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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转破:化解“僵尸案件”保障供给侧改革

作者: 时间:2018-07-31 阅读次数:34 次 来自:人民政协报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做出郑重承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从那时起,解决执行难的号角就正式吹响。而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机制(简称“执转破”)是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的重要武器,更是司法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完成的强劲动力。当前,京津冀地区执转破工作进展如何,取得哪些实效,还存在哪些问题?执转破工作需要注意什么?近日,由北京市破产法学会主办、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协办的“京津冀法院破产审判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执转破机制建设是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之一。

  执转破,化解执行积案效果显著

  有关“执转破”的规则形成于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7年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相关问题。可以说,执转破是法院遵循司法规律、有效化解执行领域“僵尸案件”的需要,也是法院服务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随着化解过剩产能、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基本解决执行难等重点工作的深入推进,北京法院的破产审判工作迎来了发展机遇期。北京市高院民二庭庭长薛强表示,“2017年北京市法院共受理(审查)破产与公司强制清算案件510件,审结368件,收结案数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北京理工中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北京华都肉鸡公司破产重整案、北京国光高科电子有限公司执转破案等一批重大案件得到稳妥处理。”

  2016年9月,北京一中院成立北京法院首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清算与破产案件专业审判庭,对原由北京市各中级法院受理的公司强制清算、破产案件进行集中管辖。据北京一中院副院长马立娜介绍,为健全“执转破”工作机制,助力“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该院及时制定《执转破案件操作指引》,编写《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规范》,针对敏感涉众特殊案件,搭建院庭两级会商平台,实现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序衔接。一年多来,共收到全国及北京法院移送执行案件42件,涉及执行案件800余件。其中北京首例执转破案件进入破产程序后可吸收和消解110件执行案件,有效发挥破产程序对执行案件的归集和概括清偿作用。今年全国法院“执转破”工作推进会,对该案化解执行积案的效果予以充分肯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鲁曼也谈到了一个类似案例,该院正在审理的环球巨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系北京市法院受理的首例大规模涉众投融资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仅此一个案件即化解执行案件697件,不但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案件找到了出口,也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实现全体债权人的债权。同时,这一案件涉及北京、河北两地的破产案件衔接问题,对于京津冀三地合作、构建破产审判联动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执转破难,难在哪里?

  执转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执转破在实践中还面临不少困境。

  依《指导意见》第2条规定,执转破应经过被执行人或至少一个申请执行人书面明确表示同意。然而,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被执行人对企业破产的观念依然没有转变。很少有人愿意主动申请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这是执转破的难点之一。

  “破产债务人踪迹难寻,对破产事务漠不关心;财产情况不理想,甚至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优势债权人对破产程序有抵触心理;信息系统不联通等四个方面是当前执转破的重点和难点。”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庭法官助理常方圆如是说。

  北京一中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庭长郑伟华对于执转破难感触更深,他表示,“从制度机制层面来说,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足,有关破产法实施的社会配套法律与制度尚未建立完善,特别是有关企业退市的社会保障和职工权益保障尚不健全,破产审判除了要处理债权债务,还要解决社会问题、外部化的问题。”而从实践层面来看,郑伟华认为,既难在需要不同法院、不同部门在思想认识、办案思路、工作方式等方面达成普遍共识,也难在执转破案件比普通破产案件涉及的问题更复杂、更集中、处理难度更大,这既包括在破产程序中会衍生出更多利益主体的矛盾,也包括不规范执行行为直接影响破产程序的推进。

  破产审判可借执转破建立长效机制

  据郑伟华介绍,以往,由于市场监管部门逐年分批下放工商登记管辖权限,当事人主动申请、符合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条件的破产案件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法院也没能借机建立破产审判的长效机制,而执转破恰恰能够为破产审判培养队伍、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案件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长王富博介绍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破产审判职能作用凸现、案件量激增。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最后一年,执转破案件数量也在猛增。今年4月26日,最高法院在深圳召开了全国法院执转破工作推进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执转破规律的通知,随通知一并下发了两批近期需要重点关注和推动进入破产程序的执行案件清单,加起来执行有50多万件,其中涉及破产案件数量有2万多件,这只是近期推动的两批。随着执转破案件的全面推开,由执行转来的破产案件会大大增加。

  案件的增多对破产审判工作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可“把握当前有利的发展机遇,克服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推动建立常态化、法制化的破产审判机制。”王富博说。

  关于执转破应当注意的问题,郑伟华提出,“从实践层面来说,首先要与执行法院进行深入细致的前期沟通。”北京一中院的做法是,根据执行法院的需求,破产法官把《执转破案件情况说明表》设计成填空勾选模式,尽量不增加执行部门工作量的情况下,安排资深法官助理负责随时解答执行法院的问题。

  王富博有着相似观点,“要建立执行与破产信息共享机制,保证破产法官能够利用执行点对点查控系统。因为执行和破产有共性,有很多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去做。”王富博举例说,比如财产查封问题,现在执行法院已经建立了网络,有了现成资源,整合一下破产法官,利用点对点系统,就可以解决财产查找困难问题,他希望能将执行破产信息共享机制建立起来。

  郑伟华还希望能从顶层设计层面解决制约执转破工作的问题,包括为建立破产费用保障基金提供依据,对执转破案件绩效考核进行适度倾斜,尽快解决执转破案件特殊法律问题分歧等。

  在可否依职权启动执转破程序的问题上,实务界与理论界多数人持肯定观点。认为执转破的启动依申请为主、职权为辅为最优之选。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艳丽也是这个观点,“在执行不能的情况下,就要形成一个独立的司法环节,就是执转破独立价值工作。作为法院来说,遇到执行不能的就必须实行执转破。只有把商事审判的四个环节很好地衔接起来才能完善。关于执转破的启动模式,建议建立一个申请、执行的混合机制。”

  王富博认为做好执转破工作,就要“按照市场化专业要求,改革完善管理人制度,破产程序能否依法高效推进,管理人的工作至关重要”。当前要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要求改革完善管理人制度,首先各地应尽快修订管理人名册,及时清理不合格的管理人,增补新的适格管理人,改善管理人的专业构成,提升专业管理人素质;要通过多元化方式筹集资金,建立破产费用保障基金,完善管理人职业保障体系。

  “我们要建立一种常态化机制,加强这方面交流、协作通过常态化制度机制建立,进一步推动司法实务方面的交流,共同推进清算与破产审判事业发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吴在存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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