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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光:福昌电子,预重整制度的中国样本

作者: 时间:2018-11-09 阅读次数:21 次 来自:破产法评论

一、案情介绍

(一)福昌电子基本情况介绍

深圳市福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昌电子)系大型民营制造型企业,主要从事通信和消费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平均年产值在10亿元左右,平均年营业额3.5亿元,聘用员工近4000人,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供应商。而且它的上下游关联企业500多家,带动了好几万人的就业。2014年,福昌电子还有营业收入4.59亿元、净利润1905万元,纳税1758万元,资产总额7.25亿元。

 

2015年10月8日,福昌电子突然发布《关于公司放弃经营及涉及员工权益的通告》,宣布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决定即日起停止生产、放弃经营。当时的公开报道称,福昌电子资金缺口8000万元,欠供应商债务2.7亿元。福昌电子的突然倒闭,引发了业内一片哗然,令供应商和员工不知所措,引发500余个供应商和3700多名员工激烈维权。

 

(二)法院审理

2015年11月12日,债权人以福昌电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严重资不抵债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申请重整。该案2015年在手机生产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手机制造业走进“寒冬”的大讨论。

 

2015年11月13日,深圳中院为赢得重整时间,参照市场经济较为成熟国家的经验,作出《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决定在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之前,采用“预重整”方式审理。2016年6月29日,深圳中院裁定受理福昌电子破产重整案。2016年8月10日,福昌电子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2016年11月9日,深圳中院裁定确认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等308位债权人的债权,确认债权总额人民币409,844,768.28元。2017年1月17日,福昌电子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并于会上讨论重整计划草案,但普通债权人组表决未获通过。2017年3月21日,经各方沟通协调,福昌电子重整计划草案依法获得投票通过,该破产重整案完成相关核心工作。

 

在此期间,深圳中院通过随机摇珠程序,指定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进场辅助企业推进重整。一方面管理人厘清福昌电子债权债务情况,为后续资产评估及制订重整计划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与福昌电子股东及代表和债权人共同组成生产自救小组,极力做工人的安抚工作。为缓和工人情绪,龙岗区政府利用欠薪保障基金先行垫付了工人工资,取得了代位求偿权,为重整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龙岗区政府的协调下,福昌电子恢复了水电,厂房也得以继续租赁。同时深圳中院也批准了管理人提出的“重整期间引入专业团队承担经营管理”的方案,为华为、中兴集团承诺暂时保留福昌公司一级供应商资质提供了先决条件。经过多方协调,正欲进军消费电子领域的江苏省苏州市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兴精工)最后接手了福昌电子。

 

2017年3月23日,春兴精工发布公告称,其将参与福昌电子的重整投资,投资方式为向福昌电子以合法方式投入自有资金人民币不超过2.8亿元,福昌电子将以该资金支付和清偿《深圳市福昌电子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相关费用以及福昌电子的债务,春兴精工将取得重整后并请偿完毕现有债务的福昌电子100%股权,从而取得福昌电子名下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福昌电子债权人将以法定比例受偿,不能获得清偿的债权部分,公司及重整后的福昌电子不再负有清偿义务。破产重整程序完成后,福昌电子将变更为春兴精工全资子公司。根据评估报告,以2016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福昌电子全部资产评估价值为2.19亿余元。

 

2017年4月18日,深圳中院裁定批准福昌电子重整计划。

 

二、本案审判的特点

(一)预重整制度的中国特色

预重整概念是美国创设、没有正式出现在美国破产法中但被法院认可的一个程序,它是美国重整实践中自发出现的一种重整模式。预重整是指债务人在向法院提起重整申请程序之前已经完成重整计划起草,先与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债权人就重整计划的条款进行谈判,并成功地征集到投票和通过该计划。预重整主要补破产程序时限的不足,并有非正式庭外程序的好处。预重整存在许多优势。首先,预重整节省了重整的交易费用;其次,对于那些没有意愿加入谈判中的债权人,可以不适用预重整;最后,预重整可以通过动用法院强裁来确保效率。因此,怎样在理论上理顺预重整和重整的关系以及通过怎样的形式将其引入中国破产法和破产实践仍需要更多的探讨。

 

福昌重整案则是在国内法院较早试验预重整制度的一个案例,它的中国特色在于,预重整是由法院预先指定管理人,提前进入债务企业摸查沟通,而后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即政府法院联手协调,排除重整隐性障碍这种模式下进行的。由预重整而进入重整,都具有鲜明解决中国问题的特色。

 

(二)政府的角色在预重整、重整过程中始终存在,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整个预重整、重整过程中,我们发现政府的角色始终存在并且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龙岗区政府利用欠薪保障基金先行垫付了工人工资,为重整工作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龙岗区政府的协调下,福昌电子也恢复了水电,厂房也得以继续租赁,维持了基本的运营条件。我们有理由怀疑,缺少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帮助,福昌电子预重整、重整之路能否成功走下去。在破产法领域,我们一般把由法院、政府等部门相互配合,统筹破产相关工作,解决破产工作指导、维护稳定等方面的问题的机制,叫作府院联动机制。

 

就宏观而言,在实践中,中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破产法实施中扮演以下角色。

 

其一,政府是破产法实施的推动者。不论是上一轮的政策性破产,还是这一轮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都是破产重组政策的制定者、推动者和牵引者。政府推动“僵尸企业”市场出清的许多决策是破产案件受理数量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于市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其二,政府是破产法实施的参与者。“僵尸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有企业,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出资者、监管者,这也就意味着在“僵尸企业”处置中政府是置身其中的利益参与方。在破产案件中,许多案件都是政府直接指派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身体力行地参加到处置困境企业与僵尸企业的第一线。

 

其三,政府是破产法实施的保障者。破产法实施过程中的很多工作与配套制度政策有赖于政府的支持与协调。下岗职工的安置,破产企业的税收减免,破产企业的注销,“三无企业”的破产启动,破产程序后的信用修复等,都已经超越司法的范畴,也是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联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以提供支持。

 

三、本案引发的思考

该案是“预重整”制度在国内进行的一次颇具中国特色探索的样本。它为如何在中国本土实践预重整这个外来制度,充分调动各方重整积极性,提高重整的成功概率,节约司法资源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此案还启发了我们,在预重整、重整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法院、政府的角色定位

重整制度是在法院监督下的债务调整与企业拯救机制,是中国破产法借鉴美国破产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预重整制度也来自美国,最初是作为一种公司债务重组的工具被采用,而后则成为一种法院认可其重组协议效力的简易重整程序。预重整制度结合了庭外重组和正式重整的优势,能够提前解决破产程序中的疑难问题,债务人有更大的控制自己事务的能力,从而增加了重整成功的可能性。同时,预重整解决了庭外重组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掣肘”问题,并使得重整计划获得了约束所有债权人的效力。

 

但相较于重整程序在我国破产法做了清晰规定,预重整程序则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受理法院在救治困境企业中究竟是发挥积极作用,还是守成作用?是能动司法,还是中立角色?法院是否要卷入预重整程序中的商业判断以及其职责边界如何厘定,这是一个实践中法院面临的难题。

 

而目前“府院联动”机制对地方在破产过程中依法行政,提高破产审判效能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府院联动”多是以地方政策方式出台,更多考虑地方特色和工作沟通习惯,对政府与司法的权利义务责任边界关系并没有做清晰界定,实践中也有职责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至是政府干预破产审判的同题。

 

下一步,对政府在破产审判中的角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明确完善:


第一,政府的角色定位要清晰。党的十九大已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写入党章,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在破产法实施中,政府不同的角色,对其要求是不同的。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时,应当注意破产政策与宏观政策的关系,把握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改革方面的作用;政府作为市场秩序维护者与监管者,应推动落实劳动、税收、工商等好的支持政策;政府作为破产程序中利益一方参与者时则应严格按照破产法的程序要求,与其他当事人地位是平等的,法院破产案件受理过程中应当公平对待,维护良好的竞争环境。

 

第二,政府应尊重法院的破产审判权。政府在明确自身角色地位的基础上要划清与法院之间职责关系,对于行政部门范围内的工作职责要积极主动有所为,而不是去干预司法行为。“府院联动”不应变成一方主导,而应该是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政府应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尊重法院的破产审判权。最后,政府的配套政策要跟进执行到位。目前,在破产企业的注销、税务、信用恢复、职工社保、职工再就业、企业档案等行政性事务方面,要么是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要么是规定过于烦琐,不适应当前处置“僵尸企业”的形势。政府的行政配套措施应具有可操作性,符合法治化处置“僵尸企业”要求。

 

(二)管理人的角色问题

预重整阶段提前指定管理,该管理人有专业化要求吗?该管理人是临时的,还是正式的?其权责利关系如何界定?其责任风险有多高?预重整管理人与重整管理人如何衔接?这些问题尚需明确。这些问题不解决,预重整阶段管理人的角色就始终不明晰。一方面,如果最后没有成功,按照现阶段的法律来看,破产管理人在此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是不能从破产费用中支取。另一方面,如果在此期间破产管理人滥用自己的权利,造成损失,这部分的责任又该谁来负责?破产管理人又该担负什么责任?

 

以上种种问题源于我国目前并未直接规定临时管理人制度。依照《企业破产法》第13条对管理人选任时间的规定,管理人公开选任尚需时日。可以考虑对管理人从时间维度进行细分,区分临时管理人和正式管理人,并在实际操作中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临时管理人的适格性。从高效便捷的角度考虑,临时管理人可由法院直接指定,但应注意临时管理人的范围不能突破《企业破产法》第24条关于管理人资格的规定。已经建立管理人名单的地区,可直接从名单中指定临时管理人。

 

第二,临时管理人的权责匹配性。临时管理人的工作内容具有阶段性,出于对债权人权益的保障,并不需要赋予临时管理人完全等同于正式管理人的权限。临时管理人主要针对企业的资产债务情况,实际运营情况摸底,并可就破产程序选择提供建议。有权必有责,同时还须规定若临时管理人失职造成债权人利益受损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权责明确的基础上,应当参照正式管理人的薪酬确定报酬,无论是否继续破产程序,都应当就其在过渡期间的尽职行为支付公允对价。

 

第三,临时管理人的过渡性。法院指定临时管理人不能代替选任正式管理人的程序。临时管理人也不必然当选为正式管理人。在临时管理人确定后,破产案件的难易状况才逐渐明朗,程序路径的选择才逐步确定,因此临时管理人的管理水平不一定与案件情况相匹配。在建立临时管理人制度的同时,要明确临时管理人与正式管理人之间在时间、工作内容上的衔接。临时管理人制度应当在符合破产处置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趋势下落地。

 

福昌电子重整案是在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置僵尸企业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功的标志性案件。如何借助其经验,完善我国破产法的重整制度,建构中国式预重整制度,使之成为可自主选择的程序,对于发挥破产法的救治功能,实现市场出清,意义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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