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破】陈夏红：十年思索，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护的“四十有惑”

本书是在笔者2015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答辩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

毫无疑问，博士论文是耗费我心力最多的写作。从2009年9月考入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到2015年12月通过答辩，再到今年修订出版，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读博时我还在二十多岁的末尾徜徉，等博士论文出版我已然迎来四十岁的生日。单纯从正常的时间成本和预期产出算，这本书应该是我的最高学术成果。

然而，恰恰不是这样。从2007年师从李曙光教授学习破产法开始，我断断续续研究破产法已经近15年了。按说应该越学越明白，从不懂到懂，但我却越来越觉得“四十有惑”，既有的问题还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新的问题又让我痴迷忘归了。可能是因为破产法的世界太博大精深，也可能是因为我天资愚钝后天又不肯用功，更可能是因为我常心有旁骛。总之，越学越觉得不懂。遥想当年开始筹划博士论文的蓝图时，雄心勃勃，志向远大，一心想写出千古名篇；但写来写去，心理的预期与现实中研究能力、驾驭能力，终究还是有落差，最终沦落到但求能过的境地。作为进入学术殿堂的基本训练，这一过程可谓九死一生。即便今天要付梓出版，内心依然充满三分自信、七分惶恐。有个英文词汇叫“PhD survivor”，即“博士幸存者”。如果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莫此为甚。走笔至此，我确实常常有“大难不死”的幸存之感。如果您在阅读本书过程中发现种种可能的不足与讹误，敬请赐教，多谢宽容。

破产法是集体清理债务的艺术。但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却是一个不断“债务”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的过程。在英文著作中，致谢词常常用“我亏欠某某甚多”之类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绝非矫情。这种感情之债，除了无尽的感激和继续努力之外，没有任何法定的清理手段。

能够读完博士，必须要感谢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感谢导师李曙光教授。我与李老师结缘于2001年10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当时我刚上大二，以《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学生记者身份与会。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2007年秋，我以高校教师序列研究生的身份，蒙李曙光教授接纳，荣幸地成为“曙光名门”一员。十几年来，李老师在做人、做事、做学问诸多方面，教益良多；“曙光名门”自由、宽容、多元、上进的学术氛围，足以使我视为家园，永不毕业。

感谢博士论文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各位老师对这篇论文的认可及修改建议。他们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甘培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大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王涌教授、刘继峰教授和李爱君教授。他们的肯定使我颇受鼓舞，他们的修改建议更使我感激不尽。部分建议已体现在现在这份最新的修订稿中，还有部分建议将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的培养。2011年9月，我怀着对学术的敬畏和向往，成为中欧法学院第一级的博士，在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前六年多时间里，方流芳教授、高美莲（Ninon Colneric）教授、刘飞教授、Thomas Bruha教授等历任中、欧方院长，为我的博士项目顺利进行出力甚多。

作为中欧法学院第一级博士，我们有幸获得在欧方合作院校学习一年的机会。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又有幸获得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的接纳，有机会攻读荷兰的博士学位。2011年4月，中国政法大学与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终围绕我的博士项目达成校际协议，为我在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院学习奠定法律基础。感谢为我顺利成行付出心血的各位前辈。

荷兰四年求学机会，不仅圆了我的出国梦，更重要的是通过真正的沉浸式英文阅读与学习，极大地拓宽了我的学术眼界与想象力。我对荷兰乃至欧洲社会的切身体验与近距离观察，也使我逐渐具备更为理性、中立、客观的思考习惯，而不再简单迷信任何一种体制或者价值观。另外，在这四年期间，我以荷兰为圆心在欧洲的深度旅行，正如古人所谓“读千卷书，走万里路”，也使我真正学会开眼看欧洲。更重要的是，大女儿陈斯荷也是在我旅居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期间，来到我们的身边，这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礼物。感谢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法学院对我的接纳，以及我在荷兰的前任导师Karin Luttikhuis教授近三年的培养。略感遗憾的是，随着Karin Luttikhuis教授聘期结束，我在荷兰的博士项目在后期也陷入各种变故，时至今日依旧未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不确定未来是否有机会成为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校友，但我对这所大学的感激与尊崇，一如我刚刚抵达那里。

我2015年12月在中国政法大学答辩的博士论文，是在英文初稿的基础上翻译成中文。英文初稿拉拉杂杂，写了600多页。囿于时间因素，尤其是要千方百计赶上中国政法大学最长六年的博士周期，最终只能挑选了英文初稿的部分章节翻译。在翻译过程中，硕博士同门李少华、谢琳、王玉治、罗丹、姜沅伯等在他们忙碌的工作和学习中，抽出大量时间，帮忙完成了本论文部分章节的初译。中欧法学院校友黄俊亚和他的法渊阁翻译公司，也为部分章节提供翻译服务。另外，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肖昀泽、郭珍珠协助完成部分校对任务。在这里，除声明与本论文内容有关的所有责任都由我个人承担外，向上述各位致以谢意。

本书此次修订，是在上述中文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润色而成。这次修订，与其说是修改，不如说是补充，尤其是补充了2015年之后出版的部分中英文文献。尽管在修订中费尽力气，但囿于时间和学力限制，并未能够全部消除原文中既有的材料有余、分析不足的缺憾，即便在文字表述上很多地方已经重新组织语言，但毕竟不是重写，依然有翻译体的痕迹。

本书中的部分内容，曾在修订后以论文方式，过去几年间陆续在部分期刊上发表过。在这里，特别向《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学术交流》等期刊编辑部和相关责任编辑致谢。

本书修订过程中，南京师范大学梁君老师曾协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致谢忱。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领导和同事们，十多年来对我读博大业的鼎力支持。

本书系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19CXTD07）的阶段性成果。另外，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名下的“预研基金”（项目编号：1021/20317017），也为本书出版提供了部分资助。这里得特别感谢这两份含金量十足的资助。没有这些资助，我甚至没有勇气和压力静下心来重新修订书稿，这本书的出版肯定会遥遥无期。

感谢法律出版社法商分社薛晗社长、田浩编辑等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精细编辑。

感谢我甘肃岷县和陕西咸阳的家人们支持。先父在2007年一病沉疴，驾鹤西归，多年来别梦依稀，让我真正体验到“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的遗憾。获得博士学位，于社会算不上大成就，于国家更不值得一提，但于个人而言，毕竟耕耘多年，梦想成真，敝帚自珍，也算是小小的里程碑。这也为什么很多博士论文的后记，往往最有泪点和看点。就我而言，时隔多年，喜悦渐淡，但这份感激首先应该献给家人。

感谢李海艳女士和陈看看、陈笑笑小朋友多年来的牺牲与支持。学术研究是时间高度密集型的行业，而且是个吞噬时间的无底洞，有多少时间都不够。在这个时间的零和游戏里，在学术研究上花得时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必然就会少。多年来，博士论文写作和本书修订，吞噬很多本该跟她们在一起的时间，我常常一面码字，一面感激，一面惭愧。

拉拉杂杂这么多，但还有一点应该声明：尽管这本书靠举“债”方得完成，但在付梓之际，旧“债”未清，又添新“债”——我与读者之间的“债”务。作为学术上的债务人，读者在我的债权人名单中永远居于最优先顺位。但是，与世俗之债不一样的是，从内心来讲，我也希望和读者们的这种债权债务关系永远持续下去，我们永远“债”在一起。

作品如孩子，总希望得到别人最温柔的对待。在此，提前感谢各位读者，也期待与您在前方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