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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务中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之辨析

作者: 时间:2018-07-30 阅读次数:35 次 来自:审判研究公众号

观点摘要

  关于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制度,众多疑难问题有待统一裁判尺度。1 . 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应限定为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决策机构的成员,将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的法理基础丰富为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及信义义务理论;2 . 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致使公司无法清算,损害债权人利益;3 . 上述构成要件应由债权人先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再由法院进一步就真伪不明的待证事实分配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在《民法总则》第70条中,规定了法人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清算义务及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的民事责任。该条规定系我国法律中首次明确提出清算义务人的概念。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中提及了清算义务人的民事责任,但并未将该主体定义为清算义务人。下文将对司法实务中涉及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的主体范围、法理基础、构成要件及举证责任分配逐一论述,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界定

  《民法总则》第70条第二款将法人的清算义务人规定为“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决策机构的成员”,《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将公司的清算义务人规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根据法律适用原则,《民法总则》为基本法,又为新法,应优先适用。然而,《民法总则》第70条第二款的后半段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留出了适用路径。但是,上述两法规定不一致,导致了法律适用的困境,下文将论述两法关于清算义务人主体规定的冲突及其解决

  2012年9月18日,最高法院发布了第9号指导性案例,即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某、王某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9号指导案例),该案指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得以“未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为由,免除清算义务”,[1]这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的规定,该规定中区分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主体范围,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明确为其股东。

  对公司不具有控制力的股东(以下简称小股东)来说,他们不掌控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也不具备清算的条件,故要求他们在没有及时对公司进行清算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失公允。[2]从道德风险角度而言,小股东一般都是外部人,在控制股东等内部人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之下,小股东也是受害人。如苛责小股东承担公司无法清算的连带清偿责任,不仅会动摇公司法的基石之一——有限责任制度,更可能产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故意造成公司主要财产、文件、账册灭失致无法清算,基于连带清偿责任制度,将公司债务风险转嫁给小股东,甚至是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权获取非法利益的情形,[3]这种道德风险的存在明显违背了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制度的设立初衷。而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则不包含小股东。

  这种区别规定,究其根源,为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较强,而股份有限公司偏重“资合性”,更强调股东对公司的管理和支配性影响。

  但在2013年公司法修订后,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之间,除了股东人数上限不同外,在公司运营与治理层面的差异日趋缩小。《民法总则》将两者的清算义务人主体范围进行统一规定,明确为“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决策机构的成员”。该规定在法人主体概念上,没有采用“法人股东”,而是着眼“法人执行机构或决策机构成员”,体现了强化董事、理事等法人决策者或是执行者责任体系的立法导向;在法人治理结构上,清算,即“依法成立清算组织依据职权处理法人全部财产的活动”,[4]也属于执行机构或决策机构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仅适时回应了现代法人治理由“出资人中心主义”向“董事理事中心主义”的转变,践行了法人控制权与清算义务归于同一主体的权责一致原则,更是保护了法人债权人及出资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笔者认为,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应限定在“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决策机构的成员”对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不再加以区分。同时,笔者建议在《公司法》中对清算义务人进行明确规定,再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以消除与《民法总则》规定的不一致,形成从民事基本法到商事特别法及具体法律解释的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立法体系。

 

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之定性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此为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该责任的法理基础对其主体范围、构成要件及司法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均有决定性影响,而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的定性存在不少分歧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裁判尺度的差异

  部分观点认为,清算义务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侵害债权人利益,应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理论;[5]部分观点认为,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直接导致公司财产减少,从而间接侵害债权人利益,应适用侵权责任理论。[6]笔者认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除了上述两种观点,还可引入信义义务理论来定性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这既有利于维护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亦符合基本的法理逻辑,可以更好平衡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股东之间的权责统一。

一、公司人格否认理论

  公司人格否认理论源自于英美法系中的衡平法,是在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情形下,为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特定事实,否认公司独立人格,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公司人格否认理论被引进我国法律制度体系已有十余年,现行《公司法》第20条中规定了该制度,但未明确具体适用标准。本文就最高法院发布的两个案件中有关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理论作为法理基础的观点展开论述。

  9号指导案例中,明确其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公司人格否认条款)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作为判决依据,但未就该案被告股东的连带清偿责任的定性理论依据进行阐明。

  在(2016)最高法民再37号,上海丰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扬州市机电设备总公司企业借贷纠纷申请再审(以下简称丰瑞再审案)一案中,最高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明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适用的法理基础为法人人格否定理论与侵害债权理论。[8]

  两个案例相隔4年,最高法院针对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的理论有所发展,但本质依然是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值得关注的是,最高法院在丰瑞再审案中增加了侵害债权理论作为法理基础

  笔者认为,最高法院之所以在审判实务中不断丰富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是因为若仅仅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在具体案件论证时仍值得商榷。首先,适用该理论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滥用法人独立地位、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过错,但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通常表现为不作为,当对小股东仅仅存在怠于履行义务的不作为行为而没有其他侵害行为时,是否即可认定其主观上存在过错?其次,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针对具体法律关系中股东行为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时设计的,而公司解散后未及时清算目前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一概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对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定性,则有扩大公司人格否认理论适用范围、加重清算义务人责任之嫌;[9]再次,若众多公司债权人都适用该制度要求公司股东对其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实际上与突破了公司独立人格的破产清算程序无异,是对整个法人制度的严重背离。综上,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的法理基础应当在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

二、信义义务理论

  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的法理基础可以理解为公司法上的信义义务。信义义务是源自于英美法系信托法中受托人对委托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是指当事人之间基于信义关系产生的义务。[10]公司法上的信义义务最初源自对董事的要求,随着公司治理与法律的发展,其义务主体已扩展至董事、监事、经理等公司管理层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11]《公司法》第148条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信义义务,第20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了股东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信义义务。由违反信义义务而产生的民事责任主要是指信义义务的主体违反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而给公司造成损失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有学者认为,从信义义务理论角度分析,清算义务人应该符合两项特征:一是对公司负诚信义务,二是对公司具有法律上的控制权。[12]具体而言,清算义务人的信义义务根源于其对公司的控制力而并非出资,其因掌控公司的主要财物、账册等而负有依法组织清算,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义务。[13]从该角度而言,股东若仅为出资者而未控制公司,则不应成为清算义务人;而股东、董事甚至实际控制人控制了公司,则应当成为清算义务人。这一标准契合了《民法总则》第70条中对清算义务人主体范围的规定。

  综上,笔者认为,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的法理基础应在法人人格否定理论上,引入信义义务理论,这样不仅为清算义务人主体范围界定提供了更坚实的法理基础,也对该责任的构成要件、适用规则及免责事由等的进一步厘析奠定了基础。

 

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之构成要件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笔者检索了最高法院、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及广东等省高院及中院的相关判例20余例,[14]将各地司法实践中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归纳如下:

  (1)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2)公司主要财产、文件、账册灭失致无法清算;(3)公司债权人利益受损;(4)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债权人利益受损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5](5)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主要财产、文件、账册灭失致无法清算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6](6)清算义务人主观上存在不作为的过错。[17]下文就较为关键的第(5)(6)项构成要件进行论述。

一、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主要财产、文件、账册灭失致无法清算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最高法院的9号指导案例,认定“拓恒公司的三名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拓恒公司的财产、账册灭失之间具有因果联系”,进而判决该三名股东对拓恒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8]2013年最高法院也发文明确该因果关系为连带清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如股东能够证明公司主要财产、文件、账册灭失导致公司无法清算系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所致,与其行为无关时,该股东可不承担对公司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19]

  这一论述通过对该构成要件的定性为对公司无控制力的股东提供了某种保护。由上述最高法院从指导案例到文章观点的论述可见,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主要财产、文件、账册灭失致无法清算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成立连带清偿责任的关键构成要件,也是司法实践应牢牢把握的审理重点

  与最高法院秉持相同观点,江苏高院在(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107号再审案件中,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导致公司财产损失,驳回了债权人要求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20]无独有偶,福建高院在(2016)闽民终365号二审案件中也明确将此因果关联作为股东连带清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而且进一步将该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清算义务人。[21]

  通过上述案例与观点的展示,笔者认为,该因果关系作为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应是确定无疑的,这也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二款的立法本意相符,同时也为公司小股东提供了免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合法路径。[22]值得关注的是,该构成要件中还有一个次级要件,即公司应达到“无法清算”的程度,如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仅是未在法定的十五日期限内组成清算组开始清算,公司仍具备清算条件的,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一款的规定,清算义务人仅在公司财产减少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而不是连带清偿责任。[23]

二、清算义务人主观上存在不作为的过错

 最高法院在丰瑞再审案中,将清算义务人主观上存在不作为的过错作为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从上汽公司在2000年对上汽扬州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中已尽其所能清偿上汽扬州公司的责任资产的角度,论证上汽公司作为清算义务人主观上没有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过错,进而佐证上汽公司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笔者认为,最高法院提出这一主观构成要件,可能是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同时将信义义务理论作为清算义务人的连带清偿责任的法理基础。根据信义义务理论,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是违反了其对法人及出资人的信义义务,违反该义务而对法人或债权人等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可归为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损害、因果关系与过错(部分观点还增加违法性为要件),过错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评价,分为故意和过失。在商事交易日益发达的现代,法官在认定当事人过错时,实际上更多是在进行价值的判断与利益的权衡。[24]

  这是最高法院在丰富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制度中,所做的一次由客观要件推及主观要件的实践,从这个角度而言,该构成要件也符合“督促清算义务人依法组织清算,规范法人退出机制,保护债权人的应有利益”[25]的制度设计初衷,这可以说是最高法院在审判实务中为实现立法者本意、平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责的积极探索。

 

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的举证责任分配

  实务中,根据一般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制度,应先由债权人就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而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其后,如存在真伪不明的待证事实,再由法院就此分配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债权人应初步举证证明:(1)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2)公司主要财产、文件、账册灭失致无法清算;(3)前两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4)债权人利益受损;(5)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债权人利益受损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下文就较为复杂的第(2)(3)项的举证责任分配进行探讨。

一、主要财产、文件、账册灭失致无法清算的举证责任分配

  当债权人无法直接证明“无法清算”这一事实时,法院应如何进行事实认定,或者如何进一步分配举证责任?

  最高法院认为,“无法清算”是指由于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及时启动清算程序进行清算的义务,以及怠于履行妥善保管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义务,导致公司清算所必须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而无法清算,如公司清算义务人、主要责任人员下落不明,或公司重要会计账簿、交易文件等灭失,无法查明公司资产负债情况等。[26]债权人作为外部人,对法人情况的掌握,特别是公司财产、账册的去向的举证在实务中相对不易,且最高法院明确,启动清算程序不是要求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27]那么,在债权人无法通过举证直接证明债务人“无法清算”时,就需要法院进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分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凡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就权利妨碍法律要件、权利消灭法律要件或者权利限制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审判实践中,在出现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根据这种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对真伪不明的待证事实进行归类,确定对该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并据此判决由其承担不利后果。

  债务人“无法清算”这一待证事实属于真实的消极事实当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应由清算义务人举证证明债务人可以清算如提供债务人的财物、账册等如清算义务人举证不利则法院可认定债务人“无法清算”。在债权人起诉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案件中,直接通过举证责任分配来完成对债务人“无法清算”这一事实的认定,既可以减少当事人讼累,避免了启动清算程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同时也可促使清算义务人积极保管公司财物、账册以便在诉讼中进行举证,避免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二、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主要财产、文件、账册灭失致无法清算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

  讨论该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前,笔者先介绍实务中对该构成要件的认定逻辑。

  在笔者检索的裁判文书中,大多数法院对该因果关系的认定采取的是简单推定方式,即主要只要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及公司主要财产、文件、账册灭失致无法清算这两个要件已经得到证实,就推定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高法院的9号指导案例中即运用了该逻辑,福建高院、广东高院、北京一中院等法院均持相同观点。[28]

  法院的这一裁判逻辑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将产生直接影响。此时清算义务人若要排除自身责任,就需要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债务人无法清算并非由其怠于履行义务造成,比如,债务人无法清算的情况在债务人解散事由发生前已经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实务界普遍认为,清算义务人仅仅举证债务人在解散事由发生前已存在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中止执行的案件,并不能达到证明该因果关系不存在的效果,一是因为个别执行案件的覆盖面有限,仅凭上述情况不足以完全排除被告公司财产隐逸他处的可能,[29]二是因为即使债务人在发生解散事由时实际上已资不抵债,但清算义务人未能提供债务人发生解散事由时的资产负债表等财务账册予以证明,故不能免除其清算义务,清算义务人必须履行清算义务后方能获得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有鉴于此,完成这种证明责任对于清算义务人是比较困难的。

  总结上述裁判逻辑,实务中,大多数法院倾向于直接认定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与公司主要财产、文件、账册灭失致无法清算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免除了债权人对该要件的举证责任。北京一中院曾在判决书中论述:“作为正常注册的公司,均应具备清算条件,实业公司存在怠于清算情形,且生效裁定已确认科技公司无法进行清算,故可认定实业公司怠于清算与科技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投资公司就此无需进一步举证”。[30]这样对债务人股东施加更多的约束,促使其及时履行作为清算义务人的责任,以合法获得有限责任的保护,无疑也是立法者的初衷。

  然而,在近几年的实务中,有法院开始在案件中对该因果关系的认定采取不同的方式

  例如,宁波市中院认为,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公司账册在就已经不属于两被告保管,且公司主要财产在此之前已由法院统一处置并分配给债权人,所以两被告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公司无法清算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两被告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1]武汉市中院以债权人未举证证明股东怠于履行义务并导致无法清算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理由之一,驳回了债权人要求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32]

  此类案件中,相关法院不再直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而是将该要件的举证责任明确分配给债权人即原告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对清算义务人在否认该要件成立时的举证责任要求。其实,最高法院曾发表过类似观点,即如果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小股东不掌握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没有能力决定清算程序的启动,那么若其能证明其已及时向公司提出了依法清算申请,或者能够证明公司无法清算系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所致,与其行为无关的,则该股东无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3]

  尽管上述观点多为个案,但笔者认为,该观点可引发我们对现行清算义务人连带清偿责任的法律规定的思考。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尚未修订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参考最高法院的观点借助区分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举证责任来初步完善实务中对现行法律规定的适用。这样,对公司小股东,在其仍负有清算义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向公司申请清算、向法院申请公司强制清算或者事前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公司财产、账册等的控制人及清算义务人等,来履行义务并确保自身得到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以尽可能达到公司内部治理与外部纠纷之间、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实体公正。

 

结语

  公司法律制度是通过对公司、股东、债权人、公司管理者等不同冲突权利主体之间的有关权利义务进行配置,确立行为准则、法律后果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律制度的设立,其意图已由最高法院阐明:“清算义务人在对借解散逃废债务(后果是承担上述清算义务人民事责任)和依法清算了解公司债务(享受有限责任庇护)进行利益权衡的基础上自行作出对其有利的抉择”,“旨在强化清算义务人依法清算的法律责任,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法人退出机制。”[34]

  在通过法律制度“倒逼”公司股东、董事等清算义务人积极履行义务,保护债权人利益,让法人合法平稳退出市场的同时,立法者还应更注重该制度中各方的利益平衡,引入信义义务理论对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连带清偿责任的性质等进行深入完善,最高法院也可适时出台指导案例对该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进一步明确,以期对该制度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进行类型化和层次化的界定,实现权责平衡,降低制度实施中的社会成本,取得双赢。[35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2]227号),指导案例9号: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某、王某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2012年9月18日发布。

[2]虽然《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7条赋予公司股东向法院提起强制清算申请的权利,但该权利亦同时赋予债权人,债权人可以通过该规定直接救济自身权利。

[3]前引[1]。

[4]张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

[5]彭晓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待遇履行清算义务的法律后果与责任性质”,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4期。

[6]参见高永周:“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理逻辑”,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陈旭:“怠于清算股东清偿责任之诉中消极事实主张的查明”,载《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20期。

[7]王军:《中国公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1-53页。

[8]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7号上海丰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扬州市机电设备总公司企业借贷纠纷申诉、申请一案,2016年12月14日发布。

[9]李晴池:“公司清算义务人民事责任辨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号”,载《北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1辑,第 52-73页。

[10]Willian Allen:“公司法和公司治理初论:当代中国公司法中新增勤勉信义义务的前景和问题展望”,黄婕、许世夺译,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3期。

[11]刘凯:“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及违信责任”,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12]李建伟:“公司清算义务人基本问题研究”,载《北方法学》2010年第2期。

[13]前引[10],WillianAllen文,黄婕、许世夺译。

[14]网址: http://wenshu.court.gov.cn/,检索日期:2018年3月21日。

[15]参见:褚红军:《公司诉讼原理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316页。

[16]参见高民尚:“公司主要财产、账册等灭失无法清算时清算义务人连带责任的认定”,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6月5日;参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商终字第943号,张能秀与顾海冬、胡浩杰等清算责任纠纷一案,2015年12月7日发布。

[17]前引[5],彭晓辉文。

[18]前引[1],指导案例第9号。

[19]前引[16],高民尚文。

[20]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审二审申字第107号南通市崇川兴强织布厂与赵雪琴、赵雪萍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一案,2014年10月27日发布。

[2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民终365号厦门鹭升物流有限公司与何进宝、高蓉娟清算责任纠纷一案,2016年12月18日发布。

[22]参见冯果:《公司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248页。

[23]前引[16],高民尚文。

[24]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64页。

[25]宋晓明、张勇健、刘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1期。

[26]前引[16],高民尚文。

[27]前引[1];前引[16],高民尚文。

[28]参见前引[1]、[21];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申3079号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合泰亨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一案,2017年11月28日发布;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2997号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清算责任纠纷一案,2015年8月26日发布。

[29]陈旭:“怠于清算股东清偿责任之诉中消极事实主张的查明”,载《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20期。

[30]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2997号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清算责任纠纷一案,2015年8月26日发布。

[31]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商终字第943号张能秀与顾海冬、胡浩杰等清算责任纠纷一案,2015年12月7日发布。

[32](2017)鄂01民终634号武汉市宏伟纸箱包装有限公司、武汉市汉阳区正阳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2017年5月13日发布。

[33]前引[16],高民尚文。

[34]前引[25],宋晓明、张勇健、刘敏文。

[35]梁上上:“论公司正义”,载《现代法学》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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