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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质押论——权利质押与权利的让与担保

作者: 时间:2019-04-17 阅读次数:188 次 来自:新浪博客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债务的履行,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转让给债权人。当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给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或取得该财产的权利。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是让与担保权的设定人,债权人是让与担保权的权利人。实务中,依担保财产是否是将真实物权转移至债权人,可分为权利转移型让与担保和权利未转移型让与担保。

  对于财产未转移型让与担保,杨立新称之为后让与担保。依最高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该让与担保的债权人并不享有担保财产的优先受偿权,也不能直接主张财产归属于自己而消灭债务人的债务(即以物抵债),即实际没有物权的担保作用。依最高法院的案例和通说,后让与担保虽然不具有物权担保的效力,但其作为当事人之间合意的合同,如无其他合同无效的情形,一般应认定合同有效。因本文是比较让与担保与权利质权,而后让与担保只是当事人之间的一个合同安排,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故本文以下讨论的让与担保不包括后让与担保,而均是指财产转移型的让与担保。

  对于财产转移型让与担保,最高法院民二庭法官会议就股权的让与担保认为,债权人对让与担保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即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最高法院的主流观点是认可让与担保的效力,本文的案例二即是对让与担保的认可。该观点,从法理上来说,对于其他的财产转移型让与担保应同样适用。

  上述观点进一步认为,让与担保之所以享有优先受偿权,是参照最相类似的担保物权的规定。而最高法院的指导案例111号(建行广州荔湾支行诉蓝粤能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案)直接将让与担保认定为质押(详见本文所附案例一),从功能和形式上来说,让与担保与质押最为相似,两者都是将财产的权利价值转移为债权人控制,如果是动产,财产的占有权都转移至债权人,目的都是为了担保债权人的债权优先受偿,只是实现的路径和原理上有所差别。笔者认为,让与担保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可考虑从法定抵销的角度予以解释。债权人名下有担保人移转的财产,债权人可将该财产处分变现,变现的财产价值先清偿对债权人的债务,剩余的返还财产所有人,而债权人取得该财产和获取相应的清偿价值,其并未向担保人支付相应的对价,对担保人及债务人负有返还对价的义务,以及债务人对债权人存在债务,双方的债权债务均为金钱,因此,可抵销。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上述抵销权成立的合理性,对于损害破产债务人利益的不等价交易,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民事撤销权,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也规定了破产撤销权。对于不等价交易被撤销后的后果,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管理人的请求撤销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以明显不合理价格进行的交易的,买卖双方应当依法返还从对方获取的财产或者价款。  因撤销该交易,对于债务人应返还受让人已支付价款所产生的债务,受让人请求作为共益债务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推定为恶意的受让人,其不等价的交易,在债务人破产的极端情况下,法律尚且保障其支付的对价的优先受偿权(为一般优先受偿权,非对特定物的优先受偿权),即受让人因该恶意交易使交易被撤销后产生的债权为共益债权而优先受偿,举重以明轻,让与担保的财产,其他债权人和债务人对该财产均无信赖利益,担保债权人也无恶意,处置其名下的财产并向债务人和担保人返还处置财产时,债权人扣留下应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清偿的债务,既不损害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对债务人也是公平的,故,债权受偿后将多余的部分返还担保人,于债权人,具有天然合理的自助性质,于担保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于第三人无预期利益和信赖利益的任何损害,应予保护。

通过上述对转移型让与担保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让与担保与质押担保的区别:

1、质押担保是法定的典型担保物权,而让与担保是非典型担保物权。让与担保之所以能发挥担保功能,并非其是法律规定的担保物权,而是通过所有权+合同的方式实现,债权人通过合同+所有权转移取得所有权,然后按照合同约定处置让与担保物而实现自己的债权,多余的则返还担保人,从而间接实现债权的优先受偿权。

2、两者从概念上来说,都是转移担保人的财产于债权人,但质押是通过对他人的财产或财产权利的交换价值的控制而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权,让与担保是通过对他人财产或财产权利转为债权人所有而直接控制并实现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

3、对于动产质押担保和交付型权利凭证质押担保,其与让与担保一样,都要将动产或权利凭证交付于债权人,只是一个交付是形式上转移所有权,通过自己的物来担保自己的债权,一个交付是不转移所有权的质权,仍然是他人的物权担保自己的债权。对于登记型转移财产权利的质押和让与担保,一个是登记权利质押,一个是登记所有权转移即过户,相应来说,除了涉及社团性的财产权利(如股权),其让与担保的过户要比质押担保的质权登记复杂得多,其他的手续则基本大同小异。对于债权保护来说,让与担保的权利保护应该效力更高,因为担保仍然是他人的财产对自己的债权担保,涉及对他人财产的处分,需要他人的同意和授权或依法强制(动产质押例外),而让与担保是对自己名下的财产的处分,除非担保人证明处分存在恶意,只要自己依法处分就可以。

4、让与担保因为涉及交易过户,因此,可能会产生交易的税费,而且过户可能需要两次,一次是让与担保的过户,一次是赎回返还担保人的过户,当担保的财产权利大幅增值时,交易的成本可能是很沉重的,而质押,因尚未涉及财产权利的转移,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5、让与担保,因担保财产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对外表彰的是债权人的责任财产,对债权人来说,原则上不会因担保人的债务而被法院保全,增加了担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对担保人来说,则增加了因债权人的对外债务而使自己用于担保的财产被债权人的债务被保全和被执行的风险,而且,执行中,还存在让与担保人是否能够以让与担保对执行提出异议的问题。

6、尽管有上述分析,在一定的意义上,财产权利的让与担保与财产权利的质押,对于债权人来说,两者实际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保障债权人在财产权利的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而不是在于获取担保人的担保财产,两者的实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最高法院的111号指导案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转移财产权利的让与担保认定为质押,这一处理方式是很有启发的。

案例一:建行广州荔湾支行诉蓝粤能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案 (指导案例111号)

  基本案情: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与蓝粤能源公司签订《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及《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等相关附件,约定该行向蓝粤能源公司提供不超过5.5亿元的贸易融资额度,包括开立等值额度的远期信用证。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申请开立8592万元的远期信用证。为开立信用证,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出具了《信托收据》,并签订了《保证金质押合同》。《信托收据》确认自收据出具之日起,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即取得上述信用证项下所涉单据和货物的所有权,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为委托人和受益人,蓝粤能源公司为信托货物的受托人。信用证开立后,蓝粤能源公司进口若干吨煤炭。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承兑了信用证,并向蓝粤能源公司放款,用于蓝粤能源公司偿还建行首尔分行的信用证垫款。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履行开证和付款义务后,取得了包括本案所涉提单在内的全套单据。蓝粤能源公司因经营状况恶化而未能付款赎单,故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仍持有提单及相关单据。提单项下的煤炭因其他纠纷被其他法院查封。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清偿信用证垫款本金及利息;确认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对信用证项下的煤炭享有所有权,并对处置该财产所得款项优先清偿上述信用证项下债务。

最高法院认为,提单具有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的双重属性,但并不意味着谁持有提单谁就当然对提单项下货物享有所有权。对于提单持有人而言,其能否取得物权以及取得何种类型的物权,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履行了开证及付款义务并取得信用证项下的提单,但是由于当事人之间没有移转货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故不能认为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取得提单即取得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虽然《信托收据》约定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取得货物的所有权,并委托蓝粤能源公司处置提单项下的货物,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该约定因构成让与担保而不能发生物权效力。然而,让与担保的约定虽不能发生物权效力,但该约定仍具有合同效力,且《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约定蓝粤能源公司违约时,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有权处分信用证项下单据及货物,因此根据合同整体解释以及信用证交易的特点,表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通过提单的流转而设立提单质押。本案符合权利质押设立所须具备的书面质押合同和物权公示两项要件,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作为提单持有人,享有提单权利质权。建行广州荔湾支行的提单权利质权如果与其他债权人对提单项下货物所可能享有的留置权、动产质权等权利产生冲突的,可在执行分配程序中依法予以解决。

案例二(最高法院支持让与担保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例,并且该观点为最高法院民二庭法官会议的观点)、厦门元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林瑛民间借贷纠纷案【(2017)最高法民再210号】

最高院认为:在元华资产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记名的股东为洪仲海和林翠妍,其中洪仲海持有公司90%的股权,林翠妍持有公司10%的股权,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泛华公司和林翠妍向洪仲海借款8000万元用于成立元华资产公司和元华投资公司并用该笔资金购买商业地产,为保障洪仲海出借款项本金及利息的安全,三方商定将元华资产公司和元华投资公司90%的股权暂由洪仲海代持,若泛华公司和林翠妍未按时支付本金及利息,洪仲海有权处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由此可见,元华资产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出资,系泛华公司和林翠妍向洪仲海借贷而来,洪仲海之所以能够登记成为元华资产公司持股90%的股东,是泛华公司和林翠妍将该部分股权作为借款担保手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担保洪仲海出借资金本息的债权实现,洪仲海的真实法律地位,是泛华公司和林翠妍的债权人。依法应当认定泛华公司、林翠妍与洪仲海之间的借款关系以及股权让与担保关系合法有效,在案涉《债权债务确认书》签署之时,洪仲海通过让与担保的方式获得元华资产公司90%的股权,其目的在于保证自身的借款安全。

案例三(后让与担保不具有物权效力,但认可其让与担保的合意:毛来华与林福汉、刘宣求执行异议之诉案((2016)最高法民再113号)

最高法院再审认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买卖店面的约定本身是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刘宣求与林福汉签订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以案涉店面担保刘宣求本金为8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利率为日3‰的债务的履行,当事人间达成一致的真实意思即隐匿行为是将案涉店面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本院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本身作为伪装行为无效,而借款担保作为隐藏行为,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肯定其在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效力。

案例三的题外话:以买断担保物方式约定的让与担保,之前大多裁判是参照流押认定合同无效,本案的以虚假通谋认定合同无效更为妥当,同时,在认定虚假通谋无效的同时,认定虚假通谋所隐藏的当事人的真意有效,该裁判思路对于完成物权转移的让与担保亦应成立,而不能简单地认为让与担保过户的基础是让与担保合同,当让与担保合同中买断的约定无效,相应的建立在让与担保合同基础上的物权取得也无效,而应认定物权取得有效,但其中买断的约定无效而应回复让与担保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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