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琮：国企解困和僵尸企业处置
作者：周家琮 时间：2016-10-25 阅读次数：5649 次 来自：经济观察报
三、关于债改股、改制分流和多兼并少破产
债改股曾被视作国企解困的有力手段；改制分流则是解困的重要途径之一；多兼并少破产也一度被作为解困的理想方法。今天的僵尸企业处置，还能不能重拾这些解困利器？
人们总是习惯于首先从自己的经验武库中寻找武器。最近宝钢一位领导就倡言，可重启债改股，以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这也许反映了众多深陷债务泥沼企业的心愿，但笔者窃以为药不对症。首先是两者目的不同、方向相反。债改股的目的，是通过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令企业起死回生。而处置僵尸企业，是不再盲目扶持、促使其遵循经济规律退出市场。其次是两者着眼的对象和层次不同。债改股的对象，是着眼挽救具体的企业。而处置僵尸企业，是要扭转某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亏损的整体局面，即使债改股解决了个别企业的困难，但无补于解决产能过剩的全局。正如录取率有限，给个别甚至全部考生加分，也改变不了必然有考生被淘汰的格局，反到可能滋生不公和腐败。而且债改股对国企解困的实际效果，亦值得推敲。债改股是在一定期限内、对企业债务停息挂账，以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对应的银行资产损失和处置，本可在金融系统内、或财政援手据实直接处理，也可以不搞停息挂账、制订政策鼓励银企双方直接进行国际通行的债务重组。“债改股”貌似形式周全、却周折费力、叠床架屋，效率、成本、善后皆无优势，有点脱离实际盲目学习国外。以笔者皆曾参与的切身感受，债务重组远比债改股成本低、效率高、遗留问题少。笔者曾经为某兼并对象企业的外资银行债务，和该银行谈判债务重组，谈判过程高效、协议简要、成效显著。而笔者参与的多家企业债改股，委实费时费力代价不菲、苦不堪言，还给后来的企业治理和资产处置，留下诸多后遗症。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入股企业，对企业改善治理结构并无裨益，却大大增加了减轻企业债务负担的制度成本。其对企业资产的监管，本乃债权人的法定权利，亦可通过双方协议予以进一步保证，大可不必为此专门组建债改股公司、入股和进入董事会。有些资产管理公司还被成为企业大股东，由于对实体企业完全陌生，由其操刀企业经营和资产处置的效果，不难想见。而且债改股并非普惠，只有少数企业通过审批获得资格，跑部钱进、寻租不公，亦在所难免。
最近还有专家认为国企解困改制分流的经验，也可用于僵尸企业处置，对此笔者亦不敢苟同。困难企业改制分流，其目的、对象和债改股一样，皆着眼于挽救个案企业，自然也不适合着眼全局的僵尸企业处置。当年的困难企业，主要是因为老国企的经营机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今僵尸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差距，已非企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况且改制分流中小型企业比较容易，而目前僵尸企业中有不少大型甚至特大型企业，改制分流也难实行。
多兼并少破产，自然是处置困难企业的美好愿望，也曾是国企解困的理想途径。但据国家经贸委当年介绍，企业通过兼并解困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不成功的教训却比比皆是。兼并失败案例中，有的是政府卸包袱为兼并而兼并，既无优势互补、更缺解困良策，企业被兼并后困难依旧，只不过从社会上的困难企业，变为兼并方内部的困难单位。甚至兼并方本来经营状况尚可，背上被兼并方的包袱后，自身反而陷入困境。当时的兼并，虽号称企业自主，其实多为政府“拉郎配”。包办婚姻的双方貌合神离，管理难整合、文化难融合，相互提防埋怨、内耗严重、两败俱伤，有的最后又被迫分开。更有甚者，少数被兼并企业情况复杂、环境险恶，兼并一旦触动盘根错节的内外既得利益，往往导致内讧甚至动乱。所以在国企解困已初见成效、也取得一定经验的1999年，鉴于此前的兼并败多成少，国家经贸委实事求是地明确提出，对困难企业处置今后以破产为主、不再审批兼并项目。今天处置僵尸企业，不应忘记这一段历史教训。目前提倡“多兼并、少破产”，其愿望固然良好，但僵尸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是一要遵循经济规律、二要适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破产难”的根本原因，既源于计划经济的思维、不愿面对企业有生有死的市场经济常态，也局限于改革的实际进程、当前企业规范有序破产的社会条件尚不完备。本应该借处置僵尸企业之机，转变观念、倒逼改革，切实解决“破产难”，而不是一味回避破产。而究其根源，今天僵尸企业累积成患的困难局面，正是“少破产”的一厢情愿、对破产千方百计拖延躲避的必然结果。
国企解困为度过当时的经济困难、为之后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进入快速发展的新世纪，人们忽视了国企改革的继续深化和推进，致使处置僵尸企业的难题，再度摆在我们的面前。回顾历史、面对现实，最重要的启示也许是：惟有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周期轮回，才不致在若干年后，再度“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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