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业"治理中的成本溢出陷阱及解决之策

　　摘要：我国已明确了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但是，当前对“僵尸企业”的治理进一步陷入成本溢出陷阱。在新时期，过去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已无法实现“僵尸企业”的健康治理，唯有坚持去成本溢出化的主线，才是摆脱成本溢出陷阱的良策。

　　关键词：“僵尸企业”；成本溢出陷阱；负面制度效应；治理

　　一、引言

　　我国的“僵尸企业”规模普遍较大，产能过剩普遍较重，普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关于“僵尸企业”的报告显示，钢铁、房地产、建筑装饰等企业占“僵尸企业”的比重最高，而且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地。

　　在我国当前的制度体系下，“僵尸企业”的负面成本溢出一直得不到根治，同时一些政府对“僵尸企业”的“特殊照顾”，进一步放大了负面溢出效应，也导致企业的治理进一步陷入成本溢出陷阱(我国虽已提出推进供给侧改革、实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但目前对“僵尸企业”的治理仍然未见显著成效。在新时期，化解成本溢出的陷阱，推动“僵尸企业健康治理，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僵尸企业”治理中的成本溢出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迈克尔波特曾经提出了企业的基本竞争战略，包括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集中战略三类。对成本领先战略，一般是以企业的高效运作为前提的。但是，企业内部成本会带来外部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效应纵贯企业运行的整个过程，为企业营造了一个虚拟的低成本环境。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效应，企业在低效率运行中照样可以成本领先。于是，成本的溢出效应带来了市场价格的扭曲化，这显然会冲击健康的市场运行规律，而且也会降低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由此，形成了一批“僵尸企业”。

　　对部分“僵尸企业”，哪怕是持续亏损，也会考虑以成本溢出为渠道，获取市场生存的空间，这便会进一步强化市场失灵。对政府而言，由于一些高产能过剩企业不断密集化，这些企业的破产将引发一系列负面社会效应，因此只能选择这些企业内部成本的外部嫁接，从而掩盖政府治理中的一些问题。对银行而言，当前的一些“僵尸企业”曾是它们的老客户，银行资金的良好运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企业的约束，所以银行不得不压低贷款标准而“拯救”这些企业，而这类行为无疑造成了资金配置的低效化。

　　尽管我国的市场主体!政府部门和相关监管者已清醒地认识到“僵尸企业”的成本溢出是一种负向溢出，但是依然维持着这种负向溢出，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同时，由于外部缺乏动力源支撑，因此企业等相关的利益主体也很难主动改革创新。按照这种态势，"僵尸企业的成本溢出便成为一种“稳定均衡”的状态，这就是“僵尸企业”治理中的成本溢出陷阱。

　　三、成本溢出陷阱给“僵尸企业”治理带来负面制度效应

　　企业进入成本溢出陷阱，往往会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效应来影响市场，企业自身则愈来愈成为“僵尸企业”，这显然是给这些企业的治理带来较大障碍。

　　成本溢出陷阱，可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扭曲原有的制度体系。

　　（一）正式制度的扭曲

　　正式制度的扭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制度扭曲

　　我国可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但是在土地制度方面，不管是土地征收、有偿使用还是用途管制，都不可避免地方便政府部门以农地的“非农化”获取土地增值带来的红利。在当前的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政府往往采用脱离市场配置的行政审批制度，而矿产开发带来的生态成本却移至社会。

　　2、劳动者权益制度的扭曲

　　一是劳动者的福利损失带来的成本，尤其是进城农民工很难像城镇职工一样获得各种社会基本的福利。二是就业薪酬福利损失带来的成本，劳动者时常面临着长期加班、劳动环境不优、劳动保护缺失等境况，由此引起实际薪酬的折损。

　　3、消费者权益制度的扭曲

　　政府对“僵尸企业”的“偏爱”从另一面也导致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力，而当前工商、监管、卫生等部门分头监管的制度也难免引起成本溢出的治理难度提高，从而加大了消费者权益受损的风险。

　　4、环境保护与治理制度的扭曲

　　事实上，如果将由企业成本溢出带来的污染治理成本由企业自身承担，那么很多企业将面临经营转盈为亏的局面，更别说是已亏损的“僵尸企业”。由于政府监管不力、对“僵尸企业”的“保护”，大量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便转移至社会。

　　（二）非正式制度的扭曲

　　非正式制度即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下所形成的治理文化与软约束规则。非正式制度的扭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专项资金的软约束规则

　　政府专项资金的配置存在着行政级别的层次性，专项资金的获取与政府行政级别的高低存在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2、资源要素获取的软约束规则

　　对土地等资源要素，划拨和特许本身就已经导致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本发生扭曲，这就为企业寻租行为的滋生开辟了制度上的空间。

　　3、“僵尸企业”在破产清算时发生的软约束规则

　　当前，政府对一些“僵尸企业”采用补贴进行保护，于是企业的财务状况将发生改变。同时，破产企业的职工安置也由政府“埋单”。这些软约束性的制度扭曲都是成本溢出效应陷阱下的产物，对“僵尸企业”的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制度障碍。

　　4、领导的责任“掩盖”带来的成本外部溢出

　　政府领导和企业领导在公共责任追究方面往往都存在较多的软信息进行掩盖，这便产生了一些道德上的风险，刺激了公共责任的投机行为。

　　5、“僵尸企业”在再生救助的过程中带来的预算软约束

　　不论扶持救助、兼并重组，还是预算投入，都属于一种非制度性的软约束。

　　四、有效化解成本溢出陷阱推动“僵尸企业”健康治理

　　“僵尸企业”通过成本的溢出效应以获取外部的生存空间，但是这种成本溢出将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价格扭曲，形成成本溢出陷阱，从而给这些企业乃至社会造成均衡稳定发展的制度障碍。由此可见，在当前我国供给侧改革战略下，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三去一降一补”重要任务，引导“僵尸企业”积极转变经营理念，推动企业去产能化、去成本溢出化、去政府杠杆化，从而促进“僵尸企业”的健康治理。

　　（一）积极稳妥处理“僵尸企业”的破产

　　部分国有“僵尸企业”在土地划拨、技术改造、领导任命等环节出现了较强的外部性，导致政府不得不为企业破产引起的职工安置、偿还债务等责任来“埋单”。有些“僵尸企业”管理落后，管理层对有关法律了解不足，无法通过正常的破产途径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我国破产程序中有着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固化了企业的成本外部化陷阱，导致“僵尸企业”难以实现出清，破坏了原有的市场经济秩序。

　　面对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规模较大的“僵尸企业”必须依靠破产来实现自我保护。当前，在处理“僵尸企业”等破产企业时，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降低“僵尸企业”内部的外部性成本

　　不能片面地满足下岗职工的要求，而必须提高财政资金的运作效率，减少财政资金的低效支出。

　　2、采取差别化资金扶持的策略

　　对“僵尸企业”因企施策，采取差别化资金扶持的策略。

　　3、淘汰无法提供有效供给的企业

　　坚持市场化的破产机制，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策略在处置“僵尸企业”中的作用。

　　（二）不断弱化政府在项目经济中的作用

　　政府项目经济在引导企业做大做强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促进了亏损企业的"凤凰涅槃#，提高了我国整体的需求质量。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成熟，政府仍需借助于项目经济以促进产业发展，通过提高质量需求的整体性来适应需求的改变(例如，纺织等传统产业经历了项目经济的繁荣到整体行业的亏损。当前该产业的产能过剩，要求弱化政府部门的项目经济作用，减少大规模的政府救助，不断激发传统产业的发展生机。当前的经济形势，要求不断弱化政府的项目杠杆作用，发挥市场的作用，切实实现企业成本的去外部化，降低企业沦为“僵尸”的概率。

　　（三）持续扭转政府政绩考核中的唯GDP观

　　当前，许多政府部门的官员仍然较看重 GDP，唯GDP观一直较突出(由于政绩考核中GDP比重偏高，导致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发生固化的成本外部性陷阱。这是由于政府过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扭转这种唯GDP的政绩考核观、削减GDP在政府考核中的地位，对提高政府的"经济质量观#!有效推进“僵尸企业”治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政绩考核应摒弃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指标，更多地转向经济发展的治理，提高各地区在土地、资源、资金、人力等方面的利用效率，打破成本外部性束缚，从整体上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四）持续硬化预算软约束

　　实施预算软约束，其本质原因便是企业存在的政策性负担。一旦企业承担政府性职能，该企业的经营成本将持续增大，容易产生政策性亏损现象，进而产生了预算软约束。

　　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判断企业是由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亏损，还是由于经营不善造成的亏损，加上企业可能存在道德风险行为，导致了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层出不穷。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门专门出台了剥离企业政策性负担的文件，保障国企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

　　预算软约束有助于企业不断举债发展，不仅有利于扩大企业的规模，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预算软约束降低了利益市场的环境压力，为企业外延式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并未将企业做优做强，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要深入推进剥离政策性负担的落实，持续硬化各类预算软约束，降低外部性成本导致的企业运营成本扭曲，为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五）积极推进配套政策制度改革

　　为了保障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地方政府往往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政策制度，实现企业的低环境压力和快速发展。但是，以往的这种政策制度环境往往令我国的生态建设付出较高代价。尤其在当前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形势下，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因此政府应加快推进政策制度的改革创新，不断消除成本的负向溢出效应。应切实有效地推进"僵尸企业”去产能化、去成本溢出化、去政府杠杆化，在配套政策制度改革方面，应涵盖经济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如财政转移支付、企业破产清算、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通过不断优化政策制度环境，加快推动“僵尸企业”去产能、去成本溢出，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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