院在审查破产管理人解除劳动合同时,出现了法律适用存在分歧、认定劳动合同基准日不统一、严守解雇保护制度阻碍重整投资人引入以及经济性裁员标准界定不清导致适用混乱四方面问题。对此应当平衡劳动者保护与破产程序效率之间的关系,运用领域法学研究范式来协调两法的差异化规定。要厘清管理人劳动合同解除权的边界,遵循劳动法的合同解除程序,但也可以在重整程序中适当突破劳动法上的解雇保护制度。劳动合同基准日应当由劳动法作出明确规定,不得以破产受理日和破产受理满两个月认定合同自动解除。此外,对经济性裁员的解雇情形进行完善,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产生的赔偿金可以一分为二,一半作为职工债权优先清偿,另一半劣后清偿。
【关键词】破产程序;劳动合同解除;管理人解除权;经济性裁员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的处理对破产程序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1]特别是待履行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第18条赋予了破产管理人选择权,但该规定甚为简陋,未对权利如何行使作出进一步规定。学界对该条文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权利行使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对财产性合同的适用上,很少涉及像劳动合同这种具有人身属性的合同。而破产法和劳动法在立法理念以及合同解除制度方面的差异,导致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遇到许多问题。
诚然,正常经营的企业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法律也因此要求其承担更多义务来倾斜保护职工利益。但当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待履行劳动合同的解除涉及多个利益主体,不可能再像劳动法要求的那样将保护劳动者利益放在首位,否则就会阻碍破产程序价值目标的实现。本文对破产程序中劳动合同解除的案件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破产法和劳动法的适用困境以及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破产程序中劳动合同解除制度的路径。
二、实证数据与比较分析
(一)样本说明
笔者在北大法宝中选择高级检索,在“法院查明”部分以“破产”“破产管理人”“解除劳动合同”为关键词,时间跨度7年(2016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检索得到694份裁判文书。但经笔者仔细甄别,部分裁判文书不具备研究价值,因此剔除以下情况:(1)与本文研究目标无关的;(2)劳动合同已在破产程序前解除的;(3)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4)根据约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5)债务人企业、案情、事由、诉讼请求以及裁判结果均相同的裁判文书,仅保留一例。余下156例组成研究样本。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和管理人解除劳动合同都纳入研究范围,因为企业经营管理权可能在破产程序中发生变动。在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后,其就可以代表企业解雇职工,因此后文将统一使用“破产管理人”一词。若相关样本涉及企业自行管理的,笔者会单独说明。此外,本文还将涉及劳动合同“基准日”的案件纳入研究范围。因为司法实践对基准日的认定存在争议,而基准日的界定又会对劳动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产生重大影响。
(二)总体性数据
破产程序包括清算、重整、和解三种程序。根据表1-1的数据显示,所有样本中涉及破产清算程序的数量最多,其次是涉及破产重整的样本,而涉及破产和解程序的仅1例。这一情况与我国三种破产程序的适用率相差不大。此外,考虑到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的目标不同——破产重整是对已然濒临破产但仍具备再生可能的债务人实施的旨在挽救其生存的破产预防程序;[2]而破产清算则是整合财产公平清偿债权。所以两种程序中的劳动合同解除规则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
表1-2统计的是所有样本涉及的法院审级情况。在案件分类时,如果一个案件一审终审,该案就归入一审;若经过两审终审,则归入二审。可以看出,经过二审的样本最多,约是一审样本的1.5倍,远远高于我国民事案件的二审率[3]。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劳动者与债务人企业的纠纷争议较大。但由于引起二审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因此笔者对93例二审样本进行了单独统计。即表1-3显示了在劳动合同解除问题上,二审对一审的维持和改判情况。其显示二审就一审关于劳动合同解除事项进行改判或撤销的比例约十分之一。这说明虽然二审案件较多,但一、二审法院对破产程序中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的观点较为统一。
表1-4则统计了所有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破产程序中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其中认定违法的仅有7例。可见法院认定劳动合同在破产程序中的解除绝大多数都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否真是如此,后文将对合法解除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表1-5进一步统计了法院认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从表中可以看出原因有二:一是有些法院严格遵守劳动法上的解雇保护制度,即优先留用制度和禁止解雇制度。对于违反前述规定的行为几乎都认为解除行为违法。二是有的法院认为根据破产法解除劳动合同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三)比较分析
据表1-6统计显示,根据劳动法认定劳动关系解除的样本占绝大多数。不过考虑到劳动合同解除仍属于合同解除的范围,实践中出现了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虽然在理论和实务中不少观点认为应排除《企业破产法》第18条对解除劳动合同的适用,但在实践中根据破产法解除劳动合同仍占有一定比例,而且在破产清算和重整中均有出现,后文将详细分析。
表1-7在表1-6的基础上,对26例管理人根据破产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样本继续分析。统计数据显示,法院适用破产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有20例。其中近一半都是在当事人未主张的情况下,法院主动适用破产法认定劳动合同解除。而法院不支持适用破产法的情形约四分之一。否定适用《企业破产法》的理由有三种:第一种是遵守劳动法的解雇保护制度而认定不得解除合同。[4]第二种是认为企业破产应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解除合同。[5]第三种则是认为《企业破产法》第18条适用于只具有财产属性的合同,而劳动合同兼具财产、人身双重属性。[6]
表1-8在表1-7基础上对20例法院支持适用破产法的样本继续进行分析。其中过半数都是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通知解除,而法院认定合同破产受理满两个月自动解除的共7例,法院认定受理破产时合同解除的最少。经考察发现,人民法院认定劳动合同在破产受理满两个月自动解除的理由均是破产受理之日起两个月内破产管理人未通知劳动者解除合同,[7]而且未见到劳动者催告管理人的情形。这是否意味着只要管理人未在两个月内做出决定(劳动者也未催告),劳动合同就一定是自受理破产后两个月解除?这是解决破产程序中劳动合同解除困境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此,通过对管理人通知解除的11例样本进行分析形成了表1-9。有些样本通知解除的时间超过了破产受理满两个月,但法院依然是以通知解除的时间来确定劳动关系消灭,并未认定劳动关系自动解除。[8]此外,司法实践中很难做到案件受理与管理人的指定时间相统一。有的法院指定管理人的时间超过了破产申请受理后两个月,该样本中的法院虽然没有直接对劳动合同何时解除作出认定,但在计算经济补偿、认定职工工作年限时,是以管理人通知解除的时间为准,而非受理破产申请后两个月。[9]
表1-10在表1-4的基础上统计了劳动合同解除合法的149例样本。其中过半数都是劳动合同在某一“基准日”自动终止。一方面,样本中的通知解除劳动合同涉及破产程序的不同阶段,需要进一步明确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中的通知解除情况,详见表1-11至表1-15。另一方面,样本中涉及的“基准日”不仅包括《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破产宣告,还包括破产受理时以及破产受理满两个月时,详见表1-16。
破产清算程序的特殊时点是破产宣告时,而破产重整程序中的特殊时点是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时。因此表1-11是以破产宣告和重整程序终止作为时间节点,同时也将清算程序和重整程序区分开。其中,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发生在破产宣告之前的最多,而发生在重整程序中的较少。虽然《劳动合同法》将破产宣告作为劳动合同终止事由,但实践中依然有企业在破产宣告后才解除劳动合同。一种是事后通知劳动者劳动合同已在破产宣告时终止;另一种是以解除通知到达时作为劳动合同解除时间。此外,在这些重整程序的样本中,管理人均是在重整计划批准后向债务人企业移交接管的财产和营业事务。但有1例样本中的管理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仍然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10]不过也有法院认为重整期间企业的财产营业事务由管理人接管,因此债务人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除非劳动者自行主张;[11]被裁定重整之后,原公司的人员的劳动关系是否解除应当由管理人依法行使,被告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12]
《劳动合同法》针对个别解雇和经济性裁员规定了不同的解雇程序,因此表1-12对61例通知解雇的样本的类型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个别解雇和经济性裁员几乎各占一半。而根据表1-13显示,经济性裁员的26例样本中,既有涉及破产清算程序,也有破产重整的。但是《劳动合同法》第41条并未将破产清算作为经济性裁员适用条件之一。为进一步研究破产程序中劳动合同解除程序的履行情况,笔者分别对个别解雇和经济性裁员做了统计,即表1-14和表1-15。
表1-14的统计显示,管理人个别解除劳动合同履行了提前30日的通知义务的不到四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均未履行提前通知义务,而且法院均未认定解除程序违法。造成这一原因有二:一是有11例样本中管理人根据破产法解除合同,而破产法本身就未像劳动法那样规定严格的解除程序;二是有5例样本中的解雇属于过失性辞退,无须提前通知。而剩下的12例样本中的管理人完全没有履行无过失性辞退所要求的提前通知义务,也没有支付代通金。
《劳动合同法》要求经济性裁员必须履行通知、报告义务。但表1-15统计显示,完全未履行经济性裁员程序的样本占到一半,而且相应裁判文书也未记录当事人是否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法院也未进行审查。完全履行裁员程序、部分履行的占比较少。可以看出在破产程序中进行经济性裁员时,法院的审查力度并不严格,而且绝大部分样本都是根据劳动法进行裁员,但裁员制度要求的程序难以落实。不过经考察发现,有1例根据破产法裁员的样本完全履行了法定解雇程序:管理人不仅履行了通知义务,还与劳动分局、公司代表及职工代表就工资支付及劳动合同的解除等事宜进行了商谈,确定了留守人员名单以及劳动合同解除的时间,[13]法院也认可了该解雇行为的合法性。
表1-16对88例涉及劳动合同自动终止或解除的样本进行了统计,反映出人民法院认定的三个“基准日”。首先,样本数量最多的是将破产宣告日作为劳动合同终止的时点。它是《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劳动合同法定终止情形之一,仅存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虽然有的法院援引该条认定劳动合同终止,但并未将劳动关系消灭的具体时间确定为裁定作出之日。其次,法院也将破产受理日作为劳动合同终止的时点。但我国现行法律均未规定劳动关系可以因进入破产程序而自动消灭。最后,有的法院也将破产受理满两个月作为“基准日”。它来自《企业破产法》第18条第1款后半句,直接规定管理人未作表示的情况下合同自动解除。即使法律对劳动合同的基准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法院仍然超出劳动法之外,擅自认定合同自动终止的情况。
(四)困境考察
首先,法院对管理人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存在分歧。一方面,实践中对管理人能否根据破产法解除劳动合同存在分歧。法院认为不适用破产法的理由大多是《企业破产法》第18条仅适用于财产性合同以及相关交易制度,劳动合同显然不属于此列。但是《企业破产法》并没有将非财产性合同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有的法院在管理人不主动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会积极援引《企业破产法》认定劳动关系在受理破产申请满两个月时自动解除。不过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只是简单地重复第18条的规定,没有阐明背后的法理。[14]也有法院在职工主张劳动合同应在破产宣告时终止的情况下,过度解读《企业破产法》第44条、第45条、第46条,认定合同在破产受理时就已自动解除。[15]另一方面,即使法院认为只能根据劳动法解除合同,也未形成统一的审理标准。有的法院在已经查明管理人进行经济性裁员时缺少“征求工会意见”的情况下,认定裁员行为不属于违法解除。[16]
其次,解雇保护制度影响重整投资人的引入。实践中常见法院以管理人违反《劳动合同法》第42条认定解除劳动合同违法。但法院未分析因此产生的债务人企业、债权人、重整投资人以及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为了确保企业重整成功,有效吸引投资者,在清理企业的各项负担时就会考虑通过裁员降低人力成本,但这会触动职工利益。可是,既要保障全体职工的岗位待遇不减损,又要确保企业重整成功的目标实现,尤其是解雇保护制度得到有效实施的情况下在实践中显然难以均衡兼顾并达成。[17]
再次,法院认定劳动合同基准日缺乏统一标准。实践中认定劳动合同解除的基准日存在三种观点:破产受理日、破产宣告日以及破产受理满两个月。法院将破产受理日作为基准日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将旧破产法与新破产混用;[18]二是有的认为为确定职工债权,劳动合同应当在破产受理日解除。[19]另外,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将破产受理满两个月作为基准日的前提是管理人未作出任何意思表示。但实践中常有管理人在案件受理两个月后才作出合同解除的表示,可法院依然认定这属于通知解除合同。综合来看,虽然法院指定管理人的时间或管理人解除合同的时间超过了破产受理后两个月,但只要管理人做出了解除通知并送达,法院就会根据管理人通知的时间认定劳动关系解除。法院虽然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4条认定劳动合同终止,但在认定劳动关系消灭的具体时间时存在分歧。最高院直接将其明确为法院作出宣告破产民事裁定书之日。[20]而有的法院以用人单位通知劳动者之日为准。[21]
最后,经济性裁员的标准界定不清导致适用混乱。一些劳动法学者已经阐述过我国合同解除制度的问题,故此处仅分析破产程序中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只将重整作为适用条件之一,并未考虑破产清算与和解。但实际上,无论是法院还是劳动行政部门仍然根据《劳动合同法》审查破产清算程序中批量裁员行为的合法性。[22]此外,《企业破产法》规定经营管理权(包括解雇权)会随着重整计划批准由管理人转移给债务人企业。但《劳动合同法》第41条“进行重整”未能做到与破产法相衔接,导致实践中出现管理人、债务人企业均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实践中还出现了在破产程序中发出解除通知,法院却将合同解除之日确定在破产受理日的情况。[23]有的甚至是在破产宣告后才进行经济性裁员,法院也未否定其合法性。[24]
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是破产法与劳动法的立法理念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合同解除制度存在差异。虽然破产法的立法理念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修正完善,但在破产程序中保障债权得到有效清偿的首要目的仍然没有改变。而劳动法坚持社会本位思想,从立法层面对劳动关系中的意思自治进行干预,严格限制企业的解雇权、对劳动者进行倾斜保护。这就使得两法在合同解除程序以及解除条件上都存在显著区别。劳动法对合同解除情形从正反两面进行了详细规定,而破产法并未如此。程序的差异体现在破产法的即时解除与劳动法的预告解除、解除的明示与默示以及合同自动解除的时间点。
三、破产程序中劳动合同解除困境的破解
(一)破产法和劳动法的协调:“领域法”范式的适用
领域法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全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融多种研究范式于一体的交叉性、开放性、应用性和整合性的新型法学学科体系。[25]破产领域的各种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特征,仅靠单一法律规范就想彻底解决破产程序中的问题面临巨大困难。每种法律制度在解决各自问题时,可能又创造了另一种盲区引发新的问题。比如劳动法上解雇保护制度在破产程序中的严格适用会增加破产企业的负担。这就需要在横向上整合传统劳动法和破产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范,“消除”两法之间的效力冲突。劳动法和破产法均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难言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而且它们分别解决职工权益保障和破产程序推进的问题,也不具备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在纵向上寻找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共性,促进两法在破产程序中互相交融。
笔者认为,许德风教授提出的“尊重非破产法规则”实际上就体现了“领域法”研究范式的内涵。尊重非破产法规则不是无条件适用非破产法规则,而是只有当破产法没有规定,且非破产法规则不违反破产法价值目标时,才能适用。对劳动法中的合同解除制度来说,要对其基于破产法的特殊政策考量进行修正,[26]才能适用到破产程序中。而对劳动法合同解除制度进行“修正”则需要把握两法的共性——职工权益保障。[27]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其运行机制就处于“准死亡”的状态,绝大部分职工在这一过程中急需实现的劳动权益主要是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比如实践中出现的欠薪保障基金。企业在重整过程中引入重整投资人时,往往会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进行裁员。但解雇保护制度的适用会阻碍这一程序的推进,影响投资人的引入,导致企业最终走向破产清算而不得不解雇所有职工。相反,只要重整能够顺利进行,企业就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那么如何根据破产法的政策目标对劳动法中的合同解除规则进行修正?司法实践已做出了回答:适当放宽劳动法的合同解除制度,允许管理人在解除合同时突破优先留用和禁止解雇制度的限制。
(二)完善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基准日的规定
实践中认定劳动关系自动解除有三种情形:破产受理时、破产受理满两个月以及破产宣告时,但前两种情况并未规定于劳动法。法院在当事人未主张任何事由的情况下直接以前两种情况认定劳动合同终止,必然给劳动者的预期利益造成损失。一方面,破产受理日只是作为职工债权等破产债权的确定时间,实务中也不可能在破产申请受理时就解除全部劳动合同。[28]另一方面,破产受理满两个月采取默示方式解除劳动合同会给劳动关系带来混乱。因为合同视为解除的情形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法》第44条即是如此。该条列举的均是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往往由国家机关做出某项行为为标志,能够被劳动者及时知悉。相反,《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视为解除合同的规定并不具备这些特性,直接适用反而会严重损害职工利益,甚至会引起批量劳动仲裁和集体诉讼,影响破产程序的进行。虽然法院以此为基准日认定劳动合同解除有利于提高推进破产程序的效率,但忽略了后续破产工作进行需要职工协助,间接增加了重新招聘职工的时间、财物成本。所以劳动合同的基准日应当以劳动法的规定为准。
仔细考察《劳动合同法》第44条可以发现,法律只是规定破产宣告可以导致劳动合同终止,却没有对合同终止的程序作出规定。法院虽然都以该条作为审判依据,但在认定劳动关系消灭的时间上存在分歧。正如上文提到的,破产宣告后可能出现破产程序的转换、采用营业转让进行财产变价或是履行劳动合同终止的相关程序,甚至需要留守职工的协助。破产宣告虽然可以引起劳动合同终止,将其作为基准日并无不妥。但职工并非都能在破产宣告之日获悉合同解除的信息。实际上劳动关系的真正消灭时间是动态变化的,在个案中取决于终止程序的履行情况。劳动法应当考虑这些情况,在立法上确立一套相对统一、合理的制度。
(三)合理限制管理人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首先,确立管理人解除劳动合同的说明、报告义务。无论是个别解雇还是经济性裁员,管理人解除劳动合同均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进行。即使在劳动合同自动终止的情况下,也应当负有一定的通知义务。实践中许多企业与劳动者形成了“两不找”的情况,特别是在企业濒临破产的背景下。法院倾向于认为双方当事人并未明示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劳动关系继续存续到破产宣告时。[29]而这将带来继续支付工资、参加社会保险等事项,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此外,劳资协商程序的启动以企业进行经济性裁员为标志,劳动法也规定了相应的程序。破产程序启动后,若是由破产管理人接管企业各项事务,那么当管理人就代表企业进行裁员时,其就应当履行劳资协商程序。其精通破产法,可以保证裁员人数、裁员涉及的岗位等能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减轻破产财产负担、有利于债权的清偿。其次,劳资协商的结果是形成职工安置方案,在正常经营的企业中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再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即可。在破产这一背景下,可以将劳动法和破产法的制度相结合。比如《企业破产法》第59条第5款就规定职工和职工代表可以参加债权人会议,那么就可以将职工安置方案交由债权人会议表决,以充分保障劳动者利益。最后,建立行政部门对管理人解除权行使的监督机制。国家行政机关职权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任务、权利和责任在法律上的有机统一体。[30]劳动行政部门负有对经济性裁员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并对用人单位监督的义务。
(四)适当突破优先留用制度和禁止解雇制度
《劳动合同法》虽然想通过优先留用和禁止解雇制度来保护特殊的劳动者,但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其无法达成这一目的,尤其是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之后。一方面,优先留用制度是借鉴了德国“社会性挑选制度”的立法经验,强调裁员时必须考虑社会因素,必须先裁减年龄小的、工龄短的、家庭负担轻的、身无残疾的劳动者,否则就是违法的。[31]但我国劳动法所列举的情形却没有建立在对社会性挑选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出现困难。例如,未明确优先留用是在整个用人单位范围内还是个别部门[32]以及三种优先留用人员的先后顺序不清晰[33]等。特别是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债务人企业可能会调整企业的营业结构,解雇不适合产业结构变化后的原职工,重新招聘更适合的劳动者。而优先留用和禁止解雇制度限制了企业聘用符合本企业发展需要的员工。这种僵化的制度导致企业人员流动性较差,对其他劳动者的就业权产生了一定的阻碍。[34]
另一方面,禁止解雇制度所保护的大多数职工根本无法在企业进行重整、吸纳投资时正常工作。但用人单位却要为其“支付”工资,无疑会加重债务人企业的负担,不利于债权的清偿。即使医疗期限、孕期、哺乳期、产期期限届满,用人单位也很难为其找到合适的岗位。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一家生产经营严重亏损甚至已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里,不能裁减那些老、弱、病、残、孕的劳动者,必须优先留用“老的、家庭负担重的”职工,反而只能解雇年轻、精干的职工。特别是在重整程序与和解程序中,无法正常提供劳动的职工反而会拖累整个企业,整个企业都无法挽救,何谈职工利益的保护。而且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这部分职工可能更希望职工债权得到及时清偿,该诉求明显高于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解雇保护制度无视企业经营状况“一刀切”地规定只要满足特定情况就不得解除或优先留用,过度干预企业人事管理权,使得企业用人机制僵化。因此笔者认为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破产管理人可以突破优先留用制度和禁止解雇制度,根据实际需要解除相关劳动合同。
(五)优化破产程序中经济性裁员的适用
首先,应破除经济性裁员适用情形的重叠与缺失。一方面,在界定“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时,各地法规对界定其内涵采取了不同的标准,但大多为进入破产程序前一段时间内:企业经营持续恶化,常表现为停工停产、欠付工资,亏损不断增加等现象。例如,北京市采取的是濒临破产或者连续三年经营性亏损且亏损额逐年增加,资不抵债、80%的职工停工待工、连续6个月无力按最低生活费标准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用的。[35]对于法院裁判情况,有学者经实证分析指出生产经营严重困难是进行经济性裁员最多的理由,而且认定标准与地方性法规确立的严重困难企业标准相关,并且这些企业绝大部分都未进入破产程序。[36]但是因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也符合“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这就引起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劳动法应该为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设定原则性的底线标准,要求企业对自己的经营状况进行举证。并将其与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区分,然后再由各地方制定地方标准以有效实施。另一方面,立法者将重整作为裁员条件之一是考虑到企业在此时已经陷入债务危机,有破产风险,可能会出现即使进行重整也未必能恢复生产。[37]但是法律却没有说明破产清算与和解程序能否进行裁员。通过考察经济性裁员制度的历史沿革可以发现《劳动合同法》第41条承自《劳动法》第27条。但是只明确规定了重整程序可以裁员,而忽视了清算、和解程序。不过依然有法院认定破产清算中管理人进行经济性裁员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求管理人严格履行劳动法的解雇程序。在采用对预防破产更有力、挽救债务人具有更突出效用的重整的情况下都可以裁员,那么处在和解程序、清算程序中的企业更应当拥有裁员的权利。
其次,一般认为“进行重整”是指裁定重整之日至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但企业的经营归属权可能会因为重整的阶段不同而发生变化,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主体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发生了变化,管理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理应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但实践中并非如此,存在管理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所以必须明确对于重整计划批准后,管理人无权干涉职工解雇等经营自主权涉及事项,仅能对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和债务人财务状况进行监督。
(六)明确违法解雇赔偿金的清偿顺位
当管理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会承担给付违法解雇赔偿金的责任,但该赔偿金不能与经济补偿金同时适用。如果仅因它是“赔偿金”而将其劣后清偿,则会损害职工利益,因为面对违法解雇的劳动者是没办法获得经济补偿的。对此应当超出受偿顺位本身,在考量多种因素和背景的基础上进行权衡。[38]同时还要注意正是因为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法律才规定了清偿顺序。若职工债权的范围过大,便会减少税收债权和普通破产债权的清偿比例,违背了破产法对职工债权特别保护的初衷,[39]切不可向劳动者过度倾斜利益平衡的天平。因此笔者认为虽然违法解雇赔偿金不能与经济补偿金同时适用,但其也代替了经济补偿金的作用,可以说其兼具补偿性和赔偿性。若将赔偿金归入劣后债权,劳动者无法因用人单位违法解雇而得到任何补偿(甚至连一份经济补偿金都得不到),这明显违背了破产法、劳动法的立法目的。但将违法解雇赔偿金作为职工债权清偿的观点,[40]只会降低所有债权的清偿率,真正遭受惩罚的不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债务人,而是全体债权人。[41]所以可以将违法解雇赔偿金拆为两份经济补偿金,第一份经济补偿金与企业违法解除劳动无关,而是其本来就应当支付给劳动者的,具备补偿性;第二份经济补偿金则具有惩罚性,是法律要求企业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责任。如此一来,前者作为职工债权优先清偿,而后者作为劣后债权清偿。这样就可以解决将所有赔偿金作为劣后债权导致劳动者无法得到补偿的消极结果。
四、结语
破产程序中的劳动合同解除关系到劳动者就业生存权和企业的用工自主权,法律不仅要关注职工权益保护,也要保障破产程序价值的实现。但目前破产法和劳动法在合同解除制度方面的衔接并不顺畅,导致司法实践未能充分平衡劳动者保护与破产程序效率之间的关系。应当在保证破产程序有序推进的基础上,运用领域法学研究范式合理限制管理人解除权、放宽劳动法解雇制度和解雇保护制度,协调破产法和劳动法的合同解除规则。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8条解除劳动合同,可以适当突破劳动法上的解雇保护制度。但是管理人应当履行劳资协商义务,接受行政劳动部门的监督。经济性裁员制度要从破除适用情形的重叠与缺失、明确进行重整和生产经营严重困难的内涵两个方面完善,以化解实践中法律适用混乱、解雇标准不一的问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产生的赔偿金兼具补偿性和赔偿性,具有补偿性的一半予以优先清偿,另一半具有惩罚性而劣后清偿。此外,破产程序中劳动合同的基准日应为破产宣告之日,《企业破产法》第18条视为解除合同的规定并不适用劳动合同。
参考文献及注释
[1]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第108条。
[2]参见韩长印:《破产法学》,中国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
[3]最高法公布2023年1-9月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显示二审开庭率为24.7%。
[4]章某某、张家界晟昊置业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08民终419号。
[5]广东巨星影业有限公司、彭德海劳动争议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1民终19580号。
[6]上海易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张蓝心其他劳动争议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1民终10428号。
[7]比如张福元与北京天擎化工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3民终13736号。
[8]张正福等诉温州忠义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浙03民初370号;张泉溪、泉州市达顺新晟投资有限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闽05民终1171号。
[9]华美玲与湖南意谱电动系统有限公司、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0302民初364号。
[10]王勇京、盛泰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民事案,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鲁05民终2282号。
[11]徐柯香与沈阳恩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辽01民终8362号。
[12]康玉梅、四川立生医药贸易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07民终662号。
[13]安丽、东莞众明电力有限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1971民初31814号。
[14]王大庆与北京万源工业有限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京0107民初10070号。
[15]蔡会、广东阳江龙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17民终704号。
[16]唐孝林、成都城南之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川01民终366号。
[17]参见[美]大卫·G·爱泼斯坦、[美]史蒂夫·H·尼克勒斯、[美]詹姆斯·J·怀特:《美国破产法》,韩长印、殷慧芬、叶名怡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5页。
[18]毕建华、山东滨州新天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济补偿金纠纷案,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鲁16民初102号。
[19]蔡会、广东阳江龙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17民终704号。
[20]唐宏至与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申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2181号民事裁定书。
[21]北京本生天宇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与王建芳劳动争议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1民终2504号。
[22]贵州华电华和能源有限公司、付俊劳动争议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民终538号。
[23]封瑶宇与南阳市兴合棉花有限公司、南阳市兴合棉花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劳动争议案,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13民终2318号。
[24]程元元、河南省新乡市第二机电设备总公司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07民终5046号。
[25]参见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栽《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
[26]参见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27]职工权益保障问题曾在中国破产法治化进程中一度处于核心地位,虽然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雇佣制度的逐步规范化,职工权益保护问题在破产法起草工作的影响逐渐降低,但劳动者权益保障在企业破产时仍具备必要性。参见陈夏红:《从核心到边缘:中国破产法进化中的职工问题(1986-2016)》,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28]参见王欣新:《谈破产企业劳动合同的终止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12月17日,第7版。
[29]张世龙、淮南志高动漫文化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皖04民初218号。
[30]参见余钟波:《简明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3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解读与案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32]鲁国强与上海航星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218号。
[33]抚顺大伙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与徐志杰劳动争议案,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辽04民终1194号。
[34]参见黄丽娜、杨晓宁:《经济性裁员优先留用条款之检视与完善——基于62份司法判决之实证研究》,载《法治社会》2020年第1期。
[35]《北京市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第2条。
[36]参见邓小梅:《经济性裁员法定事由研究——基于2012-17年公开的199个判决》,载《民商法争鸣》2019年第1期。
[37]参见李援、李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38]参见冯辉:《破产债权受偿顺序的整体主义解释》,载《法学家》2013年第2期。
[39]参见陈晴:《我国破产程序中的劳动债权保护评析》,载《求索》2007年第8期。
[40]参见李乐敏、王荣江、傅梦露:《管理人审查确认职工债权若干法律问题探析》,载《破产法论坛(第15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302页。
[41]参见王欣新:《<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要点解读》,载《法治研究》2019年第5期。
来源:浙江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