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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志坚 王静 陆亚东 | 绿色原则对破产程序的形塑及其适用展开

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之

构建绿色破产制

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并要求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对破产制度的发展完善作出重要部署。如何在破产程序中彰显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责任,将民法典确立的绿色原则融入破产程序,是新时代破产法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在我国破产审判实践中,一些法院已经开始关注破产企业环境责任的落实和环境债权的保护问题;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14号指导性案例确立了破产重整案件中环境治理费用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认定规则。本期特别策划展示了法院在处理破产法与环境法的冲突以及构建绿色破产制度方面的有益探索,为有效应对企业破产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围绕企业破产法的修改与环境法典的制定进行相应探讨。

应用

2024年

12月策划

系列文章之一

绿色原则对破产程序的

形塑及其适用展开

文/姚志坚王静陆亚东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将绿色原则全面融入破产制度,对破产程序进行绿色化改造,是民法典绿色原则对破产法的形塑,也是贯彻优化营商环境新要求的体现。破产程序中全面贯彻绿色原则,应当在实体上构建包括绿色重整程序、破产财产处置的绿色化、环境债权的保护顺位在内的支撑绿色发展的规则;在程序上构建破产企业生态环境的审查识别、管理人全面调查处置等规范;在机制上构建破产与环境资源专业审判协同、府院联动专项协作以及管理人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的保障机制,使绿色破产的理念与功能发挥在破产程序内实现自洽。

目次

一、理念革新:绿色原则对破产制度的形塑

二、机制构建:破产程序贯彻绿色原则的实体判断

三、程序展开:破产程序贯彻绿色原则的规范运行

四、专业协同:破产程序贯彻绿色原则的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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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国之大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具有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价值功能。破产法理所当然地承担了促进和保障绿色发展的重要使命,但现有破产法律制度尚未能有效回应全面绿色转型的要求。在民法典绿色原则全面确立的背景下,如何将绿色原则融入破产程序,有效应对企业破产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应当在破产程序中全面贯彻绿色原则,构建体系性的绿色化规则。

一

理念革新:绿色原则对破产制度的形塑

(一)破产法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的要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企业破产机制,对破产制度的发展完善作出重要部署。加快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新形势下的破产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破产法是时代的产物,其制度发展也需顺应时代潮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破产法的立法宗旨经历了从债权人本位,到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债权人、债务人与社会利益共同本位、多方共赢的变化过程。因此,破产制度的发展必然更加注重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应当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为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更加有效的回应。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生态文明对法律制度体系及内容产生深刻影响,其集中体现在民法典确立了绿色原则。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明确规定了绿色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该原则亦体现到民法典的相关具体条文中。作为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创新,绿色原则是立法上着力构建的显性原则,不仅发挥着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更是发挥着司法裁判功能的强制性原则。民法典通过绿色原则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进行调整和规范,这反映出生态文明背景下法律制度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回应。

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社会突出的时代性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要求坚持全面转型,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企业破产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但又未受足够重视的问题。破产程序作为公平清理企业债权债务的概括程序,充分考量破产的经济利益,尚未能对破产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全面回应。转型期破产重整的需求大幅增长,转型失败的企业也需通过及时清理债权债务退出市场,破产程序中涉及环境问题将会大幅增多。从破产法的功能定位和调整对象来看,有着更为明显的社会本位,必然要更加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绿色原则将生态环境这一传统破产法外部性因素纳入破产法保护范围,将对破产制度的理念和规则进行拓展。

在环境问题的处理上,确立破产法社会利益本位的多元化价值目标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绿色原则的立法明确是我国民法绿色化转型的基础和根本动力,应当在此框架下理解和推动破产法上绿色原则的落实。按照民法典对绿色原则的全面贯彻,破产法首先应将环境利益视为应当重点保护的利益。在此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在破产法的绿色化维度上,应当在进行破产法理念的绿色化形成基础上,与环境法进行协调和互动,尊重并在一定程度上容纳和体现环保优先的价值目标,关注和应对企业破产带来的环境保护和责任承担问题。民法典的绿色原则通过在民法典的相关具体条文中具体展开形成民事活动中的绿色义务,如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三款规定了合同履行中的绿色义务,即“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通过将环保义务转化为对当事人有约束力的合同义务,实现在合同法领域对绿色原则的贯彻落实。因此,破产制度的绿色化应当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破产法并转化成规制破产活动的法律规则,对破产程序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作必要的调整,是顺应民法典绿色原则在破产法中的实现,也是破产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

(二)营商环境对环境保护的新要求

世界银行将营商环境定义为“企业无法控制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对企业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行为有着重大影响”。其评估强调的是营商环境的外部性(即制度造成的)及重大性(对企业有着重大影响)。按照世行新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主要关注经济体的规则框架、向企业和市场提供的相关公共服务,以及规则框架与公共服务在实践中相结合的效率,其主题按照企业的生命周期以及企业在开办、经营(或扩张)以及关闭(或重组)时参与市场的情况进行,企业破产是其重点关注的最后环节。

作为优胜劣汰市场机制坚定捍卫者的破产法,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淘汰缺乏生产力的企业,使无生存能力的企业高效快速退出,为更具生产力的企业让路,这对经济的重振发挥着重要的周期性作用。一个高效的破产框架的目的在于确保无生存能力的企业得以迅速清算,而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则通过可持续的方式得到有效重组。按照世行新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中的社会效益评分办法,如果某一指标的影响超出企业自身并延伸到社会公众关切的领域,如环境保护、职工福利、市场竞争、消费者保护等,则该指标将在社会效益下进行评分。显然环境保护问题在破产程序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已经引起各方的关注和重视。

在营商环境中,破产中的环境义务已经作为重点评估内容。相较于之前的评价要求,增加了对环境保护的评估,内容包括对重整和清算程序是否妥善处理环保问题、遵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评价,确保企业破产后即使公司股东或管理层变动、资产转让和企业注销,相关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也不会落空,同时提出要保障与环保有关债权优先权。营商环境通过对企业破产中环境义务的强调,确保企业破产作为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环,仍然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在市场主体的环保责任方面形成闭环。例如,明确在指标清算和重整程序的子指标中,增设环境债权优先性的评价指标,作为破产程序中的基本组成部分,要求破产程序考虑在环境诉讼等公共利益方面对特定债权人的优先性。

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企业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当企业陷入破产困境时,可能还涉及环境问题,影响着环境利益保护和生态环保目标的实现。破产程序作为企业履行生态环境治理责任的最末端,如果遗留了治理问题或者环境损害责任等,将导致企业的环境责任最终转嫁给他人或公众承担,有悖于公平原则。因此,营商环境对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的考量必然要求企业破产履行相应的环境责任,在破产程序的规则上加以绿色化形塑,对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二

机制构建:破产程序贯彻绿色原则的实体判断

(一)在重整程序中全面贯彻绿色原则

绿色原则要求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升级,为绿色发展提供动能,而这与重整程序的挽救效能及其所追求的制度价值相得益彰,破产程序的绿色化首先应当贯彻到重整程序中。

1.程序选择的绿色化导向

重整是指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破产原因但又有挽救希望与挽救价值的企业,通过对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协调,强制性进行营业重组与债务清理,以使企业避免破产、获得更生的法律制度。重整制度集中体现了破产法的拯救功能。重整具有债务清偿与企业重组结合、私权保护与社会利益协调的特点,重整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之一亦源自于公司社会责任理论。重整程序不仅可以更好地维护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正当权益,而且可以防止出现企业连锁破产、职工失业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破产法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不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一特点在破产重整中尤为明显。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亦被视为重整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价值目标。

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破产重整本质上是挽救企业的再造型债务解决制度,是对破产企业资源的重新整合利用,其制度本身即具有绿色发展的价值内涵。因此,破产重整与生态环境保护在价值层面具有一致性,绿色效益属于重整制度可以实现的社会利益中的重要内容。重整制度应当从更多追求经济效益,到更注重追求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效益。在重整程序的适用上,注重发挥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的功能,以绿色化为导向,将绿色效益作为是否应当适用重整程序的重要考量因素。

当然,重整程序也不能被无原则地滥用,对不具有重整价值和挽救可能的企业盲目进行重整,将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企业显然是缺乏挽救价值的,对于属于高污染、高排放等落后淘汰产业的,应当运用清算方式及时出清,实现优胜劣汰。

2.绿色重整价值的识别

重整价值的识别是重整制度的适用基础。《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破产审判纪要》)第14条明确要完善破产重整企业识别工作机制,提出了债务人的资产状况、技术工艺、生产销售、行业前景等因素。以往各地法院在实践中对重整价值的判断主要基于对社会价值以及经济效益的考量,并未明确将绿色价值作为独立的识别因素。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背景下,绿色蕴含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应当加以充分挖掘。实际上,技术工艺、行业前景等因素中均内含着绿色价值因素,如技术工艺是否有利于降碳减污、行业前景是否符合鼓励的绿色新型产业等,所以上述企业重整价值识别机制中包含着绿色价值识别的内在要求。

重整价值更多是一项价值判断标准,而非事实判断标准。相对于经济利益,环境利益优先保护是我国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和价值选择,重整程序应将环境利益视为重点保护的利益之一,应当将绿色价值纳入到企业重整价值的识别中。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路径选择。在重整价值的绿色识别中,主要审查的是对债务人的重整可以实现的绿色价值,一般可以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污染治理修复方面的价值。对生态环境本身的保护是破产程序绿色化最本源的内涵,通过重整可以解决企业污染,如将污染程度、可修复方案等作为具体识别因素。例如,指导性案例214号上海某某港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案中,将涉流域港口码头经营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实现重整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通过重整及时消除影响码头经营许可资质存续的环境污染状态。

二是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方面的价值。绿色原则要求企业推广节能低碳,减少污染排放,通过重整可以对困境企业的传统产品技术进行绿色改造转型,如将产品类型、环保标准以及引入资源等作为具体识别因素。例如,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中,利用重整程序可以帮助企业对农药产品、技术进行升级改造,符合国家关于农药行业的新要求,实现新的绿色经济发展点。

三是扶持绿色新型产业发展方面的价值。新质生产力需要绿色新型产业提供新动能,遭遇暂时性困境的绿色低碳企业,可以利用重整程序脱困重生,发挥绿色导向的鼓励帮扶作用,如可以将产业规划、业务类型以及经营方向等作为具体识别因素。例如,在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新能源动力系统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中,公司主营业务为新能源电池的开发和销售,属于高新技术企业,通过重整可以帮助困境企业涅磐重生,维系新能源业务。

3.绿色重整经营方案的制定落实

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是重整制度的核心。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一条关于重整计划草案内容的规定,可以看出重整计划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对企业债权债务关系的解决,其二是对企业经营的重整挽救措施。可见,重整经营方案和债权清偿方案是重整计划的核心内容。商事重整的基本理念在于,通过对债务人的继续运营来获得超过清算价值的运营溢价。重整计划不仅是简单地对企业的原有业务资源进行整合调整使企业暂时摆脱困境,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入新的资源,挖掘新的经营增长点。“破产重整对债务人经济再生的关注”被视为“破产程序现代化的标志”。而这主要依靠经营方案来实现,因此,重整的绿色化集中体现在绿色经营方案的制度和落实上。

首先,需要确定企业的绿色权益。一般债务人的资产如不动产、股权等均可以作为重整资源,而企业的绿色权益亦是重整资源的重要部分。生态环境资源虽然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部分以有体的形式存在且能为人力所支配,但从权益角度而言,具有不特定、不独立的属性,有时不能成为民法上的“物”。这导致企业持有可以作为重整资源的绿色权益,不同于一般有形的企业资产,不易被识别,且其市场价值难以用一般方式确定。例如,企业持有的相关生态环境方面的资质、许可等,在价值判断上需综合考虑其在相关行业中的稀缺性。针对此种权益,可以结合征询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的数据资料和专业意见以综合判断其是否存在有用性、稀缺性以及相应的评估依据。例如,在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法院审查发现公司持有的《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登记证》两项市场稀缺许可具有价值,经会同安监、环保等多部门开展专业论证,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充分保护了资源环境要素。此外,随着绿色低碳产业链的发展,国内的环境权益行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环境权益交易市场逐步健全,例如,南京市玄武区与北京绿色交易所合作,建设北京绿交所(南京)绿色公共服务中心,破产程序中可以借助于此类专业绿色交易市场进行企业绿色权益的价值判断和推介。

其次,在重整投资人招募中落实绿色要求。企业困境挽救通常需要引入投资者进行资金支持,债务人能够获得在企业管理、业务协同、资源支持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重整投资人,将为脱困重生和破产处置带来巨大支持。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和遴选是破产重整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是人民法院审查和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的重整实践充分表明,能否引进合适的重整投资人对于重整企业能否真正实现清偿债务和业务转型的双重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重整有效性的角度,重整方案应当避免简单的对原有经营和业务的整合,吸进新的资源投入,通过投入资金、资产帮助企业彻底实现脱困。破产重整亦是新一轮的招商引资,为契合重整投资的实质性和匹配度,应当全面及时向意向投资人披露企业绿色权益的类型及其价值依据,加强企业与意向投资人在企业重整有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绿色经营要求方面的信息沟通,引导投资人明确环保经营方案和环保承诺事项,确保投资符合绿色要求。如前述上海某某港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案在招募投资人过程中,除关注投资人本身资金实力与企业背景外,还关注投资人在码头绿色经营上的意愿和能力,经两轮市场化公开招募,引入投资人投入资金8700余万元。

最后,因地制宜推动落实绿色经营方案。绿色经营方案必须对方案内容作出生态环境上的约束,从绿色化发展要求出发,以符合生态环境标准为条件,追求绿色价值的实现。经营方案中应当处理好涉及的污染治理修复事宜、业务转型升级以及新业态的投入发展计划等,结合企业绿色权益的开发利用,确定投资人的类型选择与投资方式,因企施策完善经营方案,通过绿色经营方案为重生企业持续提供绿色动能。重整计划执行应按照方案安排在动态的过程中全面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如前述某农药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案中体现了将绿色原则纳入到重整经营方案的制定、执行全过程,根据国家对于农药行业经营发展的新要求,在绿色经营方案的推动落实过程中,引入新兴绿色产业入场,助力新品研发引进,提高环保新型产品占比,利润增长稳步上升。

(二)破产处置中的绿色原则

将绿色原则纳入破产程序,在确认破产财产经济属性的同时,应当承认破产财产具有生态的属性和价值,这种绿色价值在破产中应得到充分的保护。

1.接管识别机制

破产实践中,生态环保方面存在着权益不明、义务不清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保护是复杂的社会化问题,很多时候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不易被发掘,不仅是生态环境权益的识别机制不足,权益受到损害后未能及时发现和控制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也难以识别,阻碍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开展。由于缺乏对生态环境权益的有效识别,破产程序中容易造成负面影响,这也是国内外破产实践中具有的共性难题。

破产财产的生态价值应当在理念上得到重视,以破产企业涉及的具有财产价值属性的生态环境权益为例,破产企业往往有各种财产需要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处置,绿色资源的类型和价值不宜识别,容易造成忽视,这不仅会降低破产财产价值,损害债权人利益,也易造成环境资源的贬损和浪费,甚至可以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引发相应责任,因此,在破产程序中应当加强对破产企业资源环境要素的识别。有法院在破产实践中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出台的《关于强化绿色破产理念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举措(试行)》中第5条规定,加强对破产企业资源环境要素的识别,参考征询有关部门、行业协会或组织专家论证等方式对其市场化价值进行合理评价,以确保依法开发保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与生态环境局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破产审判涉企业环境权益保护备忘录》,具体针对环境权益识别、环境资产处置等内容建立合作机制,协调环境部门加强指导。破产审判肩负着推动资源配置的重要职能,可以将破产企业生产要素投入市场再次配置,将闲置的资源重新盘活,发挥其应有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健全资源环境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体系”,通过市场化交易将资源环境要素价格显性化,不仅有助于在全社会彰显资源环境有价的理念,也有助于以市场化交易形成的资源环境要素价格为指引,将有限的资源环境要素进行优化配置。需要注意的是,在识别机制中需要加强法治支撑和保障。以碳排放权为例,为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运行管理,国务院于2024年1月公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适用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规定了碳排放权交易可以采取的方式,并明确了法律责任。

2.绿色化处置机制

破产分配的核心问题即“谁可以分得什么”,所以破产财产在破产案件中至关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对该问题中的“什么”具有确定作用。破产财产的管理和变价处置是破产程序的基本内容,破产程序概括清偿债权债务关系的功能依托于破产财产处置的完成。企业破产法规定了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是管理人依法履行的职责之一,但这种管理处分并非毫无限制,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破产使得公司的剩余控制权转移到债权人,债权人是破产程序的最终利益主体,故管理人履职要对债权人负责。债权人会议的职权内容包含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因此,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应当针对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制定相应的方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管理人依法执行相应方案。

破产企业相关生态环境权益,亦需要在破产程序中完成处置,依法可以由管理人纳入到相应的债务人财产管理、变价方案中,或者针对重要事项制定专门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并由管理人按照经表决通过的方案执行,做好后续工作。需要注意的是,破产财产的绿色价值,不仅对管理人的管理处分职责提出要求,还延伸出相应的生产环境保护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在方案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落实好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如破产财产处置时在生态环境方面有专门要求的,管理人应当在拍卖公告等材料中作出全面如实披露并重点释明,消除环保安全隐患。例如,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针对破产财产处置中机器设备涉及对金属“镓”的粉末进行危废处置,法院在设备拍卖前要求管理人对可能涉及的环保问题向当地管委会备案,在拍卖公告中将设备可能涉及的安全、环保、施工资质等问题予以重点提示,确保信息全面如实披露并重点释明,消除环保安全隐患。

(三)环境债权的保护顺位

破产法作为程序法,是债权人寻求对债务人财产“公平”分配的团体清理程序的依据。当企业陷入破产困境时,因为环境问题所要承担的环境法律责任,就成为相应的破产债权,需要按照破产法规定进行清偿。世行营商环境评价亦着重强调了保障环境债权的优先性,因此破产程序的绿色化中,应当对环境债权的类型顺位提供确认规则。

破产法的核心功能在于其作为概括的债务清理机制,能够促进效率以及分配正义的实现。但是,破产法上的公平清偿并非使所有债权人处于同等的受偿地位,为了达成实质上的公正,各国破产立法都根据各种债权的性质差别而予以区别对待,规定了各类债权的顺位。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了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次主要按照职工债权、税款债权、普通债权的顺序清偿。然而,近年来环境债权的特殊性不断凸显,冲击着现有清偿顺位结构。应当结合公共政策考量内容和实质性公平原则,从债权形成的时间和原因、债权保护利益的性质、债权产生的主观方面以及债权人的自身情况等维度对环境债权的优先受偿性进行分析论证。

一是关于应当优先清偿的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的顺位。按照破产法的规定,破产费用一般是破产程序中为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各项费用,而共益债务是在破产程序中为全体债权人利益而由债务人财产负担的债务。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涉及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但不同之处在于破产费用一般是可预测的常规性程序支出,由管理人在破产财产中随时支付,而共益债务一般是非常规性的支出,需要经过事先审查设定。破产债权形成的时间一般以债权申报时点为界限,申报之前形成的债权为一般破产债权,之后形成的债权则属于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形成原因是为了保证破产程序顺利进行或维持、增益破产财产。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对于企业需要履行的环境义务应当依法处理,对破产企业存在的污染风险进行应急处置,该项工作具有必要性、紧迫性,若不及时处理,不仅会损害破产企业利益,也会破坏社会公共利益,此种工作涉及的费用支出具有特殊性。如在管理破产财产过程中对其中的污染风险进行应急处理而产生的费用支出,属于管理债务人财产的费用,且发生在企业破产之后,符合破产费用的属性。很多情况下在对破产企业污染问题进行处理过程中会涉及检测、修复或处置等费用,企业可能一时无力支付,但这些费用又属于必要支出,在管理人按照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方案开展上述治理工作中可以约定将相关费用认定为共益债务,此类债务用于解决债务人财产存在的环境风险损害,为社会公共利益所必须,亦对全体债权人有益。

对于因破产企业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应急处置等产生的相关费用应当依法保障,放在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中优先受偿,避免因费用影响及时消除污染,甚至出现因缺乏费用导致存在污染的企业财产未予处置而在破产程序之后产生环境污染。若对处置费用未予优先保障,将影响处置的有效性和积极性。例如,在InreOkl.RefiningCo.,arefinery案中,鉴于清理费用至少将花费250万美元而该财产清理后估价仅为10万美元,炼油厂的破产管理人决定放弃该财产。具体而言,对于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因需要履行环境义务而产生的债权应该具有优先顺位,这里包括已经产生污染但未发现,进入破产程序后才发现的、需要对持续性污染立即处理而产生的债权。指导性案例214号的裁判要点中载明,管理人请求将相关环境治理费用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域外的破产立法或司法实践中也多对此类费用赋予优先受偿权,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Midlangtic案的判决,被认为赋予了申请后的清污费用债权以第一优先顺位,即便该债权的成立原因可以追溯到申请之前的排污行为。该案确立的“临近且可确认”标准指明了环保应急处置的直接性和重要性,这也是破产程序中必须处置的环境责任。例如,在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因该公司存在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和处置问题,法院监督指导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关注债务人的环保责任,协调股东共计垫付1385万元用于危险化学品处置,并作为共益债务处理。

二是关于环境损害赔偿债权的保护顺位。若破产企业存在环境污染可能对外造成环境损害、侵权损害等环境侵权问题,引发损害赔偿债权。破产债权所保护的利益性质有一种界分是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这两种利益的保护也有先后之分。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并未对此加以区分,《破产审判纪要》第28条对于清偿顺序的规定,提出了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私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的顺序规则,并提出人身损害赔偿债权可以参照职工债权的顺序清偿。我国法律对于涉及职工生存权、发展权的债权设置了倾斜性保护条款,因环境侵权导致的人身损害之债在法理上与生存权发展权并无较大差异,且不能将该由企业及社会公众承担的污染整治成本转嫁给无过错的个人,故对于人身损害赔偿债权可以参照职工债权的顺序清偿。因此,由破产企业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造成的、债务人破产受理前欠付特定主体的人身损害赔偿金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给予相应优先性,除此之外的对财产损害的赔偿金则按照普通债权清偿。另外还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对于企业破产前已负担的环境责任形成的损害赔偿债权,还可能存在对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责任,如司法实践中的生态补偿修复等责任。破产法的社会本位,决定了其注重保护公共利益,公益性是环境保护最显著的特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债权所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在其保护顺位上应当适当考虑。当然生态补偿修复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具体到责任履行方式和优先保障程度,需要结合破产企业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并均衡对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保障。

三是关于惩罚类环境债权的顺位。关于惩罚类债权的清偿,企业破产法未有明确规定。《破产审判纪要》对此作出规定,破产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后仍有剩余的,可依次用于清偿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惩罚性债权。根据法律的一般原理,违法行为发生后,法律的首要目的是恢复原状,然后才涉及对侵害人进行惩罚的问题,因此,《破产审判纪要》确定了补偿性债权优于惩罚性债权的原则。对于破产受理前欠付的涉及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债权,应当作为劣后债权,如破产财产在清偿完普通债权后仍有剩余的,再对其清偿。

三

程序展开:破产程序贯彻绿色原则的规范运行

(一)破产审查阶段“法院审查+企业报告”

破产程序的启动主要属于私法调整之范围,国家不宜过度干预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利,故现各国破产立法之趋势以申请主义为主。我国企业破产法采取的正是申请主义的原则。债务人发生破产原因的,债务人、债权人等主体可以依法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破产申请的提出依法需要提交相应的文件材料,由法院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予以受理,进入破产程序。

破产程序的绿色化运行,首先的阶段在于破产申请审查环节。破产程序应当是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而出现困境的企业提供妥善解决的程序规范,并防止企业利用破产程序而逃避相应的环境责任。鉴于企业在进入破产程序前可能已存在较长时间的人去楼空、经营停止等状态,若企业前期的生产经营存在环境问题未及时处理,或者因无人管理而尚未发现,容易造成污染风险。为避免企业的环保主体责任落空,防范出现环境污染隐患,应当在破产申请审查阶段加强企业生态环境问题的审查。

债务人企业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其应当履行相应义务,充分主动披露企业生态环境信息。美国针对企业主隐瞒环境污染逃避损害赔偿的行为,要求企业在破产申请的同时必须提交环境影响评估证明,避免规避环境责任的情形发生。破产程序需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实施债务人报告、法院审查等多种机制创新。为有效开展审查工作,亦便于企业履行报告义务,法院可以在破产审查阶段,根据重点审查事项制作企业生态环境情况申报表,以要求企业填报要素式表格的方式,对破产企业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审查识别。根据企业申报的所属行业、区域等信息进行重点“行业+地块”的生态环境问题识别,如对于化工园区的企业一般需要重点审查环保问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亦对化工园区等重点地块进行土地污染重点监测。此外,一些行业具有特殊性,不易了解其可能存在的环保风险类型及其对应的主管部门。例如,在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妇产医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管理人在接管清理债务人财产时发现存在医疗废物,针对医疗废物的特殊性,法院指导管理人及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后根据卫生健康部门现场检查,才得以明确医疗废物的依法分类处置方案。因此,通过企业生态环境情况申报表,可以为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调查识别破产企业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线索,同时也能防止企业通过破产程序逃避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和损害赔偿等责任。

(二)破产推进阶段“全面核查+依法处置”

企业的生态环境并非处于静止状态,相伴资产处置和继续营业等破产程序的推进,其生态环境继续以动态方式发生着变化。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相应的管理组织发生变化,原有的企业防范处置环境风险的机制失灵,在破产程序进行中的风险防范问题更加突出,需要加以规制。“管理人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各方利益,又不完全代表任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其具有利益上的中立性,以超脱于任一方当事人的身份介入破产事务。”因此,破产程序推进阶段的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管理人的全面履职。首先,这是管理人在破产事务中独立性、中立性和专业性的必然要求,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其次,生态环境义务与破产财产的管理、处分息息相关,这亦是管理人职责中的核心内容。

围绕管理人绿色义务的履行和监督,应当完善相关的程序规范,具体程序要求可以从如下方面展开:

一是核查。管理人应该全面调查核实破产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生态环境问题亦属于应当全面调查核实的重要内容。破产企业申报披露的信息为线索,辅之以重点领域排查、现场检查以及走访当地主管部门等方式开展核查工作。核查的目的在于充分发现问题,及时预防风险。

二是报告。前文已述及破产程序中的管理和处分行为应当按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开展,经核查发现破产企业生态环境问题的,管理人应当及时履行报告义务,向法院报告接受监督指导,向债权人会议报告更是破产程序中信息披露的要求,债权人作为利益主体,应当充分了解相关情况。此外,应当向生态环境有关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报告,接受环境保护行政领域的监督管理。

三是处置。生态环境保护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使得国家专门分门别类地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明确了强制性规定。如关于固体废物的处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固体废物的各种类型及相应的管理、处置规定了全流程的程序要求、责任主体以及监管部门。破产企业若涉及固体废物处置,亦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管理人向主管部门报告后,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依法开展专业化处置。

四是检测评估。生态环境治理修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治理修复工作的结果应当依法经过专业检测评估以确定污染修复的完成。例如,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包括修复效果评估,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另行委托有关单位进行评估,并将效果评估报告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且,在法律规定情形下的土地使用权变更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当作为不动产登记资料提交。因此,管理人在依法完成处置后,应当及时组织检测评估,经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完成治理修复工作,之后才能对相应的破产财产进行处置变现。

在南京江北新区法院审理的某化学品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案中,因公司从事农药助剂等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销售,管理人核查发现破产财产处置中涉及化学原料处理、农药助剂生产装置拆除,经向法院、债权人会议报告后,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管理人制定了包含设施拆除和污染物处置的方案。完成生产装置拆除和污染物分类处置后,委托专业机构对土壤污染状况出具调查报告,经土壤监测合格,全面完成生态环保义务。

四

专业协同:破产程序贯彻绿色原则的机制保障

(一)统筹破产与环境资源专业审判

生态环境问题综合性高,对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务和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与时俱进,为运用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涉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具有诉讼类型多元、修复需求多样、责任方式复合、专业技术性强等特点,对专业化审判的需求更高。例如在涉及环境资源责任方面,各地人民法院探索适用、持续用好补植复绿、技改抵扣、碳汇认购等具有恢复性、修复性特点的司法举措,为不同类型的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保护提供全方位修复选项。

在法院内部,不仅要加强专业化审判建设,更要加强专业审判协同。破产审判在破产案件办理方面具有专业化,但是面对破产程序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破产审判的专业性需要得到支持帮助。因此,在破产程序的绿色化方面,应当统筹破产审判和环境资源审判的专业性,发挥专业审判协同优势,为破产程序提供环境资源的专业意见。在涉及破产企业的衍生诉讼上,注重创新裁判执行方式,推动企业落实生态环境责任,同时坚持恢复性司法,促进破产企业主动采取环保整改、技术改造等措施,帮助企业进行生态化改造。

(二)建立绿色破产府院联动协作机制

破产程序所涉及的相关主体较多,法律关系复杂,处理不当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积极妥善地审理好破产案件不仅需要严格遵循现有法律要求的程序,更需要各方的配合。目前我国有关破产法市场化实施的各种社会配套法律与制度远未建立完善,现行大多数制度是按照企业持续正常经营而设计的,对破产企业的规定较少,相关立法与制度的供给存在明显不足,未能充分发挥破产制度的功能价值。破产案件涉及多方面社会权利、社会资源的配置和调动,需要作为公共职能主体的政府积极履行政府职能,为企业再生提供服务。

2019年10月22日,国务院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首次在国家层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地方人民政府应在破产工作中有所作为,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建立企业破产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企业破产过程中涉及的有关问题”。这一条款的规定系国家在顶层制度设计的角度对府院联动机制的肯定,为府院联动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通过府院联动,政府能够积极履行社会保障和秩序稳定职责,破产制度得以有效实施。

随着市场化、法治化破产理念日益增强,市场主体对破产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为加快健全破产府院联动机制,需要针对办理破产中的堵点难点,不断细化府院联动子机制,切实增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尚缺乏广泛探索,有必要充分发挥企业破产府院联动机制的优势特点,建立绿色破产协作机制。已有法院开展积极探索,如南京中院联合南京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应急管理局共6家单位共同会签《关于坚持绿色破产协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实施要点》,构建破产审判与生态治理有机融合的专项府院联动机制,有效解决了企业破产情况下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管职责和管理人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在履行上的障碍,畅通了破产企业生态环境治理的府院协作。而浙江省杭州地区法院创新探索的“生态e治”数智化平台,在具体领域聚焦破产程序中的危险废物识别、处置、监管以及费用解决等难题,以数字化方式提升危险废物处置的协作效率。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深化府院联动,作为一项子机制方面的全新深入探索,为破产府院联动建设拓展了新的领域。在绿色破产协作机制项下,法院监督指导管理人与生态环境有关主管部门及时对接,协调相关主管部门在履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范围内对管理人予以指导与协助。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能够在破产企业生态环境治理的调查、报告、处置以及费用解决等方面给予管理人有效帮助,同时也对管理人的履职工作依法监管,确保环保安全。

(三)明确管理人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

管理人是破产程序的主要推动者和破产事务的具体执行者。管理人的能力和素质不仅影响破产审判工作的质量,还关系到破产企业的命运与未来发展。破产程序的绿色化规则构造归根到底需要管理人的工作来落实。传统破产法上,管理人作为破产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其主要职责在于管理、处置破产财产,对债权人依法进行分配,法律并未明确规定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责。但是,企业破产后,管理人全面接管破产企业,原有的企业管理已发生变化,但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利益仍然存在,企业破产仍需要相应主体履行责任,做好环保的最后一环。若是管理人缺乏这方面的意识,难免造成破产程序中对此的疏漏。

对生态环境的破产保护,其功能应涵盖预防和救济两个方面。生态环境损害的潜伏性、复杂性、不可逆转性、难以完全修复性等特点决定了破产中预防重于救济。破产实践中,往往忽视了破产过程中新发生损害的预防处置。事实上,破产企业存在着因管理和资产处置等行为引发新的生态环境风险和既有损害扩大事项,这也涉及管理人勤勉尽责的问题。

域外破产实践有较为系统的明确生态环境义务的承担责任。例如澳大利亚,针对不同类型的财产管理人和破产清算人作出了详实的生态环境义务配置。这些对我国破产程序绿色化中的生态环境义务规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绿色破产的机制保障中,充分发挥管理人的作用,应当提高管理人的绿色破产理念和意识,明确管理人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完善相应职责,推动破产程序对绿色原则的全流程贯彻。如在南京中院指导下,南京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制订《管理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指引(试行)》,以管理人行业指引的方式规定了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涉及破产企业环境权益识别和处置、环境风险排查和预防以及生态环境责任追究等工作流程,明确了破产程序中管理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义务。

破产程序中全面贯彻绿色原则的有效运行需要相应的机制保障,而运行效果离不开各方合力加强专业协同的保障。正是基于这一制度和实践需求,为做深做实绿色破产,南京中院依托《关于强化绿色破产理念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举措(试行)》,创新破产审判机制,统领前述专项府院联动机制、管理人工作指引形成合力,在全国率先推出破产审判规范、府院联动机制、管理人行业指引“三位一体”的绿色破产南京模式,构建起法院、行政机关、管理人三方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的绿色破产工作格局,凝聚合力共同助力困境企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结语

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涵,也关乎企业的生存发展。绿色原则要求法律制度的变革以适应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破产程序中对绿色原则的全面贯彻,是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下破产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丰富了破产法的社会价值。破产程序应致力于经济效益和绿色效益的平衡保护,实现破产程序的绿色化构造,助力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破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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