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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民法总则》视角下破产法的革新

作者: 时间:2018-10-08 阅读次数:116 次 来自:中国民商法律网

一、不同立法体例下民法典对破产规则的规定

民法典的立法体例有民商分立、民商合一两种模式,这两种民法典立法体例对破产规则的规定特点不同,数量或多或少,但均保持了对破产规则的谦抑性。

(一)民商分立下民法典对破产规则的规定

在采用民商分立体例的国家中破产法或为独立成法,或为商法的一部分,因而研究民商分立体例中民法典对破产规则的规定,也需兼顾商法典,方能了解全面。在民商分立下民法典较商法典对破产规则的规定更具有普遍性和原则性,对具体规则着墨不多。

(二)民商合一下民法典对破产规则的规定

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中,民法典需对破产的规范承担更重的责任,既要有原则性规则,又要有具体规则。民商合一的国家,包括我国的《民法总则》,大多规定得较为原则,并未插手过于细致的破产事务,但却为破产法搭建了相关概念和理论的法律基础。

虽然破产规则独立于民法典之外,但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重要的支柱,它对破产规则的影响不仅在于法律概念、法律原则,还在于法律体统的一脉相承。因此,破产规则应当积极革新其规则体系,回应《民法总则》,与民法保持内在的逻辑联系。

二、《民法总则》对破产法的挑战

(一)民事主体的多元化与破产法适用对象的单一性

民事主体三分法及其法人概念和体系的变化将随着《民法总则》的实施逐步影响到《企业破产法》的司法实践。其中最重要的挑战是《民法总则》多元化民事主体分类对破产法适用对象单一性的挑战。

1.自然人破产规则之立法缺位。从各国破产法立法来看,个人破产法是破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标志。现阶段,我国鼓励国民进行消费,中国人长期信奉的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已被打破,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使得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债务问题,因此个人破产制度对拯救财务状况恶化的个人或家庭十分必要。

2.法人破产规则之适用不全面。《民法总则》规定了法人均有破产能力,但《企业破产法》却只适用于企业法人。现有的破产法律制度不适应法人主体类型的发展,导致不同类型法人对破产规则的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这些法人无法有序地退出市场,给经济社会的发展留下诸多难题。

3.非法人组织破产规则之破产能力规定不完善。《民法总则》将之前有规定而未作归类的合伙企业划为非法人组织。但《企业破产法》并未明确规定合伙企业和其他类型的非法人组织可以适用企业破产规则以及在适用中该如何变通。非法人组织不具有独立的人格,缺少独立的民事责任承担能力,那么其破产能力该如何界定,破产能力是否应向自然人延伸,这些都值得思考。

(二)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体系的革新与破产欺诈行为制度的守旧

《民法总则》在第6章中将“民事法律行为”内涵进行扩充和整合,其效力体系的革新,直接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破产撤销行为和无效行为。

1.《民法总则》中可撤销行为与破产可撤销行为:《民法总则》中的可撤销行为围绕的中心是民事法律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是否准确、真实,而破产可撤销行为主要是偏颇性清偿等破产欺诈行为,其行为相对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不存在瑕疵,是双方合意的行为。基于《民法总则》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企业破产法》对可撤销行为的表述应与《民法总则》中对可撤销行为的表述衔接,强化破产欺诈行为特征的认定。

2.《民法总则》中无效行为与破产无效行为:《民法总则》规定的无效行为的范围较《企业破产法》第33条规定的无效行为的范围大,并且《企业破产法》第33条无效行为的规定与《民法总则》中无效行为的判断标准是契合的。但问题是破产法是否能扩大无效行为判断的视角,而不仅仅聚焦在保护债权人利益这个层面。扩大破产无效行为的范围一方面有利于与民事无效行为衔接,另一方面有利于破产法内在逻辑的更新,适应多变的交易环境。

三、《民法总则》视角下破产法的嬗变

面对《民法总则》对民事主体分类和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调整以及其对现有破产规则的挑战,应重新理顺破产法律体系,积极对《民法总则》作出回应,对我国的破产法进行完善。

(一)制定个人破产法

《企业破产法》只规定了对“企业”适用,而一般自然人、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破产问题并未涉及,与《民法总则》规定的民事主体类别并不契合。我国应当加快制定个人破产法,这不仅是完善破产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是现代破产法规制的宗旨和目标。

(二)加快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破产立法

非营利法人同样可能因投资和经营遭遇债务问题,利用破产规则解决债务危机,对非营利法人同样应该适用。而特别法人在市场经济中也是民事主体,应与营利法人一样具有破产能力,但它的经济组织成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股东,在破产实施过程中需要予以特别规定。

1.构建非营利法人破产法律制度。非营利法人不同于营利法人,应只适用破产清算制度,而不需要重整制度。规定理事会为清算义务人,在注销法人登记前,理事会作为清算组,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和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完成清算工作。或是债权人向法院申请非营利法人破产,在法院的监督和指导下,理事会完成债权债务的清算,其中要重点清算基于人身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

2.构建特别法人破产法律制度。就机关法人而言,应规定只有乡、镇以及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方具有破产能力,而它们的职能部门,如人民法院、检察院、税务、公安等部门应具有破产能力。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言,应将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并视为一个债务人,而居委会则可以直接依照破产法被申请清算偿债。就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而言,目前尚无法律可以理顺清楚合作组织法人中的成员与股东权利义务的分别,在破产重整中,该如何通过调整成员权利来获得债权人的让步,有待民事基础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三)破产欺诈行为与《民法总则》民事法律行为体系相衔接

破产撤销权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偏颇性清偿等破产欺诈行为,而《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可撤销行为认定标准是以民事主体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为核心建立的。因此,应当扩大破产撤销权的范围,不应将目光仅仅聚焦在因为偏颇性清偿而导致债权人无法获得公平清偿这个单一目标上,应将民事可撤销行为理论引入到破产法可撤销行为理论之中。

破产无效行为的判断标准与民事无效行为的判断标准一致,只是民事无效行为的具体含义在破产语境下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既然判断标准相同,那么应扩大破产无效行为的认定范围,与《民法总则》中的民事无效行为的内在逻辑保持一致。借助民法无效行为理论,扩大破产无效行为的范围及其溯及力,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有利于管理人及时对民事无效行为做出判断,提请破产法院对其进行确认,提高破产案件的处理效率,有利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

四、结语

《民法总则》相较于《民法通则》做了诸多调整,这些调整使破产法面临一定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破产法需要时刻自省,革新其制度,使破产法保持与《民法总则》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化解因法律之间不契合带来的冲突,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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